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概念的演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

历史维度给我们展现的是政治传统和文化基因。在政治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从未有任何一个时期形成过像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凌驾于国家政权的政教格局，即便在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教是否是宗教存在争议）、唐朝崇道、萧衍信佛、元朝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等宗教繁荣的历史时期，也没有出现过宗教权力高于或平行于国家权力的情况，况且所谓的宗教权力（特权）也是国家权力赋予的。可见，国家权力一直主导、控制甚至决定着中国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兴衰。依据这样的历史传统，研究者们认为当代中国的政教关系是一种“政主教从”或“政教主从”的关系类型。[18]

文化基因相对于历史传统更为复杂。宗教概念本身是一个舶来词。对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来讲，存在一个适应性和解释力的问题。西方宗教学中的基础概念、范畴及词汇预设了“潜在二元论”。隐含着国家与教会、此岸与彼岸、抵制与超越等对立关系。这些概念对解释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社会宗教现象颇为受用，但对于研究和解释中国宗教信仰传统和信仰现象来讲，就颇有工具不趁手的感觉。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历史传统共同作用下，一般认为，中国宗教概念的外延仅指五大宗教。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也将民间信仰看作具有“宗教性”的信仰。[19]不论是五大宗教还是民间信仰，将其归入中国宗教范畴的核心考量正是在根本属性上的同一性。那么，中国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同一性是什么就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核心要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属于神传文化，在五大宗教传入或创立之前的时代以及追溯到当代民间信仰原始形态的时期，起源于神话传说和神话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早已存在。神传文化与信仰密不可分，文化既然是神传递给人们的，那么人们要获取文化就必须仰望上天，以敬天信天为本，以符合天道的德性为尊，把天与人和谐共生作为总的信条，[20]这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信仰传统。这是一种根性的信仰。所谓根性信仰，指的是此种信仰具有底线或是最基础性质，在之上能够衍生出或嫁接出信仰的不同形态。这种根性表现为观天道以应人道，“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21]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标准便是天道与人道的对应，这既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民信仰的根。[22](www.xing528.com)

那么根性信仰与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仰又是什么关系呢？受到社会学研究者二十多年对中国民间信仰田野式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的启发，[23]笔者认为，在基本信众之中，不论是五大宗教还是民间信仰都是由根性信仰嫁接或衍生而形成的（在少数信众中这样的结论同样具有解释力，区别在于由于知识和理性的更多加入而使关系更为复杂）。实用或曰功利或曰世俗是信仰的一个重要诉求，一方面祭祀拜神、斋戒修行、尊教守规、诛恶举善在普通信众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付出与回报的实用理性。另一方面，信教群众也希望借助一种实用模式与根性信仰中的神圣世界相沟通。此外，现代性所产生的人的孤独感也促使个体在宗教组织中寻找温暖和认同。然而，根性信仰缺乏能够承载表达上述实用性目的的具体形式、组织和教义。这种缺失就被传入的五大宗教和不同的民间信仰所弥补。这就是中国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实用性目的并不是信仰的内涵，只是信仰实践的内在动力，所以不能因为实用目的而否定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神圣性，但是这种神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比附天人合一的根性信仰而在信教群众中获得信仰根据的。因此，通过实用性目的衍生或嫁接的信仰，无法改变或者替换已经是普通信众文化基因的根性信仰，四大外来宗教传入之初的中国化诠释以及道教教义和民间信仰与天人合一观念内在融合就是颇有证明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