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付功能：创造占有外观信赖

尽管公示原则无法实现，但仍然存在交易与诉讼的必要，因此仍然具有确定所有权归属的必要性。[49]过于强调公示原则进入一个误区：推理不应以权利为起点，而应以事实为起点。正如诉讼中的占有权利推定规则所提示的：它的起点是占有事实，终点是所有权归属。[50]因此，我们不应考虑如何将所有权归属与变动表现为一种事实，而应考虑如何通过事实推断所有权归属。换言之，“公示”这种表述可能存在根本性的方向错误。

占有权利推定提供了一种思路，但它只能为占有人所援引，对交易相对人没有意义。[51]然而在交易相对人的眼中，占有外观可以提供信赖。这是公信原则的一部分。[52]在动产所有权让与中，公信原则体现为善意取得。善意的含义是“不知处分人无处分权”，但由于受让人无法自证善意，由此证明责任由主张恶意的一方承担。[53]这种证明责任分配结构的基础在于公示的难以实现：因为所有权（处分权）无法被表彰于外，所以善意无法绝对地被证明，因此只能从反面证明受让人知悉出让人没有所有权（处分权）。因此在善意取得中，并非是因善意而取得，而是因为非善意而排除取得，因为完全的善意既无法证明，又无法实现。[54]此种状态不仅存在于无权处分的情况下，更存在于所有的交易中：受让人总是无法明悉所有权的归属，总是处于一种近似善意的状态，因此必须尽可能地获取对出让人享有所有权的信赖，否则便有可能构成恶意。

占有便在此处发挥作用，它是初始性的信赖出让人享有所有权的基础。但是，这并非是所有权的表彰于外，而是占有提供的“自外向内”的信赖。此外，由于这种信赖并非建立在有效的公示的基础上，因此称之为公信也并不妥当。[55]更重要的是，在交易中可以通过交付为受让人创造信赖基础，并打破当前占有秩序下的形成的信赖。如此，既可以避免出卖人有效地出卖受让人之物，又可以为受让人再次出让提供基础。这是交付所独有的效力。(www.xing528.com)

在这种观点下，交付的效力被还原为了对抗效力：交付可以通过改变占有秩序，产生新的占有信赖，从而消灭原来的第三人的善意。[56]反言之，假如不进行交付，所有权仍然可以在当事人之间移转，只不过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是交付具有的一种共性的功能：在意思主义模式下，它就是所谓交付对抗主义的内容；在形式主义模式下，排除第三人善意的同样也是交付，而不是“非经交付，不生效力”的规定。

综上，交付不会因为它的公示功能被否定而丧失意义，恰恰相反，将它的功能还原为对抗效力更能体现出理论的原始样态。由于交付自然地具备对抗效力，因此它本身与所有权移转无关，是否将其规定为要件也不会对所有权移转产生任何影响。这进一步证明了，交付的要件地位只不过是立法附加上去的。然而它的基础——公示原则——已被否定，又与真正发生作用的交付对抗效力不存在任何关联，它几乎丧失了外部证成的论据。总之，交付要件主义的外部证成与内部证成一样，都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