实现能源安全的战略思考

笔者以为，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国家安全中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定等因素客观上也影响着国家的能源政策，包括对国内能源技术领域的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及国际能源合作、区域经济合作等相关方面。实现二者的良性发展并发挥二者积极的相互促进作用需要确定的方向应为：以经济、环境、政治协调发展为目标，不断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大力促进能源技术革新，持续开拓国际能源供应渠道，着力建设持续稳定、绿色发展、科技先行的能源发展新格局。

从具体的能源结构调整角度看，在可利用能源现状及科技发展现实基础上，笔者认为现有能源结构的调整方向为大力降低煤炭等高污染能源的使用、稳定石油所占能源比例、大力开发引进天然气能源、审慎利用核能、逐渐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需要肯定的是，确定我国未来的能源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中国资源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在充分利用国际能源市场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进一步确保能源安全和节能降耗，同时重视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10]。

从工业革命初期直至今日，煤炭为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煤炭是工业革命得以迅猛发展的最重要的能源基础。但在煤炭使用的二百余年间，全球各地均发生了因大量燃煤导致的严重环境问题，更有甚者引发了重大环境事件，致使重大人员伤亡。当人类世界步入21世纪，发达国家逐渐缩小煤炭的使用总量并提升其他低污染能源的使用比例，法国2014年的核电发电量甚至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6.93％。[11]在降低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等目标指引下，2005年度，我国的煤炭使用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4％，2016年度，我国的煤炭产量较之上一年度下降了7.9％，创下了1981年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最大年度降幅，煤炭消费增长为-1.6％，增长率低于十年来平均水平，2016年度的煤炭使用占能源消耗总量的62％。煤炭产量与消费量都在持续下降，且产能降低明显低于使用量，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已经从煤炭供应端发力，努力降低煤炭的使用总量。但目前为止，煤炭资源仍是我国能源消费中的主要燃料，所以必须持续科学地加大力度降低煤炭的使用总量。

石油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在可预见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能源基础的角色。能源政治“包含着两层安全与利益关切，一层指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另一层指向人类整体安全和共同利益，两者之间相互交错，共同发展”[12]。从《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度我国的能源消费增长仅为2.7％，低于10年来的平均水平，但对外依存度上升至68％，为历史最高值。所以在降低煤炭使用比例的同时，确保石油资源的稳定供应任务将持续艰巨，尤其从近期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背景来看，美国基于国际政治因素考量将联合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展开较长时间的围堵和打击，由国际政治压力向国际能源压力的传导可能性日益提高。基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来自国际社会的打压和限制势必会出现并将维持一定的期限，除我国正在面临的来自美国及其“盟友”或关系密切国家的联合经贸压力和科技限制外，日本、东南亚及印度等周边国家同样会因为地缘政治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战略利益考虑而对中国国力的持续提升有所防备，我们面临的石油供应压力绝不仅仅来自石油输出国及相关组织。因此，在新的国际能源形势下，中国必须要拓宽全球化视野，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13]，在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及以美国为首的主要政治、经济体的关系对稳定我国的国际石油供应、运输、贸易等意义重大。所以，从战略角度出发，我国的石油供应应为基于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的多元石油供应政策，其中，也应包含我国在科技提升前提下对国内海洋石油和致密油的勘探开发。

在化石能源中，相较于煤炭和石油，天然气具有较高的燃烧值、相对热值，且其硫、粉尘含量极少，具有高热效率和低污染等优势。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世界可提取的天然气储量约为850万亿立方米，其中约383万亿立方米是以非传统形式存在的，如页岩气、致密砂气、泥淖气、煤层气等。[14]与此同时，世界常规天然气的探明储量约为187万亿立方米。如果以2008年—2009年的世界天然气消费量，即2.94万亿～3.01万亿立方米作为参考值，那么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可供使用约60年，而可提取的天然气可供使用283年。[15]2016年，全球天然气消费相较于前一年度增加了1.5％，为630亿立方米，大大低于2.3％的十年平均值，甚至出现了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市场疲软表现，进而导致了天然气价格的下跌。(www.xing528.com)

基于天然气自身具有的能源优势和我国因大量燃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以及因科技发展带来的不断提升的天然气产能，笔者以为在能源结构主要组成部分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及未来可能发现的其他具有清洁高效特质的新能源转变的过程中，天然气能源应起到能源结构的支柱作用。回到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本身，亟须大力实现的目标即为逐步用天然气资源占能源总量的比例代替煤炭资源的比例，即便不能做到完全替代，也应将煤炭的使用比例降到最低。

相较于传统化石能源，核能虽具有二氧化碳、硫化物、粉尘等污染物排放量极小的优势，但核能本身仍具有较大的“安全威胁”，这一威胁主要来自核泄漏以及核废料处理不当带来的辐射威胁。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中，大量具有放射性的水流入太平洋，对海洋生物造成了辐射污染并进而对使用海产品的人类产生危害。目前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针对如何调整核能在能源总量中的比例问题都经历了较大的反复和变化，这为我国的核能战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2016年，全球核能产量增长了1.3％，增加了930万吨油当量。中国增长了24.5％，全球核能生产净增长全部源于中国。中国核能原油增量（960万吨油当量）比2004年以来任何国家的年增量都高。其原因除了包括核能本身所具有的高效能和低污染特性，笔者以为更得益于我国较为稳定的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在科技发展水平不足以降低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成本以及煤炭资源使用比例亟待降低的前提下，在能源结构的框架内提升天然气和核能等资源的占比具有重要的阶段性意义，所以我国的核能政策应为在维持外部环境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持核能安全政策、制度和措施，科学合理地制定和调节核电站总数标准，积极推进更为安全的核能利用技术、稳步提升核能开发总量，与天然气能源形成协同互补的阶段性支柱能源主体。

从环境和生态保护角度出发，努力提升能效高、污染物排放低甚至零污染的能源比重永远是能源战略的前进方向。同时，实际的战略和全局考量又需要有高屋建瓴的视域和统筹全局的谋划，并且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当今中国发展的重要议题。所以，回到能源安全战略思考本身，除了需要思考并维持当前能源类型前提下的能源稳定外，必须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进行大量的人财物力投入，不仅需要对国内人才的培养和科技进步进行投入，更需要制定和调整政策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际先进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合作。无论从不断降低太阳能、风能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成本还是通过技术突破探寻符合生态环保和经济要求的新能源考虑，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和顶尖科技人员才是现在和未来能源世界最稀缺的和值得付出大量资源的“核心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