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进路的回应，从愤慨到有选择性地兼并吸收。像这些进路一样，既能按时间来划分，也能按主题来划分。早期的回应聚焦于强纲领，而晚期的回应则采纳了关于实验室生活的微观社会学进路。无论早期还是晚期，敌意的反应力图拒斥被认为是思想错误的或扭曲的认识论论点；更加友好的反应则吸引人们关注社会学进路的细节，与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所产生的共鸣。富有同情心的哲学家，通常在搁置或重新解释，更具争议的哲学论点时，要么欣然接受社会学进路揭示传统科学哲学缺陷的那些方面，要么确认某条社会学进路的某些方面，与他们自己非经典的哲学进路的某些方面具有（至少部分具有）相容性。
拉里·劳丹、苏珊·哈克（Susan Haack）、艾尔文·戈德曼和菲利普·基切尔是对社会学家的最杰出的哲学批评者，在社会学家的工作中看到了为相对主义辩护的危险。[1]玛丽·海西、史蒂夫·富勒和约瑟夫·劳斯是最友好的，尽管他们之间差别很大。[2]罗纳德·基尔（Ronald Giere）和詹姆斯·布朗的评价则褒贬不一。[3]基尔表明，如何能够把社会学叙述的元素纳入到他的科学判断的决策论的进路中，因而潜在地把与社会学观点的相容性看成是对科学探索的任何哲学叙述的一个适当条件。然而，像哈克、戈德曼和基切尔那些人一样，他的进路是通过由衷地承诺了个人主义来形成的。布朗专注于反驳社会学家的一些更为夸张的断言，不过，也承认潜在地批评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最后，一些哲学家独立于社会学家，自主地提供了关于科学知识或探索的社会进路。戴维·赫尔（David Hull）在《作为一个过程的科学》一书中，把20世纪生物的系统分类学史（biological systematics）和一个旨在应用于生物变化和概念变化的选择理论结合起来。[4]运用系统分类学史为概念变化理论以及利益本身的存在提供经验支持。他认为，他能够通过把科学看成是一个交互选择的过程来完全放弃认识论。米里亚姆·所罗门的社会经验主义，通过个体成员的认知的非理性来理解共同体的理性的行为表现。[5]所罗门指望认知科学，但在这里发现了支持彻底地突破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科学知识进路的社会认识论的材料。[6]
对社会学家的大部分哲学批评，是冲着对社会学家的哲学结论进行重构，正如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结论的表述通常是夸张的。社会学家的反驳语气，引起了对科学家的诚实性、科学的权威性乃至西方价值的同样夸张的辩护。[7]尽管对标准的辩护模式的某种批评，散见在不同的社会学家的著作中，但他们最感兴趣的要点关系到，在当代科学中提出的对自然界的特殊叙述具有社会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很一般的断言能够被以许多方式来理解，不过，这里所考虑的哲学家似乎都假设，西方科学代表了人类智力成就的这个巅峰，而且，是对由可靠的认知规范所引导的合理性的表达，把西方科学看成是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会向野蛮敞开门户。我的焦点不是关注这些回应的语气和潜台词，而是主要关注三位哲学家在反对社会学的立场时提出的论证的可靠性，他们是：艾尔文·戈德曼、苏珊·哈克和菲利普·基切尔。
拉里·劳丹的反对意见主要针对的是巴恩斯和布鲁尔的早期观念，集中讨论他们的对称性论点和对非充分决定的用法。[8]因为戈德曼和基切尔提供的论证包含了劳丹提出的要点，所以，我不再单独考虑劳丹的论证。哈克提供的一般论证，反对把科学知识看成是社会的。戈德曼和基切尔都认真接受社会认识论，不过，他们两人倾向于基切尔所谓的最低限度的（minimalist）社会认识论：即把社会看成是个人的集合，把公共知识看成是把许多人做出的可靠的认知判断相加起来的结果。本章在附录中讨论这条进路的某些特征。这三位哲学家都假设了理性—社会的二分。他们三人也不仅承诺实在论，而且承诺一元论的实在论形式，也就是说，他们承诺这样一种观点：对任何一个自然过程来说，有且只有一种对它的正确叙述。
戈德曼
艾尔文·戈德曼把科学知识社会学[9]解释为，是断言科学“恰好是政治学”。[10]他把他极力拒斥的这种观点与他自己的认识进路进行比较：科学家被他们认为是最好的证据或论证，即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最能表示真理的证据所说服。要理解受社会学家工作威胁的这种认识的观点，就是非常明确地透过个人主义和受理性与社会二分支配的棱镜，来解读这项工作。戈德曼的观点把对形成公共知识的社会学分析简化为关于个人的断言，尤其是简化为断言：个人允许私人利益压倒（他们的较好的）认识判断。这把社会学的观点看成是对科学家的道德和学术诚信作出评判，而不是看成这样一种观点：知识生产的纯逻辑进路是有缺陷的，或者，所需要的科学表征比来自主流科学哲学的科学表征更加复杂。
戈德曼为了提出对他所反驳的这种论点的看法，引用了夏平和谢弗的一段话：“谁拥有最多的和最强有力的同盟，谁就会获胜”；[11]或者，拉图尔的一段话：“从一篇文章的外部进入到内部……就是从权威进入到更加权威，从许多同盟和资源到更多数量的同盟和资源。”[12]
如果离开语境，那么，就能以多种方式来解读这些引文。例如，同盟的力量可以意指暴力或意指高超的科学造诣、学术才华，也可以是把一个更显著的或更具有可操控性的自然过程，看作是阻止其他的过程。一篇文章的“内部”权威也能被解读为，是指分享作者观点的其他科学家，或者，最大程度地利用其认知能力的其他科学家。“同盟”可以意指作者通过记录装置显现出来的那部分自然界，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可以是非人类的。当然，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那样，拉图尔并没有区分在一个网络中可吸纳为同盟的人类的行动者和非人类的行动者。然而，戈德曼把这些看成是说服的言论，并把他归属于社会学家的论点区分为三个。前两种有害的版本能够由无害的认识的版本取而代之。社会学家的更激进断言的要义，在第三个论点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根据戈德曼的观点，第三个论点是错误的。第一个论点是，
PT1：科学家被大多数人的效力或权重所说服。
戈德曼断言，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的确对人数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响应大多数同行所认可的结果或观点——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就是通向真理的可靠向导。因而他说，在认识论意义上能够把PT1为真表述为，
ET1：如果科学家被大多数人的力量或权重所说服，这是因为，他们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判断为是真理的可靠标志。
因此，社会学家被理解为是对个体科学家接受一种主张的根据作出断言。社会学家被描述成是把（关于谁是可靠权威的）证据性判断误解为是政治策略。戈德曼对权威的讨论也是类似的。他认为，社会学家的观点是：
PT2：说服科学家的是占优势的科学权威的力量或影响。
这也有一种认识的看法：
ET2：如果科学家被权威所说服，促进科学家信服的理由（主要）是，断定权威具有可信性，也就是说，听者对权威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作出的判断。
最后，戈德曼抽象出第三个论点，
PT3：听者的政治利益和职业利益导致他是否相信说者的断言。
并且，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
戈德曼对P和E看法的区分，是把理性-社会的二分应用于取自夏平、谢弗和拉图尔的引文的直接结果。而且，他明确地把社会学家解释为是有意提供P看法。尽管这是对某些社会学家的著作，特别是脱离文本的语句的一种可能的解读，但不是最有用的进路。戈德曼认为，在P和E看法之间做出区分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E论点是正确的，而P论点是错误的。他通过部分地诉诸一些传说的事例和部分地诉诸一些心理学的研究，支持他对权威论点的认知改写和他对利益论点的拒斥。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都是地位不高的科学家，然而，他们的双螺旋模型很快就被接受。正是他们的推理和数据的特征为他们赢得了这一天。克莱恩（Cline）在面对支持中性电流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和结果时，放弃了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对存在中性电流的反对。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都会很快把这些事例语境化，并消除其纯认识的氛围。无论如何，从社会学研究得到的要点，不是关于个人的，而是关于使观念和结果既可得到又很明显的社会过程的。某人在面对被她或他当作是恰当的证据时，会改变他或她的想法，这根本不会破坏关于科学发展具有社会性，或者，科学中的认知过程具有社会性的断言（除非人们相信，认知过程是内在于个人的）。[13]
心理学研究做了更多的工作。此外，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戈德曼的论点的本质和他的关注点。他引证了在“核心”说服途径和“外围”说服途径之间作出区分的一个心理学的说服模型，其中，核心途径包括听者对一条信息内含的论证作出评价之类的活动，外围途径包括说者的可爱程度和可信性之类的因素。[14]除了他引证的另外一些研究，包括实际的主体以及利益与证据所起的相对作用之外，根本没有公布使用核心途径和外围途径的任何数据。有一项研究是，喝咖啡的人对咖啡因是有害的这个证据的响应。在咖啡摄入量（浓，淡）的多少和对研究表明咖啡是有害的响应之间是有关联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尽管一个给定的结论为真或为假的个人利益会对信念产生某种影响，但是，这些影响被相反的知识或证据所减弱或制约。利益压不倒理性。确实，理性约束着利益，而且为认识辩护。
但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什么成果呢？戈德曼告诉我们，一般人注意证据，因而科学家也很可能是如此。不过，这显然不是重点。问题并不在于，科学家为了促进和确立在政治上和对自己最有利的理论对证据是否视而不见。我们知道，有些人暂时为这样的行为开脱（虚构双生子的数据、画老鼠、捏造文本），但不是长久之计。诉诸表明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何处理那些造成困难的或无用的数据或证据的研究，就把问题转换为个人心理学或道德诚信的问题。根据戈德曼的心理学图像，知识的传播是说服的问题，而且在科学中，说服包括第一个提出D/A（一组数据或一个可靠的论证或两者）的人或小组，以及传递给其他根据值得重视的认识论标准来考虑这种论证和（比方说）接受它的那些人。这个过程逐渐地从起点向外辐射。如果权威审查和认可D/A，那么，对它的接受甚至会更快。最终，共同体的多数成员都审查过和已经认可了D/A。至此，ET1生效，而且，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获胜。正如我所表明的那样，这将淡化人数论点，接受理性—社会的二分，并依然受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格支配。
尽管拉图尔提到了重要人物（Anybodies）和许多人（Manybodies），但还是把人数论点理解为一个构成性论点比理解为一个因果性论点更好。成功恰好是被人数最多的和最强有力的派别所接受。它并非是如此接受的结果。说服是属于引起这种接受的（一部分）。戈德曼对说服的关注引导他远离了社会学家的断言的其他维度。甚至对于个人的科学信念的形成来说，他对心理学研究的信任，使他为不切实际的模型而烦恼。
请再一次考虑一下戈德曼支持下列断言的经验证据：人们会因证据而修改他们的信念，尽管他们不喜欢这么做。通过搞清楚认识的因素与非认识因素的作用来设计心理学实验的困难在于，他们为了产生用于统计目的的明确结果，必须主要考虑相当简单的（在一元论的实在论背景下阐述的）那些信念。我们必须假设，咖啡因对人要么有害（P），要么无害（～P）。喝浓咖啡的人，如果面对相信P的好的理由（例如，由值得信赖的权威进行的一项研究），却对P的信任度较低，那么，他们就是受其欲望的支配，问心无愧地继续喝咖啡。在一元论的实在论的语境中来解释，他们愿意为了愉悦（或退缩回避）而牺牲合理性或真理。如果呈现出更有力的证据或更有害的证据，他们开始接受P，那么，合理性就压倒了愉悦。（柏拉图会感到如释重负。）
但是，一元论的实在论把一些不切实际的约束强加于这些情境：我们必须做出三种假设：喝咖啡的满足感导致的结果，不同于按照咖啡因是有害的（所谓）真信念行事的结果，也就是说，愉悦和对我们来说是好的证据是对立的；根本没有研究表明，咖啡因对健康方面的影响是有益的或中性的；实验主体和以他们为代表的群体会抛开来自当代科学的一种元推理，那样的研究是相互矛盾的。这些假设没有一个是自明的，第二个假设实际上是错误的。因此，正如戈德曼所做的那样，说这些实验能够用来衡量认识考量与愿望和利益的考量相反的权重程度，是一种误导。认识考量本身，在具有适当的包容性时，也没有明确到足以允许所要求的排他性的二元分类。而且，如果实验设置迫使主体关注这种富有挑战性的断言，它就是不切实际的。[15]在真实世界中，有很多事情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这意味着，我们是否相信任何一个特定信息涉及的因素，远不只是冷静地（或激情地）权衡证据。
这一切，在对理科生非常有用的评价和选择的语境中，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语境中，根本没有（在认识论意义上）明显的最佳选择。科学家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不思考的自动机。戈德曼反对的这些社会研究的论点是在认识的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提出的。在科学家的内在沉思中和评价他们工作的语境中，有许多具有某种认知权重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且通常很充分，不止有一种框架对相关的认识权重作出分配。因此，这些因素不能被累加起来讨论。而且，关注的对象不得不被从一系列可能性中来挑选。所以，虽然任何一个特定的人都有可能接受对他或她而言是与认识相关的最好教育，这并不能推出，使用相同数据的任何一群人，通过接受与认识相关的最好教育，都会获得一组相同的信念。如果戈德曼的认识论点，在说明个人的科学行为，更不用说科学知识的发展时，将会发挥任何效用，那么，戈德曼必须讨论的正是这些对科学判断和说服语境的描述。
戈德曼限于在认识的一维风景中评价科学的社会研究，这包括，把关于认识的复杂性的论点分解为，关于个人信念变化中的认识的因素和非认识的因素的相对有效性的论点。如果不证明这种科学语境是根据他考虑或假设的场景来适当地再现的，因而，他把社会学家的立场重构为PT1、PT2和PT3是有根据的，那么，戈德曼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反驳就是文不对题。
因为戈德曼赋予科学研究的这些规范的任务，取决于描述工作或说明工作的各种结果，所以，我这里不对此加以考虑，只是注意到，戈德曼像随后讨论的其他哲学家一样也承认，信用动机在科学中是起作用的，并且认为，信用动机能够促进获得真理的目标。我在本章的附录中讨论这一建议，也讨论赫尔和基切尔提出的类似建议。
哈克
苏珊·哈克分享了戈德曼的关切，但以不同的方式提出她的批评。她不是企图分析任何一种特殊的论证或立场，而是声称反驳共同拥有科学是社会的这一断言的一系列（相当不同的）立场。她说，如果科学是社会的，这也只是在不颠覆传统认识论的温和意义上这么说。哈克采取的一般论证策略是，为所讨论的断言提供几种解释，并且认为，其中的一种或多种解释是站得住脚的但却无关紧要，而其余的解释是重要的但却站不住脚。
哈克将她对科学的社会特征的论证，作为批评女性主义使用的非充分决定和语境主义的一部分。她在“科学被认为是社会的吗？——是或否”[16]一文中的主要焦点是区分接受（acceptance）和根据（warrant）。与接受相比，根据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有根据的信念是以证据为基础的信念），接受是一个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概念。她说，在一般情况下，对“科学是社会的”那些激进解释和错误解释，都聚焦于接受，而不是根据。有一种解释是，社会价值与探索难解难分。这种断言取决于非充分决定的论证——也就是说，论证理论和假说无法通过数据得到充分的决定。哈克指出，如果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一个假说，那么，人们就完全不相信它。即使某种形式的非充分决定是正确的，人们也不必在基于政治偏好的选择之间决定取舍。人们会一直等待到有了决定性的证据为止。而且，她说，选择一种理论并不等同于决定它是真的；人们可能只是决定好像它是真的那样采取行动。因此，社会价值与探索并不是难解难分的。而且，探索能够在不失去精华的前提下得到提炼。
哈克的论证只应用于对非充分决定的最浅薄的理解，而且，她把负载价值的论点视为是对科学的本质主义的断言。这些是可轻易实现的目标，但却是毫无价值的目标。我在别处信赖的对非充分决定论证的看法指出，在描述数据的陈述与假说之间的语义鸿沟，必须通过确立数据与假设是证据相关的实质性的背景假设来填补。对这个要点的从物看法（dereversion）是，要求说明和充当数据或证据的那些事实，不同于在说明时所假设的或由它们所支持的那些事实和过程。压缩气体的气泡轨迹不同于这样的粒子：它们的通道是在产生这些轨迹时所假定的；而且能够充当只根据轨迹与粒子关系的因果假设或统计假设来断言这些粒子的证据。假设有一个明确的观点：科学家面临着在继续保持依赖于负载价值的假设来或避免这种依靠与拒绝信念之间作出选择，这种假设是过于简单化的。科学家对通过实质性的维度和负载价值的维度已经了解到的实验或观察情境作出评估。其中许多是“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并非是人们在普通的程序过程中慎思的那类事情。
非充分决定论证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根本没有形式的规则、指南或过程能够确保社会价值不会渗透到证据关系中。[17]如果是这样，那么，根据最佳规则提出的一个已知理论是否负载价值，是一个依情况而定的问题。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质问，任一已知的理论是否负载价值，如果是，负载了哪些价值；另一种结果是，迫切需要对没有引用正式规则的客观性（被理解为是社会价值管理，而不是社会价值的缺失）作出分析。哈克由于只讨论她所拒斥的这些最简单的看法，所以，她的论证忽视了提倡科学具有社会性的人所提出的三个不同要点。
1.负载价值并不意味着社会价值比其他考量更重要，而是意味着在决定证据的相关性时，社会价值与数据和假说相互影响。
2.如果一个理论的价值负载性是一个依情况而定的问题，那么，价值与探索是否难解难分，就不是一个先验论证的一般问题，而是一个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的问题。
3.语境价值或社会价值并不是探索中的负面特征，而是能够在有根据地评判背景假设时和在促进经验研究不会沿着其他方向发展时，起到积极的作用。
尽管强纲领理论家们可能回避第二个要点，但是，她试图反驳的那些思想家都以某些形式提出了这三个要点。
哈克的论证要求我们忽视社会学家的这种断言：探索是在充满了价值或利益的语境中进行的，也要求我们忽视经常作出的观察：探索通过它们回答问题的满意程度来作出判断。哈克本人承认，探索的目标不仅是真理，而且是有意义的实质性的真理。但是她似乎假设，意义和实质性并不是一个语境问题，它们是由脱离语境的材料提供的。[18]哈克由于简单地假定了所需要分析和论证的材料，未能表明，在对“科学是社会的”解释中，没有一种解释是完全可接受的。我认为，她没有能力意识到摆脱她的批评的那些解释，这点是由负载价值的探索和客观的（“诚实的”）探索的二分造成的，这反过来又是由理性与社会的二分造成的。她似乎认为，负载价值的探索不可能是诚实的研究。但这恰好是错误的：人们可能是诚实的，也赞同负载价值的假设。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家的问题应该是，在面对这个事实时如何阐述探索（和根据）的各种规范，而不是否认它。
基切尔
也许对社会建构论的断言最广泛的反驳，是由菲利普·基切尔在《科学的进展》[19]一书的后半部分提供的。在这本书中，他渴望为他所谓的“传说”（即必胜主义者对与科学的辉格史相联系的科学的叙述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些看法）和社会建构论的怀疑论的反实在论，提供一种替代。因为这种替代，即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认识论，旨在把建构论的（站得住脚的）历史学的洞见和社会学的洞见与（某种）科学哲学的规范性关注整合起来，所以，基切尔的论证值得在这里较为详细地研究。
基切尔在该书的这些部分的目标，是阐述对社会学家的断言的可接受的看法，而且把它们并入到保持（他的）科学合理性直觉（和认知优势）的那种叙述中。他对社会学家的立场的重构，比刚才考虑的比戈德曼和哈克的那些讨论更加敏感于他们使之变得显明的复杂性，而且更加认识到他们依赖的哲学论证。然而，像戈德曼一样，基切尔试图捍卫科学的合理性和认知的进步性，抵御他觉察到的社会学家的攻击。在基切尔的肯定性叙述中有三个要素：一种探索的观点，一组规范性概念，和什么应该构成社会认识论的一个建议。
基切尔根据动态的科学探索观，反对逻辑经验主义者把科学静态地表征为一个逻辑相关的命题集合。探索是一个适时发生的过程；成功的探索结果是斗争和努力工作的产物。理论和假说并不是出现在完全公式化的现场和为确证和反驳准备好的现场，而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得到了修改和提炼。这里的关键概念是实践概念。个人和共同体都有实践。根据基切尔的观点，达成共识的实践是由一种语言、一组问题（它们被客观地认为是一个领域内的重要问题），一组公认的陈述（或者，更一般地说是表征）连同一种辩护性的结构，一组说明框架，一组权威的范式和鉴别权威的标准，一组典型的实验、观察和仪器连同辩护性的标准，以及一组方法论范例和原则组成的。[20]个人的实践只是对这些实践要素的因人而异的一种看法。基切尔利用个人的实践与达成共识的实践之间的区别，来解释在一个科学共同体中发生的变化和变异。基切尔式的实践似乎把逻辑经验主义的理论观的要素与库恩式的范式的要素结合起来。
基切尔的观点的第二个要素是，在叙述成功时用到的一组规范的认识论概念。这些概念是“意义”或“有意义的真理”、“认知进步”，以及基切尔所谓的“外在标准”，即在评价科学变化的事件时与前两个概念共同起作用的一个合理性的标准。对认知进步的阐述，关系到他所接受的科学探索的目的：揭示自然界的结构。当我们取得认知进步时，我们就变得（越）能谈到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和描述性地详述（我们关于自然种类的术语的）指称；越能建构出在自然界中具有客观依赖关系（包括因果关系在内）的一幅图象；而且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实现这两个目标。[21]如果这些疑问和真理有助于如此理解的进步，它们就是有意义的。[22]
这种观点的第三个要素，是基切尔对社会认识论的构成提出的建议：运用决策论和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来详述最优的科学共同体的组织机构（在附录中讨论）。
基切尔的整个论证策略是，击败建构论进路的反实在论基础和非充分决定的基础，用对仍然支持或需要科学实在论的理由和观察的敏感的历史学叙述和社会学叙述取而代之。然后，用这些叙述来重述在对认知进步的下列宏大叙事中定位其建构论的关键的案例研究。个人和共同体都是以任意选择的或由社会决定的某种观点或一组观点为出发点。与自然界的反复相遇产生了两类趋同：个人之间的信念的趋同；这些信念与自然是怎样的之间的趋同。用实践的术语来说，这最终被认为是个人的实践趋同于达成共识的实践，以及达成共识的实践（指称的和描述的要素）趋同于自然界是怎样的。这种叙事偶尔被置于原始人训练原始的、基本的、认知倾向的起源故事中。因此，作为一个文化或物种，无论我们从什么样的状态开始，我们正在向着把对自然界的真正叙述统一起来的方向前进。基切尔的任务是揭示使之成为可能的那些过程。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他显然是果断的个人主义者和心理学主义者。也就是说，他把个人、个人的信念和个人信念的变化，看成是他的认识论的本体论的最初的或基本的要素。把集体的状态，或者内容的载体而不是信念，看成是在因果性的意义上或在定义上依赖于个人和他们的信念。
基切尔的叙述，肯定比当他作“传说”所拒斥的观点，对科学的历史维度与社会维度更微妙和更敏感。然而最终，他的努力依赖于他提议使用的规范性术语的至关重要的歧义性，也依赖于对建构论立场的相当简略的解读。例如，在建构论中的社会因素，在对它进行根本的说明时，被误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职业（本身）的利益。然而，尽管对于某些科学社会学家——例如，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的强纲领的提倡者——来说，这可能刻画了“社会的”含义，但并没有刻画微观社会学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会的”含义。而且，拉图尔反对强纲领的那些提倡者的核心论证之一，同样适用于直接反对基切尔：这个论证假定，把自然界的因素与社会的因素区别开来，这本身是他们拒绝的哲学传统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我将通过详细地评述基切尔提出的主要论证阐述这些要点，基切尔提出这些论证用来支持他的累进性的科学观，抵御社会学家的挑战。我的目标是表明，他对定性地区分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依附，阻止他从社会学家和具有社会学倾向的历史学家那里吸取适当的教训，因而，削弱他提供更可取的哲学选择的企图。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基切尔在直接处理建构论的问题之前，讨论了反实在论的两种哲学论证：劳丹的历史论证和范·弗拉森的认识论论证。尽管在他的方式中每一种论证都敌视科学的社会进路，但这两位哲学家的工作，都被试图表明社会分析对理解科学具有现实意义的学者们所引用。关于劳丹从当时是成功的但其假设后来被拒绝的理论史中得到的“悲观归纳”，基切尔指出两点：由于某些成功一直持续存在，所以，对科学史的解读，会像对乐观归纳的证据的解读一样，轻而易举；诉诸悲观归纳中的案例，必须把“有效的假定”（working posits）和“预设的假定”（presuppositional posits）区别开来。仅当能够表明一个理论的“有效的”假定（例如，对做出该理论的预言等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假定）现在是或曾经是无指称的时，才能把该理论用作悲观归纳的证据。基切尔的回应成功地强调了以案例为基础的任何反实在论论点或实在论论点的依情况而定的特征，也成功地提高了劳丹作出的那类论证的目标，但是，这并没有驳倒反实在论或确立科学实在论。[23]
他对范·弗拉森的认识论论证的回应，聚焦于在支持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的反实在论的可观察量和不可观察量之间所作的区分。基切尔断言，如果不引用某部分“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作出这种区分。但是，如果人们确实引用了任意部分的科学知识，那么，他们就赞成由科学图像所设立的科学说明的观察标准。如果我们是如此的坚信，那么，就根本无法把下列两种承诺区分开来：一是对科学表明与我们有物理相互作用的可观察量的承诺；二是对科学也表明与我们有物理相互作用的基因、亚原子粒子等的承诺。可是，可观察量不是以必要的方式与不可观察量区分开来，而且，对在可观察量和不可观察量之间作出区分的论证是在颠覆自己。然而，对范·弗拉森的这种反驳提出了某些不可信的假设。这假定了一幅科学图像和科学说明的一组标准，这样，接受当前科学的任一部分，就承诺接受全部科学以及支持科学的方法论。同样，更加至关重要的是，基切尔断言，如果不引用“科学知识”，人们就不能在什么是可观察的和什么不是可观察的之间作出区分，这一断言假定，这种区分依赖于某种科学根据——例如，我们承认，我们称之为可观察的东西是存在的，因为对我们的感觉经验的最佳科学说明就是：这是我们自己与外部世界中的对象进行因果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这种因果信念不是对科学的拯救，而充其量是预设了对感知的科学研究。外部世界中的对象以某种方式引起了我们对它们的感知，这是通常接受的观点，而且，不能被认为是由某种科学叙述所说服的结果。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代科学，那么，感知的科学理论不是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大卫·马尔（David Marr）的计算理论和吉布森（J.J.Gibson）的生态理论，在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中间都有它们的追随者，而且，他们的理论几乎不是唯一的。
基切尔在这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授予“常识”或对常识的哲学重构（在因果感知理论的情况下）具有科学的地位。这和把科学和普通的、日常的人类认知看成在定性的意义上是相同的这一点是相连续的。虽然在逻辑上是独立于它的，但这些承诺在他所采取的个人主义的心理学框架中，比在别的框架中似乎更加可信，因为如果某些认知过程无法简化为是社会的，那么，定性地承诺所有认知形式的统一性，就不太可信。但是，基切尔的反驳的那些假设本身需要论证，如果它们要成功地动摇反实在论的认识论论证的话，或者动摇更谨慎地用作反对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的同一论证的话。[24]
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这一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社会学的反实在论。这里正如在他对社会建构论的其他讨论中那样，他关注在不消除科学知识生产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互动作用的前提下，反驳社会学批评的那些激进看法。他在这一章的前面所辩护的实在论论点并不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偏见，而只是意味着，偏见不能令人折服。因此，他试图提供这样一种叙述：它是既与科学家的社会生活相一致的叙述，也支持我们获得的知识是关于“独立实在”的这一断言。在这个讨论中，基切尔显然将社会的作用力等同于“偏见”。的确，这部分的标题是“社会的干预”。因此，在这个讨论中的“社会的作用力”，正如在许多哲学家的讨论中那样，意味着是偏离对纯粹真理的追求。对社会的这种解释，使得把社会互动看成是辩护必不可少的任何一种叙述成为无形的，正如社会学家可能赋予“社会的”任何特殊含义那样。
基切尔的社会的概念，作为对认知的一种衬托，影响了他提出反对建构论者的论证结构。他首先区分了两种论点：激进而错误的论点；保守而可信的论点。激进而错误的论点是，社会的作用力是如此的强有力，以至于在个人实践中，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会产生同样的变化。他说，科学家之间产生分歧的事实表明，这是错误的。当然，他这里必须（在完全反事实的意义上）假定，对大家都产生同样的影响的社会作用力只需要一种。否则，社会理论家会采用多样的、相互矛盾的社会作用力来说明分歧。可信保守的论点有两个部分。基切尔提议在框架和填充物之间作出区分，框架被理解为是在其内部追求某种研究的一般理论构架，填充物被理解为是在这种理论构架的指导下，通过实验和观察达到的对这个框架的阐述。于是，可信的论点是，在把社会的作用力理解为会影响探索框架的情形下，即使自然界填充了细节，社会作用力也还可能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使不同刺激物在个人实践中产生的不同影响无法被吸收到达成共识的实践中去。用非常简单的术语来说，强化一个特殊框架的社会作用力可能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使对某个（些）人来说是明显的框架（或填充物）的要素的否证无法得到如此普遍的接受，是有道理的。在这种论点的背景下，基切尔阐述了这样的理念——没有一个框架是如此的不可侵犯，以至于源于自然界的输入信息都不能取而代之——而且断言，各种社会作用（也就是说，它们使框架发生变化）的部分可信的观点和他的认知进步的概念具有一致性。支持一种探索框架的社会作用力（包括诸如传统和教育之类的无害的作用力）可能会抵制真理，但不是无限地抵制。这代表了最初把历史的和社会学的因素与哲学的和规范的因素整合起来的一种阐述。
在用这种一体化的选择适当地替代了他视为是不可信的建构论形式之后，基切尔能够把他的注意力转向案例。针对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萨克生物研究学院的罗杰·吉耶曼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他说，他们断言，TRF（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的结构是被建构的，“外在性（或实在）是科学工作的结果”，这一断言要求证明（不是假如），无论自然界做什么，这种结构最终都是相同的。缺少这种证明，拉图尔和伍尔加迄今所描述的TRF的案例，就既不支持强的（和不可信的）论点，也不支持较弱的（或可信的）论点。基切尔对接纳达尔文主义的早期讨论，被认为是处理任何其他案例的一个模型提出来。社会学家第一次被想象为是断言，在19世纪的自然主义者中出现的这些认知倾向，没有为生物体是否与后代的改良相关的疑问提供解决方案，而且，实际的解决方案是由社会原因导致的。基切尔的替代选择包括三个步骤：阐述理想实验和实在论者与建构论者预期的那些结果的明确陈述；[25]将人们在不同语境中的实际行为都引导向与研究的事件相关；[26]而且，如果存在这样一些总的考虑（像他在后面一章中讨论的非充分决定一样）：表明一种抉择不可以或不可能通过求助于自然界来决定，那么，就要考虑，是否存在一些做出判决的可靠过程。
如果把这种模型解读为是更加彻底地诉诸案例研究工作，那么，它就有很多可取之处。然而，作为对社会学家的一种反驳，它再一次取决于那些有问题的假设。首先，这种回应假定，当拉图尔和伍尔加说TRF的结构是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时，他们是意指，对真实世界中的结构规范，没有作出任何解答。这种解读虽然有可能，但也不是解释他们的建构论断言的唯一方式，而且，肯定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方式。第二，基切尔的回应假定，拉图尔和伍尔加是在断言，认知实践不足以解决分歧，而且，社会因素导致了争论的终止。但是，拉图尔和伍尔加可能最好被解读为是在断言，不是我们的认知实践是不适当的，而是我们对认知实践的刻画不足以捕获到实验室中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被解读为是在断言，我们（认知论的哲学家）对认知实践的刻画不能证实这样的结论：科学研究最终能成功地获得关于自然世界的真实结构。（而且，因为只有科学研究才能告诉我们，是否存在着诸如自然世界的真实结构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些刻画提出了它们没有资格提出的那些预设。）第三，这种回应假定，关于决策过程中的可利用性的当前判断是与对特定时期的历史理解有关的。但是，在这个案例中（例如，关于TRF结构是否真的是x、y、z，或者，生物体是否真的与后代的改良相关），从“作出判断的可靠过程”的可利用性，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的确，断定来自自然界的输入信息是可利用的和可靠的，这种论断依赖于什么呢？如果基切尔的替代模型是对这种论证的理想化的重构，那么，社会学家就会答复说，如果他的模型不能应对这些问题，比如，可靠的过程如何成为可利用的，为什么它被认为是可靠的，等等，那么，它充其量也是不全面的。社会学家并非是必须提供更详细故事的唯一主角。再者，一个过程的可利用性不能保证它就会得到应用。这并不意味着，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的论证是决定性的，因为从逻辑或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它有能力这么做。
甚至更成问题的，是基切尔强加于这里的整个讨论的前面指出的框架，而且，这迫使他思考的这种解释必须遭到反驳。因为社会的（被认为是偏见）用来代表阻止获得真理，而且，真的等同于是自然界，所以，社会所起的任何建构作用都会丧失重要性。但是，在少数有机物或无机物的形式中，自然界不是，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单独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外在性是一种结果”的论点，能够被解释为，完全不同于基切尔关注的激进的或保守的论点。例如，一个更富有成效的解释是，论战的结束和把结构稳定为x、y、z是科学工作的结果，这包括，对分子、分子的构成和相互作用进行分类的化学理论，是可利用的；在实验室里，有人知道如何把理论带向与物质相关；拥有或研制出把这种物质的分子隔离或分解出来所必需的那种试剂；在实验室之外，拥有或发展出一个对这个分子感兴趣并重点利用分子结构特征的共同体；等等。换言之，这可能意味着，把TRF结构刻画为一段氨基酸序列所需要的信息本身，不足以成为科学知识的一部分，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和制度结构来加以推广应用。社会学家会拒绝接受基切尔的可信论点，认为需要社会学说明的正好是提供了“填充物”。这种挑战是看到社会因素与认知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融合，而不是对效果作出划分。而且，用基切尔的效果和实践的语言来讲，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把社会因素看成是，促进有选择性吸收进在个人实践中结束与他人的某些（由自然界诱发的）分歧而达成共识的实践呢？如果社会因素包含实用的因素，也包含意识形态的因素，那么，除了摩尼教徒表现出的、基切尔喜欢的社会与认知所掩盖的那种观点之外，这似乎是社会作用的观点，同样是可信的。
非充分决定
第六章关于“消除合理性”和第七章关于“实验方法”一起提出了一种方法，目的在于削弱和转移依赖于从逻辑上不能根据数据充分地决定假设的社会学论证或建构论的论证。像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那一章一样，它们包含了很多无可非议的常识，但它们也未能确立认知进步主义的论点，或者，反驳建构论的替代方案。
基切尔提议，合理性被分析为是应用于信念的变化（被认为不同于信念内容），而且，阐述了他所谓的“外在标准”（ES），这个标准将在为终止争论和解决非充分决定的情形提供替代模型时引用。在20世纪80年代，论战终止的议题引起了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很大兴趣，因为科学论战被认为是，为揭示科学探索的真实本性打开了一个有价值的窗口，而且，科学争论和论战是特殊的或定域的非充分决定故事的关键要素。因此，对理性信念变化的叙述，将会取代对科学变化的彻底建构论的叙述，必须应用于被引用为证据的终止争论的案例。根据ES，从一个人的实践转变到另一个人的实践，是理性的，当且仅当，
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具有的成功率，至少与人类（总是）跨越下列认知语境集合所运用的任何其他过程的成功率一样高：这些认知语境包括，人类可能的最初实践和可能的刺激（已知客观世界和人类接受者的特征）的所有可能的结合。[27]
在阐述了终止争论的理性主义（正确的方法）和反理性主义（社会权力）模型之后，基切尔提出了他的折中方案。在争论初期，对于促进认知过程来说，最终的获胜者所经历的过程并不比竞争者所经历的那些过程设计得更好。然而，在下列情况下结束争论：
当在共同体中涌现出一种广泛可利用的、概括了调整实践过程的论证时，如果根据外在标准（或其他标准）进行判断，那么，这个过程对认知进步的促进作用比其他过程的促进作用更占有显著优势。由于这个过程融入到了共同体成员的思维中，所以，权力产生了胜利者。[28]
换言之，在开始争论时，立场、偏爱的方法、标准等可能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然而，关于一个领域的争论，通过涌现出一个在揭示自然种类和这个领域内的客观依赖关系时占有优势的过程，得到解决。那些接受或拥护这个过程的人，在他们的共同体内获得权力，被认为是共同体成员接受这个过程的结果，反之则不然。
但开始时是社会的、结束时是理性主义的这个模型带来了许多问题。我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它。它是规范的？还是描述的？关于这两种替代解读都不是能令社会学家信服的模型。如果它被理解为是描述的论点，那么，相关的证据就是历史的和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争论，必须通过在文献馆里翻阅更多的资料、观察更多鲜活的论战来解决。只对归因于社会学家的替代模型作出阐述，不足以说服她相信这个模型得到了实现。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想要叙述，为了应用这个模型如何确定一个过程相对于ES的优势。如果它被理解为是规范的论点，也就是说，理解为应该如何结束争论的模型，那么，社会学家会认为，实际情况与此不符，因而，也无助于理解解决实际论战的方案。但人们仍然要求叙述，为了运用这个模型，把理性地终止争论的情况和非理性地或不理性地终止争论的情况区分开来，如何以一种非循环的方式确定一个过程的优势。例如，如何确定一个过程是在揭示真正的自然种类和客观依赖关系，而不是虚假的种类和幻想的依赖关系呢？这个模型，不论是关于描述的，还是关于规范的，都不能平息社会学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但或许这种折中模型的提议在特征上是分析的。想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算作终止争论的是，涌现出比替代模型明显占有优势的一种论证或一个过程。然而，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一种论证或一个过程的涌现和可利用性不能保证它得到广泛的接受，即便它占有优势（假设我们知道如何确定这一点）。第二，算作终止争论的是，把一个明显占有优势的论证或过程融入共同体成员的思维中，这似乎更接近于是正确的。但要注意，这种解释突出社会过程：融入共同体成员的思维中。无疑，这是争论终止所包含的。但很可能（相对于ES的）好的过程和坏的过程都能被融入。用基切尔的语言来说，我们可能理性地或非理性地终止争论。理性地终止争论整合了占优势的过程。但只是规定这一点，并没有详述如何确定明显的优势。如果没有这样的详细说明，那么，是否曾有理性地终止争论的任何案例，就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这恰好是基切尔想要用这种折中模型所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主要问题在于假设，好的或满足ES的认知实践提供了解决争论的唯一方案。然而，外在标准本身不能保证，对一个结论的任何一种论证都将会或应该会涌现出来，或者，有任何理由认为，存在着这样的一组认知标准：它们将会唯一地把一种论证选择为是占优势的。争论是以多个能促进认知目标的过程来终止，而且，一个共同体可以凭借我们判断满足认识成功的某个标准的过程，来停止关于一个论证或它的结论的争论，这一事实对于断言唯一的正确性来说，没有多大意义。[29]可能有另一种同样（潜在地）成功的论证，是出于非认识的理由，而退出争论。这并不意味着，论战的终止或结束是非理性的或无理性的（arational），但是，除了在这个折中模型中秘藏的认识的合理性之外的诸因素，可能是出现作为共识观点的一种理论或一条进路的原因。对于大多数社会学家而言，这已经足够了。基切尔为了完成他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进路的反驳，必须破解非充分决定的挑战。
吸引基切尔注意力的这个版本的非充分决定问题，是归因于迪昂（Duhem）的版本。迪昂的困境是这样一种情形，（1）科学家或科学家共同体S接受假说H与辅助性假设A；（2）H和A共同蕴含了观察O；但是，（3）按照常规的观察步骤，当出现相关刺激时（例如，完成了相关的实验），S将会接受～O（非O）。这种困境在于，不知道从这三种可能矛盾的步骤中，（合乎逻辑地）修改哪一步：H、A或赞成接受～O的那些步骤。像大卫·布鲁尔之类的分析者利用非充分决定来论证，它让科学家依附于H，自由地替换A，或者，把异常结果归咎于观察步骤。这样，任何一个H都能在原则上避免证伪。基切尔对非充分决定的一般回应是，尽管它是经验推理的一个全域的逻辑特征，但是，个别情况能够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基切尔对非充分决定的处理，旨在承认合乎逻辑的观点，而对于他理解为是社会学家的断言来说，杜绝这可能具有的任何价值。
基切尔为完成这项工作提出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抛弃辅助性假设Ai（在这儿这包括关于可靠性的假设：即支持Ai的推理链条是可靠的，因为对此不能诊断出有任何错误），来修改非充分决定情形的成本（cost）概念。衡量这种成本的根据是，如果抛弃Ai，不得不牺牲的明显可接受的说明和预言的数量。成本概念使得基切尔能够重申证伪条件：当H和A1-n蕴含O时，如果先前实践的观察规则要求接受～O，并且，（对于任何可接受的成本函数来说）任何修改A1-n的成本都大于抛弃H的成本，那么，～O就算作是对H的一次关键证伪。同样道理，如果（1）对于同样可接受的成本函数而言，有同样好的替代方法来修改集合｛H，A，～O｝使其一致，或者，（2）有不同的可接受的成本函数，能在对立的修改中挑选出被认为是最理想的修改，那么，就出现了非充分决定。基切尔认为，当把抛弃假说的成本计算在内时，非充分决定总是可以消除的。
关于第一种情况，总是成立的断言——也就是说，面对非充分决定做出的一种选择，总是有同样好的替代者——基切尔指出，如果人们忽视这样的事实：即观察规则和附加假设受制于先前实践中出现的说明的依赖关系与可投射性观点（view of projectibility），那么，选择这些假设的替代者只能是无成本的。如果人们理解这些限制（如果人们恰好是历史的），那么，就会看到，根本不可能快捷地论证广泛的非充分决定。基切尔无疑正确地指出，推理或证据关系依赖隐藏在当前实践中的理论的结构。但是，虽然这可能减少了实际可能选择的数量，但却不能保证有一种最好的选择。没有人假设，非充分决定意味着判断是不受限制的。它意味着，数据的限制不足以作出强制判断。于是，非充分决定的逻辑事实的现实意义，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一定会做出武断的或唯利是图的决定，而是分析特殊事件的人必须关注，如何填补这种逻辑鸿沟——例如，用什么假说使证据与数据相关。用基切尔的术语来讲，分析者必须关注，如何计算修改规则和辅助性假设付出的成本。成本的计算可以包括社会的考量，而且，可以通过社会的方式来实现。说必须对成本作出评估，也不是要消除社会的考量。
就第二种情况中的替代成本函数的可能性而言，基切尔承认，尽管原则上会有这些情形，但不确定的结果是暂时的，而且，通过“成功的胜利者用对手要求的术语的规定”来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正如基切尔在终止争论的折中看法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有多种相竞争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争论最后也会终止。关于在（假说、观察、假设、限制和成本函数）情形中的所有要素都满足ES的推理最终获胜。但是，执行满足ES的推理，并不能保证争论的结束——也就是说，下列断言是需要经验支持的一种经验的断言：无定论是暂时的，满足ES的推理将会趋同于一组成本函数。基切尔没有给出任何论证，来表明满足ES的推理最终能够获胜。此外，“在竞争者要求的术语中”，应该如何理解“成功”呢？为什么这不是认知行动者从多种维度来评价他们的不同的成本函数，而且商讨怎样算作成功的术语，这样一个社会过程呢？再者，成本函数为什么不能具有社会维度和实用维度呢？基切尔的分析表明，非充分决定不能被用来支持一种不受限制的相对主义；它从未表明所有非充分决定的情形，都能原则上在一组竞争者中赞成其中之一来解决。
对于全域的非充分决定的断言来说，在基切尔提出的解决方案的特征中，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是，展现出从事科学探索需要付出很艰苦的工作和时间。但即使是艰苦的工作和附加的分析方法，也不能支持他想讲述的那种进步主义的故事。正如我前面认为的那样，基切尔的争论终止的折中模型，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不止有一种论证满足外在标准。始终讨论的这一事例包括这样一种结局：其中，一个理论或理论进路体现出优胜于竞争者，因此，人们会说，基切尔为取代建构论者提供了对典型范例的一种替代叙述，而不是试图给出一个对所有的争论情况都成立的模型。但对他的模型的约定俗成的解释，假定所有的情况都类似于他所讨论的那些情况。而且，引进修改先前实践的要素的成本，虽然它确实有助于对解决定域的非充分决定情形的工作作出更加实在论的叙述，但却假定先前的实践是足够严格的和一致的，以至于个体的认知行动者将对这些成本作出类似的评价，或者，如果行动者的认知各不相同，那么，就有一种方法来限制可接受的成本函数。基切尔关于结束论战或解决非充分决定情形的模型，无论是以修改信念过程的形式，还是以在有许多过程的情况下评估成本和成本函数的形式，都涉及求助于或假设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些模型都不能表明，如何或如何能够获得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尤其是，它们不能表明，这些解决方案不是以社会的方式来获得的。基切尔潜在地把社会因素等同于（扭曲的）偏见，因而，等同于非认知的——也就是说，他对理性—社会二分的接受——使他在自己的叙述中对各种鸿沟视而不见，并且假定，他确实提供的认知叙述消除了社会因素。但如果社会因素不止包括个人偏见，那么，他就没有取得成功。
基切尔对科学探索的叙述，无疑比简单地把（好的）推理模型套用在对历史事件的高度抽象的叙述中的许多哲学家的那些叙述更丰富，而且对历史案例的细节更敏感，但是，因为他把社会学家的观点降低为关于偏见的断言，所以，他没有成功地反驳社会学家的论证。而且，他对理性的但具有社会和历史敏感性的叙述的看法，没有为科学确实取得了认知进步这一断言提供基础。这种失败的原因有几种。
一种原因是他的认知进步概念本身，也就是这样的理念：进步是向着以揭示自然界的结构为目标的方向前进的。当然，这预设了存在着叫作自然界的结构这样一种东西。他由于反感形而上学，提出把统一性作为目标，建议说，无论这种统一的叙述说什么，这种结构就是什么。[30]因此，一元论是给定的。但相信一元论，并非以任何经验数据为基础，而是充当了对他叙述的科学推理来说是适当的一个先验条件。在关于“实验哲学”这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在他防止自己的体系受到所设想的怀疑论者的攻击时，可以看出这种承诺一元论的先验本性。
他觉得对解决问题很重要的怀疑论是断言，“当从它们提供的科学视角作出判断时，科学家实际上运用的方法太薄弱，以至于无法表明那种视角是正确的”。[31]基切尔的回答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科学探索定位为是，贯穿于我们人类祖先朴素思考过程的一种自然延续。当代科学是通过连续应用服从统一性原理的归纳和排除战略，反复修改某一组原始的范畴和说明框架的结果。而且即便没有进行详细的历史研究，我们也通常有根据认为，能够很好地理解在我们通常的分类集合中产生的那些变化——例如，影响金属行为和鸟类羽毛颜色的那些因素。我只能把这解读为是说，以粒子或原子物理学和遗传学（或者，可能是新达尔文的综合论）为形式的当代科学，是大致正确的，而且代表了我们贯穿于极漫长的时期所实践的自我纠错的过程导致的信念阶段。[32]第二个阶段是指出，我们能够“为解决料想到会出现非充分决定的那些情形的科学推理给出一种叙述”。因此，我们有普通的理由认为，我们现在依赖的科学，对我们感兴趣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正确的理解，而且，对表明如何获得围绕这些正确的理解和产生这些理解的实践的趋同性的推理，提供了一种叙述。
通过这些方法真的会解决怀疑论的担忧吗？（难道怀疑论者应该收拾行李，到有效地利用第8章的机构的研究管理单位签约一个职位吗？）无疑，这只取决于怀疑论的担忧是什么。首先，还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怀疑论者应该关注特殊的科学理论吗？如果是这样，正确的回应将指向，提出这些特殊理论的那些实践和过程，应对任何特殊证据的挑战。但是，这种定域化的疑惑不是哲学形式的疑惑，答案也不需要是哲学的回答。对这些特殊理论的关注，只是为了弄明白，在某些证据性标准的语境中，它们是否满足那些标准。以反实在论的论证或非充分决定的考量为根据的关于科学的怀疑论，不是怀疑一种特定的研究满足证据性的标准，或者，科学实践通常满足它自己的证据性的标准。更确切地说，它是怀疑，科学满足哲学家所阐述的证据性的标准，或者怀疑，从满足科学的或哲学的证据性标准中能够得出的除了它们被满足的事实之外的任何结论。部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引导，和对非充分决定的成本敏感的解决方案，无助于我们做出任何更加激动人心的分析。但是，它们应该的意义激发了基切尔的分析。这样，他接受他所设想的会受到怀疑论者质疑的预设，而不是对下列理念提出挑战：为了使科学探索合法化，我们必须证明，科学的方法足以表明这种科学视角是正确的。(www.xing528.com)
科学的方法，不仅对于产生满足特定标准的自然界的叙述来说，是适当的，而且，对于证明那些方法是产生这些叙述的正确方式来说，是适当的，我们为什么应该对科学提出这种要求呢？基切尔这么要求，是因为他想讲述一个科学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关乎科学的自我纠错的步骤，而且他称之为是一个乐观的故事，不诉诸可疑的先验原理。这个乐观的故事是，在规划真实的分歧和承认自然界中真说明的依赖关系时，导向进步的一个自我纠错的故事。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哲学的自然主义者，尽管承诺对人类的合理性作出了进步主义的叙述，但是，他的合理性概念是在科学一元论的背景下加以阐述的，以至于取得认知进步的合理性，是有能力确定对自然世界作出唯一正确的叙述的合理性。他不仅假设，前面提到的那些部分的科学是大致正确的，而且假定，将把它们（或与它们很接近的部分）整合到一个捕获到自然界的这种结构的统一的叙述中。相比之下，我认为，一旦我们从基切尔对理性的步骤所下的定义中排除这个要素，在这些步骤中，就没有什么能确保合理性将会达到唯一的或唯一正确的叙述。正是对一元论的准神学的承诺，致使基切尔驱逐社会的因素，但正如我在后面所认为的那样，一旦抛弃形而上学和神学，就只有社会的因素才能拯救合理性（和实在论）。
如果应用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的认知过程和实践，无法保证一元论，即缺乏对统一主义的一种先验承诺，而共同体总是仍然趋同于同一个理论或同一条进路，那么，这个故事就不只是自我纠错，甚至与在这些章节中一样精心地描述的自我纠错。例如，应该表明存在着从原始人的无知到真知识的进步的（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所谓成功，可能限于我们感兴趣的（或者，我们依赖于当代西方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现象的那些方面。我们因此而获得的预言和操控的能力，即使受自然界在现象层面的反应所引导，也可能是我们干预我们（或代理我们的科学家）仍然不了解其基本性质的那些过程的结果。[33]而且，如果共同体能够容忍关于共同的现象有多条进路或多种理论，那么，依赖于统一性的故事就不能叙述全部的科学实践。[34]
结论
基切尔对理性的叙述旨在表明，狭义地解释的认知实践最终如何获得最佳理论（属于进步谱系中的理论）。我认为，他的叙述没有表明这一点，而且，他控制社会因素的企图只能抹杀它。戈德曼和哈克分享了基切尔关于理性的、社会的和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理性的因素是求真（或认知的进步），而社会的因素不仅恰好等同于偏见，而且等同于偏离真理的因素。理性的信念变化是在理性战胜社会因素时的变化。这种二分形成了他们对社会学家的那些断言的解释和他们对此作出的回应。他们对认知个人主义的承诺，进一步强化了认知过程总是与社会过程相对立的假设，并且，难以理解一些认知过程也许是社会过程的可能性。但是，已经在其他哲学界得到推进的这种强的社会认识论，是解读社会学家工作的最富有成效的方法。它也是理解科学的认知实践的最佳途径。
目标与意义
基切尔采用劳丹的科学变化的网状模型，既为了击败这样的观点：科学探索的目标是内在于科学实践的，因而是这个网络可调节的部分，也为了支持他的这种替代观点：科学探索有一个充当外在评价标准的首要目标。劳丹提议，用网络概念替代库恩的范式概念，这一网络由三类要素构成：实质性的断言、方法论的规定以及目标。科学变化是为了保持它的总的一致性，来调整这个网络中的任一要素的问题。这种科学变化的渐进主义模型是被作为库恩的循环革命模型的后继者提出的。基切尔断言，即使我们接受了劳丹关于探索的构成要素的图景，对一致性的需求也不足以说明实际发生的那些类型的变化。如果一致性是唯一要求，那么，人们只能消除令人不安的要素和坚持一个最低限度的集合，而不是替换或增加一些部分。因为变化是由替换或增加来刻画的，所以，除一致性之外的某些要素一定是推动这个过程的要素。基切尔断言，人们必须设想，用一些独立于语境的长远目标来说明所发生的那些类型的变化。在制定目标时的变化能够被理解为“根据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自然界是什么样子的等信念的变化，来表述发现有意义的真理的长远目标”。[35]
这里存在两种困难。首先，如果人们赞成只坚持三元集合中的一致性不足以说明变化的观点，那么，这依然没有表明更多的要求是什么。这个目标为什么不可能是一种智力游戏形式的自我延续，即要求丰富而复杂的而不是简化的理论基质的一种形式的自我延续呢？或者，人们能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这么表述——这个目标是一个由指定的探索者构成的共同体的自我延续，而这个共同体的规模则反映了科学世界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些探索者的任务就是阐述这种科学的世界观。科学变化必须被理解为是对发现有意义的真理的长远目标的不断表达，这个结论依赖于一个错误的二分。作为刚才阐述的替代选择的异端邪说，在一种哲学的语境中，可能是可靠的，一旦科学探索被置于历史和社会中，哲学家就不能简单地忽视它们。但是，基切尔对意义的用法也是有问题的。基切尔希望坚持认为，探索的目标，也就是说，获得有意义的真理，在变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但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信念却是可变的。这种阐述是模糊的，而且，引发了一种两难困境。如果第二个提议意味着，这些特殊类型的真理一直能满足意义变化的标准，那么，就需要对意义作出更多的阐述，以便理解一种真理是否满足它的断言。但是，这种更多的论述将使得意义太具体，因而本身处于变化中或容易受到挑战。[36]或者说，意义概念本身可能是变化的或多元的，结果，当对意义的目标指向有一个总的共识时，对意义是由什么构成的特定语境的阐述就有多种。因此，意义要么太空洞，要么太专门，而且是相对于语境的，以至于不能起到这里要求的与外在语境或实践无关的目标的作用。
管理科学共同体
进步和看不见的手
戈德曼和基切尔——还有戴维·赫尔——都同意，追求信誉（对某人科学工作的认可）是科学的一个特征。他们进一步同意，个体科学家对信誉的渴望能够加强对真理的追求，根本没有表明，科学与任何其他的人类机构一样容易腐败。当赫尔认为，对科学奖励结构的关注使认识论成为不必要的时，基切尔和戈德曼则力图通过运用经济学模型把它融入认识论之中。如果人们认为，效用的最大化或所渴望的结果通过经济学的建模，或更精确地说由决策理论的建模得到了阐明，那么，这就是一个足够合理的过程。决策论进路所做的是，把信誉和真理看成是效用，然后表明，对科学情境的各种约束如何能够具有这样的结果：行动的目的在于使信誉最大化，也使真理最大化。这种证明是基切尔和戈德曼赋予社会认识论的一般事业的一部分。基切尔指出：
社会认识论的一般问题……是识别从认识论的角度精心设计的认识体系的特性，即详细说明按照不同规则调整其个人实践的一个群体，通过他们的互动，成功产生了一系列不断进步的共识实践的那些条件。[37]
戈德曼的描绘也类似：
社会认识论的恰当领域……是规范地影响信念形成的那些社会过程和制度规定……社会认识论应该根据其对真信念而不是假信念的促进，来评价各种社会过程和制度安排。[38]
对社会认识论的这些描述表明，对于这两位作者而言，认识论是一项规范的事业——把加强获得真信念或认知进步的那些社会过程和结构与并非如此的那些社会过程和结构区分开来。戈德曼的进路在本质上是对赫尔的进路的一种正规化：对实现体制内的目标做出贡献的人的一种奖励制度，只需要个人受各种奖励的驱动，并不要求他们受各种目标的直接驱动。基切尔的进路，除了能识别他们共享的社会认识论概念的局限性之外，是更详尽的。他聚焦于两个一般的领域：信任和权威的议题，以及与分配工作相关的议题——也就是说，认知劳动的分工。这两者都能从决定制定行动方案的个体科学家的观点和共同体的观点来探讨。另外，基切尔在纯粹认识的行动者（epistemically pure agents）和玷污认识的行动者（epistemically sullied agents）之间作出了区分。纯粹认识的行动者是其主要目标是“达到有价值的认识状态”的认知行动者，而玷污认识的行动者是受到其他认知目标驱使的认知行动者，比如，优先权或信誉。这使得他能够表明，不管共同体是由纯粹认识的行动者所构成，还是由玷污认识的行动者所构成，这些议题都是可决定的（尽管以不同的方式做决定）。
信任和权威
科学家在他们彼此的互动中，（必须）接受他们的一些同行作出的断言，忽视另一些同行作出的断言。已知某人同意多种断言，那么，值得信任的那些断言如何与不那么值得信任的那些断言区分开来呢？最简单的情况是，一位纯粹认识的行动者决定是否依赖于另一个人的工作，即潜在的权威。这位行动者的目标是要达到有价值的认识状态。当这还尚未得到刻画时，我们不妨说，它是对某个问题Q的一种回答。纳入计算的因素包括：行动者的全部资源、回答Q需要的资源、直接获得那些资源的成本、间接获得那些资源的成本（即来自潜在的权威）、行动者的出错率（或可靠性）、潜在权威的出错率，以及在运用阶段将有效地利用对Q的正确回答的可能性（正确回答的价值）。如果这位行动者是有污点的，也就是说，是由非认识的目标驱使的，比如，渴望第一个获得答案，那么，这些附加因素必须纳入到计算之中，例如，预计有多少其他人也依赖于潜在的权威。这个方案向行动者推荐了不同的策略，他们要么对出错率做出不同的评估，要么拥有不同层次的资源，要么两者兼有。基切尔为了表明如何恰当地调整这些方案，考虑了很多不同的场景并对此表示担忧。例如，有可能这样设置参数：即使在某些人具有高度的不劳而获的权威（基于权力、知名度、单位名称）的情境中，行动者在这些情境中所采取的决策的结果，也能够促进认知进步。
他用这种权威方案提出的共同体层面的问题是，对当前的共识提出挑战的声明，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恰当回应。个人的选择包括：接受这种挑战的结果、忽视它的声明，或者，尝试复制正在讨论的结果。共同体的策略将是把这些选择之一赋予共同体中的每一位成员。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进行一次复制，足以让所有成员接受这种结果，也足以把它纳入到达成共识的实践中。于是，共同体的选择是，每个人都忽视结果（I），每个人都修改他们的观点来采纳结果（M），或者，有一个人试图复制它，而其余的人忽视它（R）。当共同体具有低的出错率和这种发现为真的价值也不高时，I将比M更可取。当复制者的可靠性很高时，R比M更可取，而且，如果挑战者是可靠的，复制者是可靠的，复制的成本也不太高，那么，R比I更可取。如果挑战者是不可靠的，那么，I就比R更可取。一旦这种简单情况的结构是明确的，它就有可能证明更加复杂的决策问题，比如，指派多少人来从事复制工作。基切尔总结到：
工作的实际分配与共同体的最佳状态之间的精确关系将依赖于各种参数的价值，但是，即使在（以直觉上令人担忧的权威为特征的）共同体中，很有可能以有助于促进认识构思的方式来设置那些参数。人们要了解一个特定的共同体可能做得有多好，就不能依赖于把共同体简单地描述为“权威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只能无可替代地审视我已经概述的这些类型的模型。[39]
尽管计算充满了活力，但是，依然有点难以理解应该如何部署这种方法。例如，基切尔没有把这些模型应用于他的著作中前面讨论的案例研究。我们不明白，19世纪关于自然选择的争论如何通过归因于权威或抵制权威的方案得到阐明，或者，吉尔曼（Guillemin）和夏拉（Schalley）原本可以从接受基切尔的决策理论进路到复制决策中获得什么。这使得我们可以自由地思考，在不久的将来，如何部署这些计算。“赋予”（assignment）的语言所意指的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着一种集权制的决策体制。但据我所知，这只存在于培根的《新大西岛》中。最接近的体制是国家基金机构，它们依赖来自“草根”（grass root）提出的研究建议（至少在美国，它们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和分散的）。无疑，基金机构在做出资助决定时会进行某种成本-收益的计算。令人感兴趣的是了解它们试图优化的那些目标是什么，它们是否根据基切尔的方案制定决策模型。否则，这些模型应用于个体的决策者。这样，例如，存在着个人用来决定是否复制一种具有挑战性结果的一个方案。各种参数的加权是不同的，依赖于行动者是纯粹的，还是有污点的。还不清楚，不同的个人在使他们期望的结果达到最大化时，如何有助于实现体制内的目标。虽然肯定存在着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参数设置的各种分布，但并不清楚，这些分布将会如何达到，那么，如果达不到，我们会怎么说。[40]甚至更成问题的是，基切尔没有说明如何获得这样的参数设置：它们的正确估计对这些模型的效用是至关重要的。对信任的初步计算，要求估计回答问题Q所需要的资源。但是，可靠地估计这个参数只有可能是，在一个假定的理论框架的语境中，阐述很明确的被限定的几个问题，而且，已经预料到这种回答的一般情况。
认知劳动的分工
这部分的构想是，有可能为处理不明确的或不同的意见找到最佳共同体的策略。一个“为规避风险做好两手准备的共同体，有可能比很快进展到统一意见状态的共同体，做得更好”。[41]如何做到双面下注呢？即用前面几章的语言来说，如何能避免过早地终止争论呢？基切尔坚持认为，如果共同体内所有的行动者在认知上都是纯粹的，那么，独立决策的结果将最终导致共同体在认识论意义上同质化。维持多样性的办法在于创建一个鼓励玷污认知的人也参与的奖励制度。对于足够多的参与者来说，只要存在着各种条件，使得因成功而获得奖励大于犯错误的风险，开始难以置信的观念就能够得到延续。而且，只要制度的总目标依然是获得真理，那么，个人的选择将会受到约束，混乱也不会处于支配地位。这么多都是戴维·赫尔的断言。基切尔更加正式的处理又表明了什么呢？
他讨论的具体情境包括，方法的选择与理论的选择，以及在其中的每一种选择中个人的决策问题与共同体的决策问题。为纯粹认识、玷污认识以及混合型认识提供方案。假设，可能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起作用的方法有两种，那么，将有这样的一些参数设置：它们在玷污认识的共同体中比在纯粹认识的共同体中，产生可稳定地达到的劳动分配，使共同体成功的概率更高。对理论选择的处理也类似。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且，是个人和共同体都应该选择的理论。但是，只要存在未解决的问题和两种理论，那么，最理想的情况是两者之间的一种稳定的劳动分配。
两种（或更多）相互竞争的方法或理论的状态是经典的非充分决定的情形。但是，基切尔没有表明，决策论的计算应该如何影响我们对他在早期著作中讨论的非充分决定情形的评估。实际上在那里，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满足ES的推理足以解决非充分决定的情形。但是，并不清楚，关于劳动分配的这些计算，
打算为前面的讨论增加些什么。而且，像在权威方案中的情况一样，除了最乏味的那些类型的情况之外，实际的计算要求我们拥有我们不可能拥有的知识。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这是下面的一种概率或可能性，即对于专注它的任何给定数量的个人或资源来说，一种方法将会正确地解答一个问题或疑问。
为什么走向新古典主义？
这两组讨论的特征是在纯粹的和玷污的之间进行了奇怪的区分。[42]纯粹的认识行动者不仅不受贪欲或野心的驱使，而且也不把任何形而上学的假设纳入到她的工作中。但这似乎只是复制了苏珊·哈克依赖的在诚实的和负载价值的探索之间作出的错误的二分。[43]只要举出西方科学中最突出的例子，我就会看到，在对还原论的简单性或反还原论的复杂性的形而上学承诺与获得“一种有价值的认识状态”（an epistemically valuble state）的欲望之间是完全相容的。但是，只要这两种形而上学的立场在共同体中体现出来，就会有某种多样性，可能足以防止结束包含有那些形而上学偏见的理论或方法。这两种形而上学的视角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们抓住的社会含意在文化中得以维持，这与任何特定个人的动机无关。此外，与这两种视角相联系的社会的观点也可能被作为真理来持有。在纯粹的和玷污的（或者，诚实的和负载价值的）之间作出区分意味着，要么，探索者是无前见的，要么，他们是在试图故意暗示他们不适应的（或者，不能推进他们事业的）社会的观点。这种认知的摩尼教的重塑预设了一种对认知中介的简单化的叙述，而且，误解了包括女性主义学者在内的对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者们一直断言的观点：价值和社会的前见内嵌于科学的概念和实践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科学的实践者得到无意识的贯彻。
有人可能会站在基切尔（和戈德曼）的利益上说，他们所证明的是，认知进步并不要求共同体内的所有个体成员都受到求真愿望的驱使，即使在能够应用决策论计算的不切实际的简单模型的情况下，人们也能找到这样的参数设置：其中，在取得认知进步时，受不同动机驱使的个人，或者，由受不同动机驱使的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与纯粹受求真愿望驱使的个人或共同体相比，做的一样好或者更好。因此，他们可以被看成是已经接纳了社会学-历史学的这种观察：科学家们通常由野心或其他世俗目标所驱使。通过表明认知进步或真理议题并没有因此而被从对科学实践的理解中排除出去，决策论的场景就显示出，哲学家的规范关注与（适当地理解的）科学的社会研究是相容的。但是，这依赖对信誉概念的极端解释，就像诺尔-塞蒂娜或拉图尔所运用的信誉概念一样，这不仅通向奖赏或其他奖励，而且对继续追求研究也是必要的。他们把一种不同的经济学，即资本投资的经济学用作他们理解科学的模型。戈德曼和基切尔的解释把他们的断言忽悠成是合乎道德的，而且在这么做时，极大地缩小了哲学家能够从他们的工作中所学习的知识的范围。[44]
[1]Laudan 1984a；Haack 1996；Goldman 1995；Kitcher 1993.
[2]Hesse 1988；Fuller1988，1989；Rouse 1987.
[3]Giere 1988；Brown 1984，1989，1994.
[4]Hull 1988.
[5]Ibid.；Solomon1994a，1994b，1995.我在第七章讨论所罗门的工作。
[6]Solomon 1992，1994a，1994b，1995；Goldman 1994.
[7]科学家和某些哲学家从中保护科学，反对建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文化理论家等的所谓科学大战，似乎主要是在公共关系中进行的，而且，是令人费解的，而不是阐明面临危机的哲学议题。
[8]Laudan 1984a.
[9]我使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既指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即布鲁尔和夏平及其同事的风格特征，也指诺尔-塞蒂娜和她的同事以及拉图尔和他的同事的微观社会学进路的特征。由于缺少更好的术语，我用“社会学家”指这些学派或相关的思想学派的成员。也存在着很少有哲学争论和这里所讨论的哲学家都不觉得有问题的很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由于限制了“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的用法，我不是故意否认科学社会学的存在。哲学家所批评的社会学家也拥有他们的社会学的批评者。参见Schmaus，Segerstrale，and Jesseph 1992。
[10]Goldman 1995.
[11]Ibid.，279.
[12]Ibid.，280.
[13]戴维·赫尔虽然在其他地方（1988）避免理性—社会二分，但却像戈德曼所做的那样对待社会意识形态在科学中起作用的论点，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他们的科学工作与他们的社会阶层的利益相冲突的那些个人为例进行论证。赫尔也断言，他所描述的社会互动将消除社会因素对研究成果的任何影响。这种观点应该是他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工作进行的主要回应，因为他的选择论的观点，原则上支持在科学家-互动者中发生的任何变化。即使这样，它也忽视了这样的方面：通常共享的意识形态可能是所选择的环境的一部分，从而制止哪些观点被认真地接受乃至容忍。要清除科学家明显地试图把他们的社会价值并入到科学内容中的动机表明，赫尔也屈从于把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的学者们的断言解释为一种道德指控。
[14]戈德曼强调，可信性是通过胜任能力和可靠性来判断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认识的。
[15]当然，它很像是由提供知识定义或辩护刻画的分析哲学家所沉思的老套的认识情形。
[16]Susan Haack 1996.
[17]朗基诺在1990年的著作（Longino 1990）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提出了这个论证。也参见这一卷的第六章。
[18]关于对这种观点的更广泛的阐述，参见Anderson 1995。
[19]Kitcher 1993.
[20]Kitcher 1993，87-88.
[21]Kitcher 1993，93-95.
[22]戴维·赫尔（David Hull 1988）采纳了类似的科学进步观。但是，他对科学的累进性的承诺，与他的反认识论的选择论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他说，只有科学才是（或可能是）在全域意义上进步的，而生物的进化和概念的进化都是在定域意义上是进步的。因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根本不可能存在适应于所有物种的完美目标。相比之下，在科学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目标，而且赫尔认为，相对于这个目标而言，把科学看成进步的是合乎情理的。存在着自然律，而且我们能够富有意义地把科学探索看成是，越来越接近于对它们的正确阐述。这相当接近于基切尔所提出的认知进步的概念。但是并不清楚，在赫尔的总体上反意向的选择论的框架内，人们能否把科学理解为是进步的。大概，通过审查提供的自我纠错，应该最终导致越来越近似于对自然律的阐述。但是，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它将会这么做。为了使简单选择生效，选择的环境不得不包括把揭示自然律的目标，要么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个特征，要么作为支持科学家活动的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是，为什么是自然律？而不是在实用的意义上是有用的模型？而且，为什么只有一个目标？赫尔无法回避他如此坚定地避免的这种认识论。
[23]在他们的“转向指称”（“The Flight to Reference”）一文中，毕晓普和斯蒂克（Bishop and Stich 1998）接受了基切尔在这一部分提出的科学实在论的论证。他们确认了在许多哲学项目中共享的一种推理模式。这种模式试图从关于指称的前提中得出本体论的或形而上的结论。例如，基切尔断言，过去使用“有效假定”的某些事例是失败的，在称之为“洗礼的”意义上，理论现在是或曾经是有指称的——也就是说，打算用此来指某种被思考为存在的东西，不管对它作出怎样的描绘。这概述了毕晓普和斯蒂克所描述的“转向”的前两阶段。第三阶段在论证真理或本体论时把前两阶段用作前提。但是，这个阶段通常不言而喻地需要依赖关于指称的一系列原理之一。这些是把指称与真理相关联的原理。这些论证的缺陷是，它们未能确定在该论证的第一阶段所描绘的指称，满足在该论证的第三阶段所假定的关于指称的原理。没有这样一种论证，就无法得出关于真理或本体论的结论。
[24]法恩（Fine 1984）以他的自然本体论态度（Natural Ontological Attitude）提供了“第三种方式”。他反对任何宏大叙事策略，比如，科学实在论或科学反实在论。他反而推荐这样的一条定域的特殊论者的进路：这条进路不把形而上学的推动力增加到由任何给定的理论作出的任何存在性断言中。
[25]这能被以几种方式来解读，取决于是理解科学家的实验，还是理解历史学家的实验。然而，这种模糊性对论证的结果是无关紧要的。
[26]这也是模糊的。可能意味着不同语境中的主要参与者的行为，或者，处于不同语境中的其他人的行为。
[27]Kitcher 1993，189.基切尔承认，对外在标准的这种阐述太强势，并提议把它放宽到详述具体的比较语境，而不是涵盖所有可能的人类实践。
[28]Kitcher1993，201.
[29]而且，基切尔依靠怀疑可信性的进化论假说，是在假设这个阐述中的高度的认知统一性。在形而上学、宇宙学或政治学中的变化，不能被看成是产生了妨碍在竞争的理论框架之间作出比较的认知多样性。
[30]这的确听起来相当接近于拉图尔和伍尔加（1986）的这种观点：“外在性（out-thereness）是科学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Cf.1986，25-31.）
[31]Kitcher 1993，302.
[32]如果这是一种正确的解读，那么我想知道，近代科学的这些成就是否应该是直接从泛灵论和人类初期的其他信念形式衍生而来的。而且，是否根据相同的功能标准和经验标准，对它们和当代科学作出判断。
[33]在这里，基本的可能意味着在一个更深的深层上，或是，具有更大的复杂性。
[34]关于对多元论是常态或是解决多种进路之争的最佳方案的具体探索领域的叙述，参见Cartwright 1995；Ereshevsky 1992；Waters 1991；Dupré 1993；以及第8章中进一步的讨论。
[35]Kitcher 1993，160.
[36]基切尔似乎认为，把统一性看成是最重要的认知目标，将会消除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需要对统一性作出更多的论证。
[37]Kitcher 1993，303.
[38]Goldman and Cox 1994，190.
[39]Kitcher 1993，342.
[40]斯蒂夫·富勒所展望的这种乐观的认识论者将会建议说，人们恰好确定了这个制度能使什么最大化，以便了解它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的某个目标或依赖于参与者的坦白。
[41]Kitcher 1993，344.
[42]解构主义者、文化人类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都重视这里假定的这种自明的区分。我把这些解释形式留给这些学科的践行者来讨论。
[43]Haack 1996.
[44]我忍不住要对运用这种悲观的科学来理解科学实践所得到的另一种结果作出评论。科学家一心想成为最大化者（无论是真理的或信誉的最大化者，还是他们所追求的任何其他目标的最大化者），确实使科学成为一种严酷的追求。失去了快乐、欣喜和好玩儿。这些经济学模型可能符合今天的“大科学”，胜过符合近代初期的科学，但它本身值得我们加以反省。关于以不同方式运用经济学来解释科学，参见米罗斯基和森特（Mirowski and Sent）即将出版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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