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变动模式评价及期待

纯粹意思主义忽视了作为财产权的股权的对世性。财产权的对世性要求，财产权的设置和变动规则须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而不允许当事人意定，否则将会造成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混乱。譬如，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股权自合同成立时移转给受让人，另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股权自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时移转给受让人。试问在纯粹意思主义下，股权何时发生变动？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是否有效？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公司法》第32条中关于股东资格（股权变动）的法律规范，是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这一点，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14条、第23条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和动产物权变动的规范，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出结论：显然，法律对于财产权变动的规范应当是强制性的。因此，在《公司法》第32条第3款没有授权当事人意定变动股东资格（转让股权）的情况下，不宜超出文义解释，将上述规范任意化。这是纯粹意思主义说的致命弱点。此外，纯粹意思主义将公司完全排除在外，也极易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因此并非良策。

综合说对法官素质提出了过高的要求。综合说要求法官结合全案证据，权衡当事人双方各自占有的股东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运用自由心证作出“谁更像股东”的判断。该说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属“衡平”式审判，基于我国司法现状，意欲实现衡平审判，并不容易。修正意思主义中“公司认可”的认定规则不清，易陷入“公司认可”综合说的困局。修正意思主义者认为，公司形成认可的意思表示，既可以明示为之也可以默示为之。前者如公司向股权受让人发出通知明示表示认可，后者如向股权受让人颁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变更股东名册、通知参加股东会议、分发股利等。但这种方案是存在巨大缺陷的。例如，实践中不乏如下情形，公司向名义股东颁发出资证明书，但是仅通知实际出资人出席股东会议、仅向实际出资人分发股利。此时，股东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分离，判断谁是公司认可的股东，不免要陷入综合说的困境。对债权形式主义说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认为公司对当事人股权转让干涉过度，损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自由。[28]物权形式主义说是我国股权变动模式的理性选择，本文将在后文详细论证。

本文认为，股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并非是纯粹的理论之争，更是社会各界对一个清晰、明确的股权变动模式的期待。只要规则是明确的，大多理论上水火不容的互相批评，可以通过改变交易方案的方式来规避。例如，批判形式主义说的学者认为，形式主义将股权变动效力的发生与否系于公司意志，将极大破坏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甚至严重威胁受让人的利益，[29]该批判成立的前提是，受让人付款在先而股权转让在后，若股权转让规则明确采形式主义，即股东名册变更或工商登记变更具有变动股权的生效效力，那么当事人自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待到股东名册变更或工商登记变更后，支付股权转让款，以此来保护自身权益。(www.xing528.com)

事实上，只要规则是明确的，交易风险自由当事人通过合同来分配，不会对所谓的合同自由造成限制；反之，如果规则是不明确的，那么这种交易风险就是由法律本身引发的，当事人也无法通过合同对这种风险进行配置，这才是对合同自由真正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