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集权推动合作共治

第一，推动网络社区自治。网络法学者Lawrence Lessig在1999年出版的《网络空间的代码和其他法律：代码即法律》（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Code is Law）一书中持这样一种基本观点。[56]虽然区块链似乎排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实施（legal enforcement），但一个基于区块链系统的软件以一种类似于法律系统的方式执行着它自己的规则。在20世纪90年代，当点对点文件共享似乎即将改变版权的边界，并且网上言论自由似乎不受政府压制，这些试图通过区块链颠覆现有权力格局的努力备受鼓舞。美国法律学者Aaron W right和Primavera de Filippi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公民更容易地创建自定义的法律体系，人们进而基于此可以在自己的‘技术—法律’框架内自由选择和实施自己的规则。”[57]这折射出一种网络自由主义（Cyber-libertarianism）的美好憧憬：所有网络社区将成功地实施其各自的规则而无须考虑政府的看法和观念。

第二，激励社会资本交换。譬如，针对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在2016年禁止信用卡公司为违反当地法规的叫车公司（ride-hailing company）Uber处理交易的政策，Xapo提供一种可以规避禁令的基于比特币的借记卡（a bitcoin-based debit card），因为它不要求与传统的支付处理器（payment processor）进行一种本地连接。[58]尽管监管机构反对，Uber仍可以继续运行。在拉丁美洲，遭遇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和货币贬值的灾难性经历之后，那里的公民们对政府和金融系统普遍持怀疑态度。比特币被视为不受政治变迁和国际债权人需求影响，似乎是一种更安全的选择。比特币的价值主张之一是作为一种剩余价值储存手段（residual store of value），在许多方面优于黄金，如今已是一个价值7万亿美元的资产级别。[59]

第三，满足个人隐私合理期待。针对在线资源访问和隐私信息保护问题，当中心私人行动者（central private actors）参与时，对其信任可能带来风险，并且总有“你信任的人变得不值得信任”这样的道德风险。Bernie Madoff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中的投资者们损失了钱，因为信任错误的投资经理。[60]区块链技术下，即使可信的权威机构不是从根本上不值得信任的，它们也仅仅是可以利用的单点故障（single points of failure）。例如，在一般的防火墙机制中，网络访问通过由中央证书机构颁发的加密证书（验证该用户链接到正确的站点，没有中间干扰）被保护。而在2011年，荷兰证书机构Digi-Notar遭到黑客攻击。[61]允许攻击者拦截和重定用户和Google的Gmail之间通信的欺诈性的证书被发布。然而，其造成的损害是有限的，因为Google和Web浏览器服务商迅速采取行动，使欺诈性证书（fraudulent certificates）无效，但该事件展示了中心化系统（centralized systems）　的风险。[62] 为此，Namecoin，Ethernet Name Service和Blockstack等正在创建安全架构，用区块链去规避这一问题。(www.xing528.com)

第四，降低媒介成本。传播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媒介（intermediaries）都承担成本，当媒介是一家私人公司时，它希望通过提供价值以创造收益。谷歌通过向大量用户推送以及精确定位广告从广告商处收费，目前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广告收入，代表着媒介的直接成本。[63]随着媒介数量的增长，成本也随之增加。媒介也会为了自身利益去塑造市场，如果没有利益期待，其可能会限制自身行为发展或无法创新。本质上，成为一个网络社区可信赖的核心，暗示着一种垄断力量。例如，许多网站使用Facebook的“social login”服务作为其用户的验证证书（verify credentials）。把身份管理的过程交给Facebook更方便，因为Facebook对于网络社交（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s）而言是一个强大的可信媒介（trusted intermediary）。然而，social login巩固了Facebook的控制。[64]它允许Facebook访问来自其自身边界以外的数据并提高了竞争的壁垒。长期处于像Facebook中心地位的公司，往往会像任何垄断一样，提高价格并减缓创新。这种垄断本质上是利用它所创造的收益从而获益。然而，对于网络中的其他人而言，这种影响无疑是一种负担，有时甚至是重大的负担。而区块链的不可变性、去中心化验证等将有效克服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