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性重组代理成本分析

在救助性重组制度中，由于委托代理链条较长，委托代理关系复杂，相应的代理成本就会增加：

第一，作为委托人的民众与作为代理人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让一些经营失败的银行直接退出市场而非动用公众资金进行救助性重组可能更符合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存款保险制度能够保护他们基本存款的前提下，社会公众可能偏好对经营失败的商业银行进行破产清算。但是政府作为代理人通常为“稳定偏好者”，尤其是地方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考量，更不愿意发生银行倒闭这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事件。所以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政府更容易从维护政局稳定和政绩的角度放松救助的条件和标准。[38]

第二，由于监管机构在救助性重组工作中拥有明显的信息优势，中央政府容易被监管机构“俘获”，即便监管机构在救助性重组中出现错误，中央政府也有可能对其表示认可和忠实。在我国，银保监会、央行和财政部均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央政府被俘获的可能性更大。(www.xing528.com)

第三，在监管机构内部，即银保监会、央行、财政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部激励冲突。监管机构在实施救助性重组的过程中会比较破产风险的传递速度与道德风险的生成速度，但是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偏好”存在很大的区别。银保监会作为商业银行的日常监管部门更侧重于防止破产风险的传递，因为一旦破产风险快速传染会使社会公众和中央政府对银保监会前期监管工作的质量产生怀疑；而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作为公共资金救助的来源更多地偏重于道德风险的防范，因为在救助性重组过程中央行和财政部极易因为动用公共资金救助私人投机行而遭到纳税人的指责。因此在处理同一个问题时，三个代理人很有可能根据各自的“偏好”行事，彼此的监管行为是相互冲突的，由此增加了代理成本。此外，一旦救助性重组措施在结果上被证明是错误的，三个代理人之间会互相推诿责任，此时代理成本也将大大增加。

第四，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商业银行中有大量国有产权的存在，极易导致监管机构的预算软约束问题。[39]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看，这将从整体上导致监管成本不受预算约束，从而导致监管失灵和道德风险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