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所谓“礼法”，在荀子那里是“礼”与“法”（刑）的统合，荀子认为“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礼法的关系表现为荀子提出的“隆礼重法”思想：“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因此，荀子法哲学呈现为融合儒家（礼）、法家（法）的“综合法学”特征[6]，其所表达的“礼法正义”指向“礼之义”和“法之义”两个面向。不过统而言之，其涉及的乃是礼法规范（尤其是制度性规范）与正义观念的关系问题。
“礼之义”，即正义是制度规范进行建制、变革损益的价值基础。在此，荀子意在揭示的是“义→礼”的关系：正义观念为制度规范奠基，制度规范是正义观念的落实与践行。荀子说：“君子……行义以礼，然后义也。”（《荀子·大略》）又谓：“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荀子·礼论》）“礼者，谨于吉凶不相厌者也，……当是时也，其义止，谁得行之？其义行，谁得止之？”（《荀子·礼论》）于此观之，“义”乃是“礼”的价值原则，礼的建构要符合正义观念；正义观念的实质落实需要礼的贯彻来充实，也就是说正义也是通过礼法规范而实现出来。(www.xing528.com)
“法之义”，涉及“义”与“法”的关系，荀子的正义观念同样指向了作为制度规范的“法”。荀子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加义乎法则度量，……是所谓义立而王也。”（《荀子·王霸》）荀子主张要“举义法”，“法”应该以“义”为指导原则。荀子认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荀子·君道》），他主张礼法制度规范必须以“义”作为奠基：“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荀子·君道》）因此，荀子既强调“法”的存在重要性，也强调法的正义性：“好法而行，士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荀子·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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