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经济模型的供需理论及其对中国宗教的应用

将信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宗教生产、供给宗教产品，信众需求、消费宗教产品，双方由此形成互动性的供需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有一大批宗教社会学家就主张用“宗教经济模型”来研究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谓“宗教经济”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宗教子系统跟世俗（或商业）经济子系统完全类似：两者都包括有价值的产品的供求互动。宗教经济的构成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信徒（需求）市场，寻求服务于这个市场的一些组织（供应者）以及不同的组织所提供的宗教教义和实践（产品）。”[13]可见，“宗教经济”的成立必须建立在两个彼此互动的基础之上：现有的和潜在的信众对宗教产品需求的期待性，宗教组织提供宗教教义和进行宗教实践以满足需求的可能性。而“宗教经济模式”就是供给与需求二元互动关系模型。在形成总体“宗教经济”研究框架之后，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二元主导权的激烈争论，并由此产生了“供方模式”和“需方模式”两种观点。“供方模式”认为，现代宗教组织丧失了对大众的吸引力的原因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给方面。宗教需求本身是稳定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总量上发生很大的变化，宗教的变化主要来自供给方面，供给是宗教发展的动力，由供给产生的多元化和竞争对宗教有正面效应。[14]“需方模式”强调信众理性选择的重要性，认为单纯地关注宗教产品的供给，把供给作为发展动力，将信众看作消极、被动的接受者，不符合实际情况，会忽视信众宗教产品需求的动机以及需求对宗教所产生的影响，而动机和影响正是“需方模式”认为的动力源。[15]可见，不论供方模式还是需方模式都缺少对供需关系复杂性的全面关照。通过两种理论，我们很难从整体上把握信众与宗教之间的供需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换言之，这两种理论对互动性的解释都不充分。如果寄希望于“宗教经济模型”能够对世界范围内的宗教现象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话，那么就必须进一步对供需关系复杂性进行全面且细致的考察。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劳伦斯·R.伊纳科内（Laurence R.Iannaccone）就以供需关系为基础但又不囿于供需二元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复杂互动性的理解。这种理解颇具有启发性。他主张理解互动关系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信众选择宗教产品时总是力图将选择带来的风险控制在理性能够接受的最低范围内，而信众在风险控制中常常能力不足，这就需要宗教类的或属于信仰类的其他社会组织对不同信众间信仰关系进行整合，通过制度形式来消解信众对风险的担忧。这时，宗教的整合功能正好满足这种需求，为个体信众产生的一个个信仰风险提供了总体的社会归属。另一方面，宗教整合个体信众的信仰常常是通过制度形式实现的，但同时必须要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在国家法律和市场规律的双重制约下，宗教需求实现的途径要么依赖制度宗教，要么通过社会成员互动。由此构成了由国家、宗教、信众、社会等多个变量参与的复杂的互动关系。[16]供需关系的复杂性正是源于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任何对供需关系的描述，都离不开对国家、宗教、社会、信众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在不同社会当中，这种复杂关系会有不同的表现，供需关系的复杂性相应地也会有所不同。(www.xing528.com)

那么，“宗教经济模型”对中国宗教问题是否适用？供需关系能不能解释中国宗教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现当代的整体状况？同样的，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进一步考察在中国宗教存在和变迁过程中，国家、宗教、社会和信众之间构成的复杂互动关系。总体上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这种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上既存在共性也有很大的不同。共性表现在同样存在巨大的信众需求，宗教产品由多个宗教提供，信众有选择不同宗教产品的自由，各宗教为满足信众需求需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优化供给渠道等。笔者认为，这些共性是成立“宗教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宗教经济模型”中关于供给与需求、市场竞争与法律规制等基本理论和中国宗教的实际能够大体对应起来，这就为将“宗教经济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工具运用于中国宗教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然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体现在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上。复杂性存在差异使得“宗教经济模型”理论的主要解释维度、基础概念的内涵以及各概念之间的关系需要发生变化。在中国，这种变化就要着眼于中国宗教的基本属性、历史演变和时代特征。当代中国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宗教活动以及宗教与社会、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共同形成了一个中国化的复杂的宗教信仰和事务体系。以历史传统、文化基因、意识形态、政教关系、民众需求为基础考量因素来理解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才符合中国国情。除此之外，中国宗教同样面临现代性和世俗化的影响，其在内部结构、信仰方式、教众关系等方面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和变化，这就使当代中国宗教也具有了一定的世界共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