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描述的语义学分析

我们业已阐明，系统的自我描述代表系统反思的最高形式，我们可以进一步结合黑格尔阐释其特征。首先，黑格尔笔下的“感性的自我确定性”和系统的“运作/沟通”相对应。系统的“运作”只能根据“系统/环境”的区分标示出“什么（was）”属于系统，以及“什么（was）”不属于系统，在这一阶段，系统仅是对当下呈现于它的对象（直观）予以标示，其针对的是那个纯粹的客观的世界，社会系统通过“系统/环境”这一区分把这一世界进行划分——“要么是系统的，要么是环境的”。但是，系统在运作的层面上不能回答“什么是系统的”这一问题。在这一前提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运作形式“观察”，“（观察）这个概念不是被动的——如同人们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所坚信的一般——而是将‘认识与行动’也一并包含在内。”[51]通过“区分的再进入”，系统得以掌握观察这种运作方式，其在其自身内部复制了“系统/环境”这一差异——产生了“知觉”和“知性”。在这一阶段，系统产生了作为“系统”的自觉，通过我们业已阐述的“自我观察”——“自我/异己指涉”，系统可以维系运作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通过结构——“符码化”和“纲要化”以及“过程”来实现。如果我们类比黑格尔在论述“知性”时采用的“规则”的概念，那么，“符码化”和“纲要化”就成了处理系统内运作衔接性的结构，“透过符码化和纲要化的分化，系统获得了‘同时作为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来运作’这样的可能性”[52]，同时也能够提供系统区别于环境的方式；而“过程”则是以往运作的“历史”维度——这一部分毫无疑问，是系统自身运作的产物。问题在于，“符码”和“纲要”又是从何而来呢？卢曼给出的答案是，作为系统运作的“结构”，“符码”和“纲要”仍是系统自身建构的产物，因此对于符码和纲要的观察，本身就是系统的自我观察的一种形式。

如果结合胡塞尔的“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的理论，那么“自我描述”则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行为”。而卢曼本人也将“自我描述”定义为“理论”[53]——也即，经济系统的自我描述就是“经济理论”、政治系统的自我描述就是“政治理论”、法律系统的自我描述就是“法理论”。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理论”和“学说”的相似性，应当认为，“语义学”对应的是“自我描述”，而不是“自我描述”的产物“Semantik”。(www.xing528.com)

卢曼理论中的“语义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语义学”。这就需要回过头来阐释一下“意义”的含义。在卢曼看来，社会系统必须建立起一种形式，来限制自我指涉过程中的恣意性。一般来说，在功能性系统中，这种恣意性的限制是依靠“意义（Sinn）”来进行的，所谓“意义”指的是标示何种可能性被实现或不被实现的元素[54]——“意义”代指了“可能性/现实性”这种区分。如果在这一框架下，也即意义的面向上安排“何人于何时可以期待何事”（时间、社会、事实三个维度），以创造一种稳定的选择模式，那么“语意”就出现了。正如前引文所说，“语意”就是“在较高层次上被一般化了的意义，其可以在任何情境下保持不变，并可资运用。”[55]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作用是巨大的，语言是全社会语意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的储存性媒介[56]，并且可以通过语言的转变看出全社会系统对于意义的重新安排。“系统会使自身的操作适应于这些语义。”[57]职是之故，卢曼认为：“自我描述”旨在“制作文本，制作概念，这意味着：制作进一步沟通的那些可重复使用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将系统论题化，换言之，它不是系统随意的一项运作，而是清楚具有上述意向的运作”[58]。职是之故，我们看到，在卢曼的视野中，“自我描述”就是系统有意识地为自己下一步运作，通过对观察对象的论题化和概念化，为下一步运作制造前提条件的运作，这也就使得描述不再停留在简单的“区分”和“标示”层面，而是由于需要揭示系统的运作统一性，具有了反思性的意味——因此，卢曼的“语义学”就是一种旨在产生更进一步地对“意义”的约束的理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