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人类学家已经对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们通过许多不同的案例研究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并不是通过应用哲学家认可的那类认识论规范所准许的诸程序进行的。相反，科学家运用一切必要的方法——商谈、抄袭、交易和剽窃——来使得他们的解释得到认可，他们的目的是在科学的游戏中获胜，或至少能幸存下来。“科学是通过社会方式来建构的”，这已经成为一个战斗口号和平淡无奇的议论，但这句座右铭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使用者来说意思都是相同的。而且，这种差异会使问题变得大不相同。
按照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所谓强纲领的观点，好的科学与坏的科学、成功的科学与不成功的科学，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来说明。[1]人们不能诉诸合理性来说明好的科学，而诉诸歪曲的社会因素来说明坏的科学。在这两种情况下，说明工作都是出于所谓的利益考虑：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专业利益、个人的职业利益。在强纲领中，说科学是通过社会方式来建构的，就是在说，正是假说或理论（主要）与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利益相一致，决定了它被该共同体所接受（而不是理论或假说与世界相一致）。因此，该理论或假说是否能被普遍接受，取决于支持或拥护它的共同体与构成更大科学共同体的其他共同体之间的社会互动。
卡林·诺尔-塞蒂娜和布鲁诺·拉图尔等人所进行的实验室的经验研究，对社会建构的理解是不同的。[2]对他们而言，科学过程，在包括社会互动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把社会关系写进（我们的）自然（观）的意义上，是社会的。他们聚焦于实验室的过程，而不是聚焦于宣传修辞。他们记录的那些社会互动的“生活片断”表明，（在所研究的案例中）科学家据以证实结果和验证假说的那些过程，包括了“内在”考量和“外在”考量的混合。他们由此断定，不可能在假说的纯认知基础和社会的——或负载利益的——基础之间做出区分。他们由于深陷在理性—社会的二分之中，因而进一步断定，哲学家的规范性关注是无意义的：规定（prescription）之轮可以在哲学领域内旋转，但却无法使现实的认识共同体中的诸齿轮都啮合起来。
在这两种纲领中，社会的建构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来使用的——即描述到底如何说服一位科学家或一个科学家共同体相信，一种观念是可信的、有价值的或真实的。这个标题的另一种用法是形而上学的或本体论的：社会的建构能够与“自然的建构或生产”形成对比。在这个意义上，集体建构的人工物和精心创建的政治实体，比如，宪政民主，都是一种社会的建构。但社会的建构也与“真实的”形成对比。在这种意义上，一个都市神话或疯狂蔓延的话题，可能是社会建构的。被科学是由社会建构的这一断言所激怒的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主要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来解读“社会的建构”，后一种意义暗含了自然界是人类努力的产物。社会建构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通常都没有把认识论意义和本体论意义区分开来，结果，对所察觉到的本体论误用的纷纷谴责，被自动地延伸到认识论意义。
除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做的工作之外，最近，一种新的分析形式进入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行列，那就是，科学的文化研究。像学院里的文化研究一样，科学的文化研究也是一种多学科的探索，把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问题，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修辞理论和分析的问题与主要来自大陆传统的哲学家的文化理论结合起来。科学的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工作分析科学的隐喻和其他文学问题，[3]另一些工作试图在他们的文化环境中理解包括获得意义在内的科学实践。[4]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对于科学的认识论理解是有意义的，在这种程度上，它们假定了我刚才描述的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本章，我打算评价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和诺尔-塞蒂娜与拉图尔的微观社会学工作给出的认识论断言——以表明他们的结论是如何通过潜在的理性—社会二分的承诺来形成的，以及在消除这种二分之后，社会学的工作如何向哲学家提供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
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
史蒂文·夏平的“科学史及其社会学的重构”是一个好的出发点。[5]夏平把许多历史案例研究辨别、分类和归纳为是支持这一相当温和的断言：社会学式的重构——也就是说，对社会利益在科学知识生产中所起作用的剖析——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设计这些案例研究是为了揭示构成特殊争论及其解决方案的那些实际过程、慎思和论证。其中，夏平辨别了由科学内部的专业利益所引发的科学争论，和为权威性和可信性而斗争所形成的争论，这些案例表明，科学知识的内容与更宽泛的社会语境中的关注是相关的。后者既包括文化资源的科学用途，也包括自然科学资源[即对自然界（nature）和大自然（the natural）的科学表征]的社会用途。夏平的论证是，因为有如此多的研究已经富有成效地阐明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的抉择时刻，所以毫无疑问，社会学的进路对科学的历史理解来说是有用的。因此，他要拒斥的哲学立场是，在任何科学事件的历史叙述中都包含有正确要素的编史学观点。
夏平所拒斥的这种历史，既是内在论的，也是“辉格”史的，即接受下列科学变化的一条科学史进路：（1）只被在狭义地解释的——也就是说，作为纯粹的认知活动，是由以获得真理为目标所构成的——科学实践中产生的诸议题所推进的科学变化；（2）进步的科学变化，也就是说，被解读为是导向当前的科学知识状态，在不断完善自然界知识的进程中，这本身只是一个阶段。为了反对这样一种立场，他需要确立的只是，为他所拥护的有社会学见识的历史提供方法论空间。然而，在他总结这种历史的方法论的诸准则时，他超出了这个要求的范围。其中的两个准则是相对保守的。首先，推荐归属于观念史的一种实践：历史学家应该把文化视为是可变的，是通过影响它的特殊习俗来传播的。其次，推荐把科学家看成是，依靠他们继承的文化知识背景、他们集体设定的目标，以及他们从自然实在中获得的信息来生产知识。虽然这两个准则都构成对内在论的反驳，但只要把“知识”解读为“怎样算作是知识”，这里的两个准则就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第三个准则强加了一种不同的解读。具有社会学倾向的历史学家，应该把知识的生产和评价视为是目标导向的。
在发现和辩护之间[自赖欣巴赫（Reichenbach）以来]的传统区分中，哲学家认为，发现（或产生）的过程，能被恰当地理解为是因果性的，或者，受到了包括目标和意图在内的许多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辩护（或评价）是一种认知活动或逻辑关系。在这种标准的观点中，这受制于只把实际情况接受为是真的这样一个目标。在赖欣巴赫的观点中，这只是一种关系，因而并不受制于任何目标。在多种意义上，评价被认为是受目标导向的。例如，某人看到，需要根据实用的目标来选择对哪些断言作出评价，或者，根据哪些可同等辩护的断言采取行动。夏平似乎已经想到，在接受和使他人接受某个断言为真与满足某个目标之间——例如，在把关于相对颅容量（cranial capacity）的那些断言接受为是真的与使种族压迫合法化之间——有相当直接的联系。正如夏平的例子中所意指的那样，如果辩护（或评价）会受到任意目标的引导，那么，就不可能在“知识”与“在语境C中所传递的知识”之间做出区分。这种断言，不论是潜在的还是显在的，都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注意。夏平所阐述的前两个原则，非常适应这篇论文前面引证的那些案例，也足以为他所拥护的具有社会学见识的历史留有余地。因此，夏平没有必要做出像第三个准则表达的那么强的断言。然而，那是强纲领的科学观和科学研究的核心，而且，还预示着关于夏平和西蒙·谢弗做出的17世纪接受实验方法的那些断言。[6]尽管夏平没有为此提供论证，但是，如果人们假定前一章讨论的理性与社会的二分，那就可以从前两个准则中自然推得。因此，是这种二分准许从历史断言转移到概念断言。夏平的第三个原则所预示的进路，在巴里·巴恩斯和大卫·布鲁尔的合著中和在他们各自的专著中，得到了更加直接的辩护。
巴恩斯和布鲁尔的论文“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知识社会学”是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基本作品之一。[7]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扫清对强纲领历史进路的任何哲学异议，而且要推进和保卫关于科学和任何其他信念形式的彻底的相对主义。巴恩斯和布鲁尔阐述了三个论点：
1.关于特定话题的诸信念是变化的。
2.在这些变化的信念中，哪些信念将会在给定的语境中被发现，取决于使用者的情况，或者，与使用者的情况相关。
3.所有的信念，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它们的可信性都是同样成问题的。[8]
最后这个论点是所谓的对称性论点，而且，巴恩斯和布鲁尔把这一论点阐释为意指，一位社会学家，不管他或她把一个信念评价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必须寻找其可信性的原因（大概是对于相信这个信念的那些人来说）。
解释这些论点的方式或多或少是有争议的。我对每个论点只提供两种可选择的解读：
SSK1A：个人持有的关于相同话题的信念是随内容、重点等的变化而变化的。
SSK1B：个人持有的关于相同话题的信念都是矛盾的。
SSK2A：在一组变化的信念中，哪些信念会被一个特定语境中的人所持有，是视情况而定的，比如，那些人可获得的理由或证据。
SSK2B：在一组变化的信念中，哪些信念会被一个特定语境中的人所拥有，除了那些人可获得的理由或证据之外，是视情况而定的。[9]
SSK3A：对于任何一种给定的信念而言，不论它是真的或假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在一个语境中把它当作是真的或合理的，都要求作出因果性的说明。
SSK3B：对于任何一种给定的信念而言，不论它是真的或假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在一个语境中把它当作是真的或合理的，都要求在不引用该信念的真理或诸理由的前提下作出因果性的说明。
有可能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但这组变化足以表明，这些原则是模糊的。如果我们接受A解读，那么，它们的三个论点可能只意味着，在一个可能（为真）的信念范围内，就某个主题而言人们坚持那些信念，将取决于信仰者语境中的其他特征，并且，所有的信念在这么接受它们的语境中，不论把它们接受为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同样成问题的（即都需要做出说明）。考虑到科学探索是由位于特定历史和地理环境中的人类所践行的，那么，支持（夏平所推荐的那种）有社会学见识的历史所需要的解释，只能是较弱的解释。然而，巴恩斯和布鲁尔的修辞要领及其对他们反对的论点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他们意指较强的含义，更像B，而不像A。
他们反对的“理性主义的”论点包含两种断言：
1.理性的或真的信念，根据它们是真的或合理的这一事实，来说明。
2.非理性的（或假的）信念，只要求一种社会学的或因果性的说明。
明确地说，这些断言如果没有弄糊涂的话，也是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看起来巴恩斯和布鲁尔就把它们视为对立面而言，是在耍赖。然而，关键不在于这些原则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认可，而在于对它们的默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发展。至少有两种观念社会学家可能会感到厌恶，或者，发现是成问题的。一种观念是，让信念脱离信仰者，从而使认知的能动作用理想化。另一种观念是，人们能够脱离评价它的某个语境（历史的、社会的、实用的）特征描述而弄清楚一种信念是理性的这一断言。这两种观念在前面讨论的推测中都是固有的，像波普尔的观点认为的那样，存在一种逻辑关系的自主领域：已知某个前提，那么，就其本身决定了在理性上正确的结论，并且，这充当了据此来评价人类认知的能动作用的一种理想。虽然人们可以指望社会学家关注认知的能动作用的特征描述，但是，巴恩斯和布鲁尔反而追求别的核心观念，即所相信的命题的固有真理、可信性或合理性的观念。
巴恩斯和布鲁尔在把他们的论证根据压在真理和合理性之上时，而不是压在关于更容易接受经验检验的认知能动作用的概念之上时，不仅运用了编史学，而且还运用了科学哲学、逻辑学和认识论。他们提出了可能会被用以反对他们的对称性论点和支持“理性主义的”反对称性论点的两种论证。这些论证所关注的，不是描绘有时空定位的认知主体，而是描绘在基础主义知识论中传统上被看成是基础的诸类命题的地位。就一组可能的基本信念而言，他们提供了两种考量。一种是存在一组“本身显而易见”的信念。诸如通常所说的来自经验的或可观察的那些信念。但是，巴恩斯和布鲁尔说，在我们的环境中形成感觉的辨别力，是一个训练动物机体的能力和技能的问题。（通过语句或别的方式）对所辨别的词项和要素的表征，是一个运用有共同意义的表征模式的问题，这些模式将会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经验的诸信念并不是自明的。他们摒弃的另一种考量是他们归因于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斯蒂文·卢卡斯（Steven Lukes）的那种考量：为了进行跨语言的交流（即翻译），为真的诸信念与可合理地辩护的那些推理模式，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但是，巴恩斯和布鲁尔认为，因为最初的语言学习并不涉及翻译，所以必须通过另一种方式，而不是通过翻译，表达所谓共同核心的那些语句，来学习另一种语言。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假定这样一个共同的核心。至于可合理地辩护的那些推理模式，他们引用了逻辑哲学中的那些著名的问题——例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寓言中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循环论证，以及普赖尔（A.N.Prior）关于逻辑连接词的工作。这项工作表明，试图对有效推理模式的有效性做出明确的辩护或证明，结果是循环论证或无限回归。一种先验的论证不可能产生一组普遍拥有的经验信念，也不可能把一组推理模式确定为是界定了所有人类共同体的有效推理。
这样，在断灭了“理性主义的”偏见之后，巴恩斯和布鲁尔宣称，根本没有相对主义的替代者——也就是说这样的观点：把真理确认为是对S而言，对于任何S来说的真理。这种相对主义的论证被当作是强纲领的一个宣言，也被称为“利益论点”，代表了这样的观点：科学争论是（1）通过隶属于争论立场的社会利益来刻画的；（2）作为解决那些利益冲突的结果，或在解决那些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或“告终”，通常由拥有政治资源获得控制或保持控制的一伙人作出裁决。以及（3）不能通过一组互不相关的事实（或互不相关的实在）来判定。[10]但是，使这些论证与观察的自我确认性，或者，相对主义和利益论点的有效推理模式的自我确认性相对立，是使理性—认知与社会二分的隐含前提。缺少了这个前提，巴恩斯和布鲁尔的论证只表明，理性主义论点的断言不可能是先天成立的。当然，只因为先天的论证不能证明一组信念的普遍性，或者一组推理模式的普遍可接受性，这并没有表明不存在这样一组经验信念或推理模式。不过，它变成了一个是否存在这种普遍性的经验问题。“怎么都行”的强相对主义和利益论点同样如此。这些也是经验的，而不是可以先天证明的。
巴恩斯和布鲁尔似乎在其他作品中认可这一点。他们强调，他们的相对主义不是断言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是无意义的，而是断言它们总是和只是有定域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先验普遍的区分。尤其是布鲁尔认为，在说明为什么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喜欢一个特殊的科学理论时，不仅涉及社会利益，而且涉及政治操纵。利益与政治操纵，与传统上更加认可的观察与推理的认知过程，携手并进。[11]他尽力强调，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在强纲领的分析中不是无意义的，而是它们总是只有定域意义的区分。因而意指，这种相对主义被极大地弱化了，更像是语境经验主义。尽管如此，用作强纲领分析典范的那些实际案例研究，其注意力集中在不利于认知的那些社会因素。它们被当作支持这样的观点：对解决争论负有责任的，是社会因素，而不是认知因素。因此，在实践中，强纲领的分析人士在上面列出的那三个论点的A解读与B解读之间徘徊。尽管有意提供一种更为综合的说明，但这条进路被它对理性—社会二分的承诺摧毁了。结果，强纲领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向我们描述，认识或认知的考量如何在社会描述中起作用，而且只强调信念的一种类型的原因。
强纲领进路最受欢迎的成果之一是斯蒂文·夏平和西蒙·谢弗的《利维坦和空气泵》，这本书叙述了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之间关于实验的检验价值的争论。[12]这场争论聚焦于波义耳发明的一个（接近）真空的仪器：空气泵（它从一个密闭空间中抽出空气）。波义耳通常被誉为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人。像16世纪意大利科学家托里彻利和伽利略所做的那样，他不仅用亲手制作（或设计）的仪器做实验，而且他还广泛地撰写关于实验的实践与理论的作品。波义耳把认知权威定位于，通过实验向许多目击者揭示对自然的部分表达，而霍布斯则对欧几里得的几何证明风格印象深刻，把这样的权威定位于是从本身毋庸置疑的第一原理推导出来的。霍布斯极力反对波义耳的方法及其结论，尽管并不成功。夏平和谢弗将这场争论置于其更大的历史语境中：英国的内战；而且认为，这两种科学认识论的对比，等同于两条社会秩序问题进路的对比，霍布斯和波义耳对此也有广泛的论述。
霍布斯的方法是使所有命题为真或为假的一个判定程序——没有为偶然性留下任何余地，也没有任何命题是不可判定的。所有真命题中的信念都是强制性的；抵制真理体系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会危及所有真信念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波义耳的方法，把只能通过实验所证明的东西看成是确定的（或可判定的）。这些将是事实问题，而且通过直接的观察，或者通过恰当构建的代理人（著名的“有节制的见证人”）的观察，被迫赞同这些事情。无法这么证明的东西，是关于哪个信念不能被强迫的意见问题。霍布斯以为，对一些问题公开发表意见是社会动荡的基础，因为只要个人有权合乎逻辑地表达不同的意见，他们就会拥护这些意见。因而，从哲学上消除意见的多样性，部分地解决了社会秩序的问题。另一方面，波义耳以为，对什么是可证明的和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意见问题感到困惑，是促成社会分化的因素。在他看来，澄清这种区分，以及在多样性被可获得的事实所特许时，容忍不同的意见，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夏平和谢弗在他们的书中明确阐述的论点是，这段历史证明，“知识问题的解决方案嵌入在社会秩序问题的实践解决方案中，而且，社会秩序问题的不同的实践解决方案，囊括了知识问题的可对比的实践解决方案”。[13]因为他们自己从一开始就表示，希望理解作为科学真理的仲裁者而获得特权地位的实验，是怎么回事，他们因此而断言：这条实验进路是具体解决政治秩序问题的结果。在此，与雅各布·布鲁诺斯基（Jacob Bronowski）在《科学和人类价值》[14]一书中所断言的意思所不同，他们意指别的意思。布鲁诺斯基认为，在科学共同体中，以及在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中，科学的成功实施需要某种（自由民主的）社会组织。夏平和谢弗反而认为，这本可以是别的方式：霍布斯提供了另一种方式，不仅是政治活动的方式，而且是政治与科学活动的方式。他提供的权威主义的生活方式，尽管是切实可行的，但却没有被选择。波义耳捍卫的实验方法，成为获得自然界的知识的公认途径，不是因为它是获得自然界的知识的更优越的途径，而是因为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生活的议会制形式，在英国内战中胜了出来。
夏平和谢弗超越了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不是认为特殊学科中的特殊事件具有社会效价，并通过社会方式来解决，而是认为现代科学本身的方法论基石之一，即实验的本性和权威性，是很有效价的。他们的描述出色地证明了，在政治权威与认知权威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对霍布斯与波义耳来说，这些相似性是重要的。然而，他们的因果论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部分问题在于在一个以一种替代方式把认知权威设想为能产生一种不同的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的时代的存在性断言。然而，事情可能恰好相反，这并没有表明，基于霍布斯演绎模型的一种切实可行的自然哲学能够浮现出来，或者，能够达到与实验方法相同类型的实践目标。即使后者的要求太强，根据某个成功的标准来判断，这样一种自然哲学也必须是成功的。在夏平和谢弗的表述中所缺失的，是叙述霍布斯关于自然现象的认识论的运行方式和某种论证，即论证它甚至会以自己的术语提出一种可比较的和有效的自然科学，不论这是意味着在实用意义上成功的、在形而上意义上全面的、命令式的普遍赞同，还是在霍布斯的生活方式中蕴含的衡量有效性的任何其他标准。
即使他们在霍布斯式的科学的有效性的案例中是成功的，这个案例表明实验科学的合法性依赖于解决政治斗争的模式，这种推测预设了巴恩斯和布鲁尔所提供的那种论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是旨在成为反对诉诸信念或理论的固有真理、拟真性或合理性来说明该信念（或理论承诺）变化的一般论证。如果这种说明不可能是现成的，那么，他们就断言，我们必须接受可替代的因果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社会因素将占有很大部分。科学中的情况尤其如此，科学是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环境（高校、政府实验室、工业研究中心）中践行的，并依赖于各种社会机制（杂志、专业协会、会议、同行评议、基金资助机构，等等）。这种论证的困难是，它并不能表明它希望表明的观点。我已经指出，他们利用的这些特殊论证没有为他们得出的结论提供根据，至少在他们的强形式中是如此。巴恩斯和布鲁尔所提供的或所采用的这些哲学论证，不支持致使认知说明没有实际意义的激进的相对主义。这些论证，像反基础主义的论证一样，是耳熟能详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利用反基础主义的论证，反对要求把真知识建立在毋庸置疑的信念或命题（通常是感知材料的命题）之基础上的知识观。展开这些论证的大多数人——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威拉德·奎因（Willard Quine）、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人——认为，知识并不需要这些基础。他们认为，缺少这些基础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东西，或者，这些毋庸置疑的基础的不可能性，支持了任何一种相对主义。[15]在这个语境中，强纲领的拥护者所需要的是，叙述他们的反基础主义论证与他们提倡的那些主张的相关性，尤其是，与强解释中的对称性论点和他们潜在地否认认知叙述——也就是说，诉诸行动者的诸理由的那些叙述——具有说明价值的相关性。换言之，所需要的是证明，首先，所有的认知进路，或者，认识论进路，都致力于基础主义；其次，认知进路与社会进路是互相排斥的。
公正地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当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主流，由理性的重构和强烈的“内在论的”辉格史所支配时，强纲领的理论家提出了他们的哲学—编史学的观点。从赖欣巴赫到拉卡托斯（Imre Lakatus）及其当前的实践者的不同版本的理性重构的理想，都是为了表明科学推理（理论、说明等）如何符合推理（理论、说明等）的某种哲学理想。科学“辉格”史的观点是类似的，即表明目前公认的各种科学胜利（例如，拉瓦锡的定量分析化学），是科学家在回应研究语境中产生的问题时，正确应用科学方法的结果，而且，正如从当前的观点所看到的那样，有助于知识的进步。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观点，似乎迫切需要提出一种应用于一般科学或推理的论证。然而，质疑内在论和辉格式的观点的更深层次的概念基础的失败，驱使从对科学争论的复杂的多维度观察的论证，转向对与所拒绝的结论一样极端和一样脆弱的那些哲学结论的论证。这些结论的广泛的普遍性给人留下的独特印象是，强纲领的实践者们，不仅提供了对科学史中社会史的合法性的论证，而且他们也在削弱（或努力削弱）当代科学的认知权威。[16]这种解读既说明了来自某些方面的对强纲领的愤怒，也说明了其他方面发出的对它的欢迎。无论如何，根据这里提供的分析，这体现出了从案例研究中吸取错误教训是有魅力的。
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纲领
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关注当代实验科学，尤其是对实验复制作用的习惯概念提出了挑战。他在广泛观察那些物理学家研究引力波的过程中，提出了他对实验作用的分析。[17]他也剖析了当代科学中的其他事件，似乎对他来说，这些事件确证了他的分析。[18]柯林斯认为，在一个有争议的新领域（即恰好要求作出复制的那个领域）内，事实上，科学家不是遵循公式（“算法”）来复制所谓结果或解释受到挑战的实验。相反，他们以各种方式更改实验，例如，设计稍微不同的探测仪。柯林斯认为，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内，成功的判别标准，比如，“工作方法”，还没有得到落实。这种观点受到了实例分析的支持，比如，对引力波的实验探测和核聚变产生的余热的分析。关于彼此实验装置的价值、更改的意义和实验程序的不同部分的相对重要性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应该被解释为是有关下列问题的协商：什么算作是对原始实验的一种复制，在这个领域内，什么样的实验过程算作是称职的，另一方面，什么样的实验过程算作是不称职的。柯林斯使人们注意到，在决定是否接受所报告的实验结果时，利用了表面上不相关的考虑，比如，呈现实验结果的风格，或者，实验者的个性。他把这一点和类似的修辞策略看成是证明，根本没有一组独立的科学标准来确定实验结果的有效性。这些标准在争论停止时才会浮现出来。只根据自然界所确定的东西来这么结束歧义，是很难达到的。相反，如果达到了，那也是通过社会的方式达到的，而且，我们的自然观是从这些讨论中，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留下的印记中浮现出来的。正如柯林斯在“七种性别”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领域内的科学家的那些行动，可以被看成是关于下列问题的协商：在这个领域内的实验中，哪一组实验应该被算作是一组称职的实验。他们在判定这个议题的过程中，决定了引力波的特征”。
柯林斯是试图阻止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某种轻信的代表。我们不应该把科学看成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权威，而应该把科学看成是人类的活动，跟任何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也会受到各种限制。他谴责使科学探索的真正特征神秘化而不是告知科学探索的真正特征的科学的哲学形象。像巴恩斯和布鲁尔一样，他把这种情境描述成是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的情境。要么，自然界把它的特征直接强加在我们的（或者，强加给科学家的）认知过程中和表征机制里，要么，通过各种方式来调解我们的（或科学家的）认知过程和表征机制。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的理论，当它们是未被玷污的探索方法的结果时，是对这部分自然界的直接的、精确的、完备的表征，它们是关于这部分自然界的理论，并且，我们采纳的这些理论，由于它们的真理性，或者，由于就可获得的证据而言它们是最可信的，所以，都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的理论就不是对这部分自然界的直接的、精确的、完备的表征，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协商的结果而被采纳的对自然界的各种建构，并且，反映了在这些协商过程中获胜方的利益。
柯林斯把这两个对立的观点称之为算法模型和文化适应模型（enculturational model），巴恩斯和布鲁尔把他们的两个对立的观点称之为理性主义的和社会学的。这些二分意味着，合理性是算法的，即把规则应用于一种情境，或者，用规则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合理性体现为是严格的，而不是灵活的；是超验的，而不是语境的。结果，要表明一种情境尚未通过独立于语境的诸规则来解析，被认为是要表明合理性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而且，被社会利益或协商取而代之。正如我在导言中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拒绝构成这种二分基础的合理性的特征，并认为，推理是灵活的，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要素；既包括证据的要素，也包括实用的要素，既包括逻辑的要素，也包括定域的要素。人们可能会指出，有效性的诸规则并没有规定推理前提中包含的那个要素，而且，在一组假设的语境中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在另一组假设的语境中得出，在一种语境中似乎是明显的观念，在另一种语境中却是不可思议的。科学社会学家关于科学和科学哲学作出的断言，似乎是夸张的，或者，被解读为是夸张的，因为他们自己深受僵化的合理性概念和认知概念的影响。他们聚焦于传统进路的缺陷，而不是提出（或寻找）可替代的知识概念、合理性等概念，它们对在解决科学问题时起到重要作用的、所观察到的社会过程更敏感。因此，尽管他们严肃地声明了立场乃至意图，但正相反，他们的豪言壮语没有为第三条进路留下任何余地：这条进路运用了不太形式化的合理性概念，也并不反对成为社会分析的一部分。
布鲁诺·拉图尔提出了对这两个英国学派的另外一些异议。他断言，虽然他们的工作自称是推翻对待信念的一种不适当的不对称性，但却信奉一种甚至更加有害的观点。SSK的分析使我们关于自然界的信念成为有问题的，但却相信，我们关于社会问题（权力、利益等）的信念是不成问题的。他们为了颠覆自然界的知识而假定了社会的知识。然而，作为经验社会科学的探索对象，社会范畴恰好与自然范畴一样会受到质疑。[19]这里，确实存在两种不对称性。一种是认识论的：在我们授予社会知识和社会过程的透明性与社会调解或我们对自然界知识的模糊性之间的不对称性。另一种不对称是因果性的：社会学家承认，结束争论的因果效力来源于社会过程，与自然界无关。拉图尔在对《利维坦和空气泵》及其后续工作的评论中认为，社会学家只不过是逆转了哲学家或理性主义者的不对称性。[20]他断言，真正需要说明的是，科学（或自然界）和社会是如何分离开来的，结果，把一方看成是对另一方的说明，不论人们用社会来说明科学—自然界，还是用自然界来说明社会—科学。[21]而且他认为，在他看来，夏平和谢弗尤其没有注意到他们关于波义耳的工作确实表明，不是社会建构自然界，而是17世纪的自然界和社会之间同时发生的共同建构（和分离）。把社会和自然界理解为是共同建构的，完成了社会学家所呼吁的那种对称性。在他们的回应中，柯林斯、耶力（Yearly）和夏平承认，他们的叙述保留了这种不对称性，但是断言，舍此就不可能有任何理解，并且，拉图尔关于自然界与社会的对称形式本身，是有害的和无意义的。[22]这个回应的第一部分证明，落入理性——社会二分的陷阱致使社会学家：在拒斥对理由的自我确认时，他们信奉一种同样成问题的社会的透明性。
实验室研究
爱丁堡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都强调他们所感知到的科学认知过程的无限灵活性和相对主义，强调职业利益与政治意识形态在坚持和结束科学争论时所起的作用。一系列不同的分析进路，一部分受到了民族方法学的鼓舞，而另一部分则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启发，在实验室研究的标题下能够进行分类。其中，实验室研究的实践者还包括卡林·诺尔-塞蒂娜、迈克·林奇（Michael Lynch）、布鲁诺·拉图尔和沙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23]他们的标志是，假定一种天真的视角，对实验室的互动进行近距离的观察。诺尔-塞蒂娜、拉图尔和林奇对如何完成科学工作感兴趣。特拉维克对高能物理学家的文化感兴趣，在他们的宇宙学和社会组织的形式之间，有相似之处。也许她明智地避开了她的同事所碰到的认识论交锋，尽管她的文本中的讽刺腔调意味着，她对认识论的支持，比科学实在论者或传统经验主义者对认识论的支持，更接近社会建构论者对认识论的支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聚焦于诺尔-塞蒂娜和拉图尔，因为他们对理解科学的哲学进路（希望）提出的挑战最明显。
卡林·诺尔-塞蒂娜
诺尔-塞蒂娜的早期著作《知识的制造》是基于她在加州伯克利的联邦研究机构进行的为期一年的现场调查写成的。[24]她研究的特定单元与植物蛋白质有关。诺尔-塞蒂娜观察到了科学家与仪器和材料之间的互动、他们相互之间的互动，以及与他们的研究相联系的或相关的其他人（实验室以外的科学家、工业代表等）之间的互动。她除了观察、记录和采访之外，还收集实验方案、论文草稿和公开的结果。人种学研究者假定天真视角的方法论要点是，防止由于人们的成见而排除与全面描述观察现象的因果模式相关的诸因素。例如，对认知的各个社会方面感兴趣的一位哲学家，可能预先倾向于识别，对假说辩护的时刻，并对它们作出分析。因而，如果她由于与辩护无关忽视问题的形成和选择，那么，她对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仍然一无所知，而这些方面可能对她感兴趣的现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位天真的观察者（理想地）不加辨别地收集一切，只是后来才试图弄清楚其意义。当然，没有一位观察者是真正天真的。科学人种学家所希望避免的，是不加批评地复制通过其合法的或理想化的表征所提供的科学活动图像。这位观察者在不分享科学家自己的理解或他们的概念、仪器以及实践的意义上是天真的。[25]
在《知识的制造》一书中，诺尔-塞蒂娜认为，被哲学家所概念化的通过逻辑方法可以分析的理论有效性的场合，最好被理解为是通过各种选择构成的复杂过程。她断言，哲学家把接受理论看成是一个形成意见或共识的问题，即一个发生在实验室本身之外的过程。但是，诺尔-塞蒂娜质问：“如果不是一种把先前的结果有选择性地合并到正在进行的科研生产的过程中，那么，这种接受的过程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成果通过不断地合并到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得以巩固……结果，我们为了研究这个‘辩护的语境’必须考虑的，正是实验室里的这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26]即使是已公布的成果，在被其他研究者采纳和使用之前，也是毫无价值的，观察到这一点就能明确她的部分观点。科学知识不是出现在通过所尝试的实验复制进行的直接的理论检验中，而是出现在当一项研究的结果为另一项研究所依赖或合并到另一项研究中时所出现的间接检验中。如果这种依赖是错位的（也就是说，这些成果在新的情形中不起作用），或者，合并后的研究进展不顺利，那么，这项研究的结果就会在文本中消失，因为研究者抛弃了它们，乃至推翻了它们。而且，如果这项研究的成果没有被如此使用，那么，它们就会由于缺少关注而自行消失，也不会被合并到“科学知识的体系”中。从对通过合并进行辩护的这种叙述中得出结论时，诺尔—塞蒂娜发现，把所有的科学决定都设想为各种选择——仪器的选择、技巧的选择、问题的选择、“手稿”资源的选择——是富有成效的。对诺尔-塞蒂娜提出的这种转变的一种理解方式是，记住这些选择是根据所考虑的目标作出的；选择本身不是成就或目标。科学被设想为是一项持续不断的永无止境的活动，不是个人对一个潜在完备文本作出贡献。
对诺尔-塞蒂娜而言，这种互动主义是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一种替代，因为它聚焦于与他人（包括人种学家在内）的互动中的个人。个人或集体都不是独立的因果性的行动者。在科学选择过程中重要活动的重心是互动。
诺尔-塞蒂娜在《知识的制造》一书中建构她的论证时，运用了两种主要的证据资源。一种是文献资料以及分析科学家对问题和情境的回应；另一种是对在研究单位撰写的某篇论文的分析。这两者体现了她所谓的科学推理的语境特征和投机特征。对选择产生影响的这些考量，依赖于不同的语境特征，也依赖于由研究材料和已知的或预期的客户（潜在的工业应用、专利等）提供的感知到的机会。根本没有模式——每一种情境在细节上都不同于其他情境。科学家在对外行说明他们的决定时，没有尽力清除语境的考量。例如，在诺尔-塞蒂娜的调查期间，北加州发生干旱，能源危机达到高潮。关于利用哪些过程的决定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用水或能源更少的过程，比那些要求用水或能源更多的过程更令人青睐。在回应社会学家关于如何鉴别成功观念的问题时，一位研究者说：
你努力去辨别。一天，……或一周，你就能得到一个观念，你（根据）你的时间和利用时间的能力，来做出辨析。你知道，我们有一些观念文档，要么在我们的脑海里，要么在文章中，但你不会在你没有机会实现，或证明，或证实的事情上花费你的许多时间。因此，你设法把你的兴趣限于你知道的、在现有的设施框架内很快就是最有成效的观念。[27]
这种实用主义实际上是回应这个问题的一个相当常见的特征（被认为不同于求助对一种观念提出的内在挑战、有可能促进知识的重大进展，或者，其他更加典型的“认知”特征）。
在一个案例中，一位研究者，当他的工业联系人指出对他的研究不感兴趣时，就放弃了某个研究思路，而且，重新定位研究，直到研究方向与客户的兴趣相一致为止。这是诺尔-塞蒂娜追随迈克尔·卡伦（Michel Callon）所谓的利益“融合”的一个事例。强纲领的社会学诉诸事先共享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根植于思考的共同物质环境和社会情况中。相反，诺尔-塞蒂娜认为，利益的共同性并不是给定的，实现和维持利益的融合需要付出努力。这种融合是脆弱的，非常依赖于情境。个体科学家在超出直接研究语境的范围，扩展到用户（工业用户和科学用户）、投资者等的一个网络中创造和工作。再者，这些网络（“多变的超越科学的领域”）的确切特征依赖于特定的情境。尽管诺尔-塞蒂娜没有强调这一点，但人们也可以假设，这些网络彼此交错，结果，任何特定的个人都被定位于许多不同的网络中，她或他在其中的一个网络中，可能是材料或观念的输出者，在另一个网络中，是材料或观念的接收者，在另一个网络中，是一位翻译者。
诺尔-塞蒂娜断言，排除语境因素的一个地方，是在准备发表论文时。然而，研究论文的客观性，是它的准备工作的人造品，没有反映这些实验的真实历史。在她论证的第二条主线中，诺尔-塞蒂娜一开始就在实验室里跟踪一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在回应内部同行和外部同行的评审意见时，论文草稿修改了十五次。实验者的能动作用越来越被排除在外，跟他们做出关于（例如）程序或试剂的选择的任何证据一样。这项工作与他人的前期工作的相关性被认真地呈现出来。引用较早的工作，是有必要作为背景，而不是被描述为启发或促进当前的工作。修改论文是为了吸收同行评审者的建议，也是为了把对研究者得出结论的责任转移到他们的结果中。问题，而非研究者，确定这些方法；结果，而非研究者，确定（或“建议”）这些结论。这个过程的结果，即对完全清除它起源于叙述该研究的诸线索的一种阐述，如果被看成是记录实际工作，就很有欺骗性。当然，科学内部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差别。只有外行，即把她对科学的理解建立在这些人造品的基础之上的人，将会被误导。然而，正如肯·沃特斯（Ken Waters）评论的那样，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去语境化的，还不如说是再语境化的。[28]这篇修改过的论文经过引文的格式，故意被放置在与其他工作的特殊关系中，并且，通过它的形式宣称它归属于这项工作体系。这篇论文已经被从这个研究小组及其实验室的定域的语境，转移到公认的公共科学知识的更广泛的语境中。
然而，在最终公开的研究文稿中，对定域的语境和特定的能动作用的消除，确实在科学家和外行等人中间鼓励了这种信念：科学旨在追求和达到对自然世界的一种正确表征，自然界本身写进了表格、图表、图形及其文本的解释中。“使之正确”，从为获得成功的结果需要在实验室里解决一切问题，转变为在这个联合点处剪辑自然界。第一项等同于第三项，即使得“使之正确”的工作成为无形的。在她的分析中，诺尔-塞蒂娜的目标之一是破坏这种等价性，并且他把这种破坏等同于否认理解科学探索的这条哲学进路。她在稍后概述她的建构主义进路要素的一篇文章中澄清了这一点，在她的建构主义进路中，“把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主要看成是参与调查如何在实验室里生产出科学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在关于自然界的科学陈述中如何保留事实”。[29]这意味着，哲学家一直试图研究在科学过程中如何保留事实，因而假定这些事实是先于那个过程而存在的，并且是那个过程成功的决定因素。关于如何产生科学对象的这种对比考察使我们看到，“科学工作的指示性和独特性，使科学哲学家彻底找到支配科学选择的那组标准的希望破灭了”。[30]
在早期的工作中，她关心的是表明，科学的话语共同体如何超越实验室的边界，延伸到包括国家和商业投资者、用户等人。诺尔-塞蒂娜近来的工作更加密切地关注实验室里的互动。[31]她在报道关于分子生物实验室研究的所谓中期阶段的几篇论文中，强调了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之间的话语互动，在确定什么是（本身无限灵活的）数据时所起的作用。[32]“无限的灵活性”可能意味着，你会使这些数据成为万能的。这一点或许太强硬。但“无限的灵活性”可能意味着，已知可能的值域，这些数据将无休止地阻止固定其中的一个数值，因而需要注入科学家的看法。
诺尔-塞蒂娜最近的工作，使人们注意到她所称的粒子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认知文化”的差异。[33]在这项工作中，她试图表明哲学的合理性概念和经济学的合理性概念都是有局限性的。她断言，哲学和经济学都假定了一种统一的合理性，这能够独立于使用它的语境来描绘。然而，对诺尔-塞蒂娜而言，这种统一性是由于对语境和内容的非法分离所产生的一种错觉。他在考察这两门学科的实验室里解决问题的策略时说，在她所谓的“发现真理的导航”模式中，人们发现了用不统一取代统一的理性。在面对同样影响每门学科的困境（例如，方法论与结果之间的循环关系）时求助于理性的程序，但是，什么算作是理性的，什么工作算作是解决方案，在两种语境中完全不同。例如，在物理学中，人们发现了一个框架性的策略：把一个探测器的结果用作另一个探测器的框架。这提供了稳定化和牢固性，但正如诺尔-塞蒂娜所注意到的那样，经验发现的根据，即对依赖仪器线索的解释，因而是通过自指（self-reference）、自语境化（self-contextualization）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物理学依靠自身来作出验证。相反，在分子生物学中，个体研究者被指望培养一种合理地提出挑战和合理地解决问题的意识。例如，成功的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种“感觉”，能感到何时倒出凝胶，何时继续保持溶解。科学家和他们研究的对象在“互动/行为”回路中联合起来，在这个回路中，科学家和研究对象都不能独立地行动或彻底地支配对方。
人们可能把诺尔-塞蒂娜，要么解读为试图对合理性进行重新概念化，并把理由看成是情境化的，要么解读为放弃合理性和理由，把它们看成不能对科学实践作出恰当的分析。例如，她把认识论问题描述为：“我们所谓的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和被接受的呢？”[34]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由她所称的一种敏感的方法论来提供。这包括，“方法论的主体间性”，达到与研究主体进行交流，这些主体在建构知识时具有话语权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以及“方法论的互动主义”，这使人种学家集中关注“它的主体的实践，而不是认知”。应用这种方法论致使我们回答这样的认识问题：它引起了在实验室内部和在实验室与其世俗环境之间的社会过程和互动。她断言，这种分析“毁灭了科学哲学家寻找支配科学选择的那组标准的希望”。然而，这种“毁灭”事先由她的方法论的互动主义来保证，她把方法论的互动主义描述为是集中关注“它的主体的实践，而不是认知”。这恰好是对理性-认知和社会二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这里，它确实假定实践不包括认知。
从这种二分的视域来解读，她的经验分析似乎确实有意表明，理性与科学是不相关的。如果不从这一视域来解读，就不能毁灭或取代哲学关注，而被认为是提议变革这些关注所在的领域。哲学家既关注规范性概念的意义，也关注对它们的应用标准（规范本身）的阐述。诺尔-塞蒂娜的工作能够被解读为，迫使我们把注意力从能够用逻辑方法分析的文献体系，转移到研究产生这类文献（和它表达的理解）的过程。逻辑分析的危险是，与对实际推理实践的描述相混淆。如果我们把生产科学知识的具体实践本身——社会的和物质的——理解为是认知实践，那么，哲学分析的领域，与其说是从文本转向实践，不如说是从它们的社会-历史的学术和物质语境抽象出的文本，转向嵌入在这些语境中并被理解为是复杂的认知实践结果的文本。这扩展了，而不是排除了，理性的范围。在这种解读中，诺尔-塞蒂娜的工作是与哲学家的经验合作，追求把理性的标准表征为是复杂的、多元的和非超验的。人们能够把诺尔-塞蒂娜的工作看成是，迫切重新反思我们如何描述合理性，重新反思我们如何在科学过程中理解对它的表述，而不是表明，哲学家对诸如辩护和知识之类问题的关注，从根本上把一项活动误置和歪曲为是非理性的。
布鲁诺·拉图尔
20世纪70年代，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在萨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联合进行现场研究，在他们出版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中，也采用了天真观察者的叙事姿态。[35]罗杰·吉耶曼（RogerGuillemin）带领的神经内分泌学研究部门与鉴别和分析神经肽[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的另一个实验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拉图尔和伍尔加聚焦于他们所谓的“书写中的交易”（traffic in inscriptions）。书写范围，从在实验室里传阅的生物鉴定仪提供的记录，到从实验室寄出的研究论文，由此，标记内部传阅的生物鉴定，被嵌入到外部传阅中。这些书写能够被理解为是，在不断发展的信用经济中进行交易的标志，其中，个人的目标是积累可信性。可信性是通过信息的生产来增加的，而挑战可信性，会付出很高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使很多其他研究失信，因为这些研究已经与所讨论的信息融为一体，或者，与为了对该信息提出挑战而创建新仪器或设计新实验所需要的材料和学术投资融为一体。可信性以引证和其他致谢的形式带来信誉。这种信誉能被投资到项目中，项目的成果将会带来更高的可信性，这依次能被再投资到项目中，由此而加速和扩大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
科学活动的这种经济学模型使我们看到，在更多地包含资本投资和商业的世界中，这种活动的嵌入性。这种理念不像是说，科学实际上是一个投资、交易和盈利的问题，而更像是说，经济学和科学是对同样抽象的模型的实现。像诺尔-塞蒂娜的工作一样，这个模型引导我们的注意力远离了理论内容和科学家为此提供的明显理由（观察、实验等）。当设法否证所付出的代价很大时，而不是当在某些联合处正确地剪辑自然界时，辩护的过程就会被停止。然而，诺尔-塞蒂娜认为，经济学模型具有误导性，或者，只是在科学中还没有完全被意识到。尤其是，她批判拉图尔和伍尔加的模型遗漏了剥削的观念、个人以盈利的形式占有剩余价值及其阶级结构和异化的相互关联。[36]我们也可以注意到，这把科学家视为独立的企业家，忽视了政府、工业研究实验室和大学的复杂依赖关系与等级结构。悖论的是，这促进了内在论的科学观，因为主要的行动者是科学家，而且对科学过程的阐述没有参照其他因素。[37]
拉图尔在后来的工作中放弃了这个经济学模型，赞同一个更不严密的框架。拉图尔对19世纪巴斯德（Pasteur）取得的成就的解释明确表明，他实际上试图废除刚才使用的这种内在-外在的区分。[38]这种成就并不是（或不只是）确立了疾病的病菌理论，而是根据微生物学，变革农业、兽医学和人类医学。拉图尔提出，我们首先聚焦于一系列的替代和转译，而不是根据先前的兴趣和一个固定的语境，设法理解巴斯德的工作。巴斯德对炭疽杆菌的偶然发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拉图尔的看法，巴斯德首先把他的技术人员带到收集感染物的现场，并在现场的实体与实验室的实体之间确立同一性。拉图尔称之为转译，来反思他们的偏好和策略的特征。农民的受感染的现场成为实验室的休眠孢子。然后，巴斯德在实验室里只是恢复和重新创造所选定的那些部分的农场条件。尤其是，他能够创建爆发一场炭疽病。他应用他从鸡瘟病毒变异工作中所学到的知识，能弱化或强化细菌，因而最终研制出疫苗。疫苗的功效不是只通过把药瓶从实验室船运给兽医说“试试这个”来证明的。相反，支持实验室中的疫苗有效性的实验室条件，必须在这个现场被再现出来——也就是说，必须把实验室延伸到农场。
根据拉图尔的观点，外部不会作用于内部，或者，内部不会作用于外部。更确切地说，在特殊的场所之间存在着交易，这把一种场所的要素带到另一种场所，他所谓的取代和转译，不只是概念的取代和转译，而且还有利益的取代和转译。法国农民在经济成功时的利益，被转译为在巴斯德实验室里实验成功时的利益，因此被转译为它保持和支持的利益。这个实验室是进行许多试验和（远离公共视线）犯错误的一个地方。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书写装置、测量技巧、记录实验室使用的物质和运行过程。它们的力量在于，它们能使自然对象和它们记录其功效与轨迹的过程易于读取。直到实验室里创造出行动者—对象和动力的一种新布局，并找到一种方法，把实验室的相关条件扩展到“社会”时，实验室的工作才能公开。对于拉图尔来说，实验室并不是事先存在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地方，而是开创新力量的地方，“是社会语境构成发生质变的地方”。[39](www.xing528.com)
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对这条进路给予了更加一般的描述，用各种不同的事例作出说明。[40]他保留了《实验室生活》中的观念：由于竞争者尝试否证或促进替代模型所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所以，才能实现辩护。[41]他采用“较量”（Trials of Strength）的绰号来形容竞争使得否证或替代的成本太高的过程。他也采用和修改了像迈克尔·卡伦的现场和网络那样的概念、我们也看到诺尔-塞蒂娜所运用的观念。科学知识生产被表征为，使贯穿于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或“行为体”所建构的稳定联盟和网络的诸模型处于支配地位。当在社会世界或在自然界（实际上是实验室）中的结果能够被可靠地复制时，当一个实验室在较量中获胜时，就实现了稳定化。但是，这种阐述，在表明社会和自然构成了两个不同领域的程度上，是成问题的。对一种结果的采纳，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同时有助于使这种结果成为一种事实。从巴斯德的讨论中显然可以看出，关键在于，不是社会互动凭空地建构了一个事实，而是正如巴斯德的炭疽疫苗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实验室的人造品，如果不能在实验室之外赋予生命，就绝对无利可图，也不会进入公共知识体系，或者，进入共同的世界。提高对一种阐述提出挑战的代价和让别人把一个人的利益接受为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再说一遍，卡伦的利益融合），都是稳定化的过程。
拉图尔的目标指向两种说明的不对称性：那些哲学家的不对称性：他们断言，只有在合理性的证明失败时，才能求助于社会原因；由自然与社会的区分所产生的逆转的不对称，他把后者看成是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核心教条。拉图尔的建议是，网络的稳定化，需要非人类的行为体（羊脑、酶、硅片、扇贝）的配合，某些读者对此表示愤慨，他们发现，潜在地把意向性归属于非人类，是荒唐的。[42]然而，人们会把这一点解读为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强调他对在强纲领中起到如此重要作用的自然—社会二分的质疑。他显然对哲学家提出了挑战。在对理性—非理性的不对称性的逆转中，他提议，哲学家尽可能追求他对科学知识生产的这种社会叙述，只有到那时，才能转向认知叙述，也就是说，诉诸理由的叙述。明确的意思是，如果人们真正地深入到自己的社会说明中，那么，就没有更多认知叙述的工作可做。
有可能把拉图尔解读为是，采取了类似于哲学家回应强纲领的措施，因为他对“非人类行为体”作用的坚持，也是把自然界带回到知识建构的一种方式。网络的设想，是使自然和社会的贡献在权重上成为等价的，或者，至少未被先天指定的一种方式。这也使哲学家非常强调的理论成果不再成为中心。我们所区分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在一种关系网络中的作用和互动是平等的。在这个网络中，因果影响的方向并不占有优势，这些要素彼此相关的连续状态，恰好像一场未经编排的舞蹈一样。在由涉及所有要素的合作形成的连续状态中，有些序列可能是稳定的。与哲学家的回应相类似的，是坚持认为通过命令来创造知识是不可能的；自然界必然会有某种输入。
但拉图尔自己一直没有与哲学家结盟，至少不与这种哲学家结盟。他似乎在说，在理解科学时理论的选择或接受的问题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问题。在“给我一个实验室”一文中，他这样说道：
科学的特殊性并不会出现在认知的、社会的或心理的特性中，而是出现在以下列方式进行的实验室的特殊建构中：推翻现象所占的比例，使事情具有可读性，然后，加快试验频率，允许犯许多错误，并被记录下来……科学的神秘性很多时候来自科学家能够做出“预言”的观点。他们工作在实验室里，确实，外面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些预言。问题是，如果不首先扩展实验室里存在的检验条件，那么，就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些预言。[43]
哲学家用来表达证实、辩护和理论选择的方案，无论这些是确证的图式、证伪和证实的图式、决策矩阵，还是其他模型，都没有表达对建构科学知识而言重要之点：那就是关于世界的转化。
在我刚才给出的对网络理论的一种解读中，理论、模型和说明，恰好是取代和转译的复杂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调节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的工具，或者，像某些哲学叙述指出的那样，不是整个活动的要点。因此，理科生只能记录，任何一组行动者，“追随周围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找到达成实验安排的步骤。如果这是拉图尔所想到的，那么，认知叙述就是不必要的，因为根本没有认知。但对我来说，这似乎完全是为了摆脱由理性与社会二分所创造的绝境，而这种二分困扰着本章所讨论的科学的其他研究工作。
拉图尔在他最近的著作中，甚至更有力地强调了外部世界（或“实在”）在决定探索结果时所起的作用。[44]同时，他努力阐述，炭疽杆菌为何在巴斯德进行分离之前既存在，又不存在。人类和非人类在知识生产中互动；诀窍是如实地描述这种互动，既不高估，也不低估。拉图尔可能更喜欢说产生了一个世界——其中，在实验室里，控制和分离出的微生物——被理解为是造成炭疽病的原因。如果赋予认知合理性的作用，只是检验和证明关于炭疽病因的假说，那么，拉图尔有权贬损它为事后的，但这确实不是合理性的唯一归宿。正是在巴斯德的追随者进行的不计其数的微观认知行为中，表达了从事这种知识（或新世界）的生产。他们在实用语境中的嵌入性，并没有使他们减少认知。拉图尔拒斥的这种认知叙述，与强纲领理论家在拒绝理性主义时拒斥的叙述是一样的，即这样一种叙述：把一个信念的实情当作是，说明它能被相信的理由，因而把推理和辩护当作是，从在实验室与其世界之间的交易中发生的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的。
但是，一种认知说明也会是这样的情况：把科学家的理由看作是对他们的信念的说明。无疑，巴斯德和他的技术人员所从事的活动——培养杆菌、确定它在哪种介质中生长得更快、而在哪种介质中生长得更慢，观察和记录哪些奶牛生病了、而哪些奶牛则躲过了疾病——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认知的过程。只有理性和社会的二分，才迫使人们把这一点看成是非认知的。注意到科学家及其推理实践的社会和语境的嵌入性，并没有从科学中排除理性，也不意味着认知叙述无事可做，更不意味着人类的合理性不是科学的关键要素。这确实意味着，不考虑实际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和语境特征的认知（或理性）叙述，乃至更糟糕的是，假设科学不依赖于其语境的认知（或理性）叙述，是不适当的，甚至可能曲解了科学合理性的作用和特征。但是，像在强纲领的例子中那样，假设认知叙述必定对语境问题不敏感，或者，必须使恰当的科学问题脱离正在发生的其他一切问题，就是信奉同样僵化的这样的合理性概念：据说，它刻画了哲学的反对派的特征。
吸取教训
本章评论的社会学工作表明，对科学实践的一种恰当表征，必须把科学家置于他们的共同体当中，并把这些共同体置于维持他们研究的客户、投资者、消费者和市民的更大的和部分重叠的共同体中。这些共同体的特征是，具有异质性，有时会有利益和忠诚的冲突。我已经概述了他们的工作的这些研究者，在他们叙述互动模式时和在分析的适当目标与水平上，各不相同。他们同意，他们所确定的哲学家的路径——以对知识本质的规范性关注为特征——歪曲了科学的过程。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利益是这些深思熟虑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些过程导致接受，在这些模型案例中给出的理论或实验结果——例如，波义耳实验方法的政治维度提供了一种接受的动机。案例研究表明，协商——讨论和论证——能够确定，在一个特定的共同体中什么算作是证据。案例研究表明，接受域内的利用或忽视的预期，在研究设计中发挥着作用，正如在诺尔-塞蒂娜对植物蛋白小组的研究中显示的那样。案例研究表明，机敏地培育同盟（包括非人类的研究对象）能够确保围绕一种结果临时达成共识，正如拉图尔的案例研究显示的那样。如果我们设法用从20世纪中期的分析的认识论中得出的知识模型，也就是说，用从论证的先天模型和原则导出的抽象概念来表征科学实践，那么，我们将只能成功地提供一幅漫画。同时，认为案例研究表明科学实践不是理性的，证据性理由和各种理由在科学实践中没有位置，或者，理论或假说总是或必然是由职业或政治利益决定的，这都言过其实了。它把“理性主义的”观点接受为对推理和其他认知概念的一种适当分析，并且只认为它不符合科学实践的实际情况，而不是质疑对推理和合理性的僵化刻画。但缺陷可能在于，没有对认知或理性与社会之间的二分提出质疑，而不在于断言科学是对人类的合理性或认知能力的表达。
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质问，什么是产生科学知识的工作的特征呢？诺尔-塞蒂娜的认识论问题（“我们所谓的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和被接受的呢？”）和拉图尔追随周围科学家的警告，都是冲着描绘这项工作的特征。回答这样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实例是如何被建构的和被接受的呢？或者，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产生这些知识（或者，把这个新对象和这些互动引入这个世界）的过程中，科学家做了些什么呢？科学家去了哪里？无论如何，不是回答这样的问题：知识的根据是什么呢？说科学知识是科学家所说的任何知识，或者，在较量中所胜出的任何观点，这种说法提出了关于产生知识的机制问题，但却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把一种断言当作是知识而不是意见意味着什么。哲学家把这个问题作为认识论分析的出发点。自然主义哲学家通过描述个体在达成信念、感知过程、推理程序等时执行或经历的程序或过程来回答这个问题，据此，我们倾向于把他们相信的东西称为知识。[45]这些被当作从本性上是有辩护作用的。社会学家通过描述信念或断言接受的过程[不包括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是辩护（或者，知识—建构]的过程），似乎已经取代了这个哲学疑问。但最初的疑问，即关于规范性的或负载规范的表述（也就是“知识”）的意义问题，依然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不在于哲学家描述的且被社会学家的说明从其因果性状态分离的辩护过程，或者，可能在于（与这两种假设相反）社会学家描述的一些起码的程序和过程的特性。然而，除非回答了这个问题，否则，就不清楚能从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什么样的普遍观点。社会学家已经成功质疑了哲学家对作为表征认知过程的科学判断的理性重构的适当性。他们没有消除提出这种重构的顾虑——关于知识本性的问题，和关于产生知识的科学探索的动力问题。
我认为，20世纪的分析哲学家发展了不会导致布鲁尔的皮浪式结论的反基础主义论证。事实上，布鲁尔已经使用了反基础主义哲学家的论证版本。在“重新审查涂尔干和莫斯”一文中和其他作品中，他引用了由奎因提出、也被玛丽·海西发展了的非充分决定的论证。[46]这种论证形式关注范畴术语的意义和外延。布鲁尔把玛丽·海西在她的科学推理网络模型中使用的论证看成是，对涂尔干和莫斯的“物的分类再现了人的分类”这一断言，提供了一种哲学的理论辩护，也就是说，这种分类再现了包容与排斥的社会模式。基本观点是，我们关于范畴外延的判断，即什么算作范畴的一个成员乃至一个范例，是可以不断修改的，这种判断受到的主要限制是，保持这一判断网络的一致性。因为在面临反常经验时，并不是网络的每个方面都能被保留下来，所以，信念修正受到规定网络的哪些部分必须被保持和哪些部分是可牺牲的这些一致性条件的引导。一种条件是维持与世界相符合，但因为这能够以多种方式来达到，所以，关于如何达到一致性的附加约束必须生效。当海西运用“受文化约束的形而上学原理”时，布鲁尔引用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提议：形而上学原理和自然观构成了支配其他事物的辩论武器。因此，正如涂尔干所言，“物的分类再现了人的分类”，或者，维持定律、奇特的经验描述等的网络的一致性所参照的那些条件，包括关于社会秩序（负载价值）的信念在内。人们会把这看成是断言：一个一致性条件是，我们关于自然的信念，保留了我们的社会安排的自然性。在布鲁尔的解读中，海西的理论观对涂尔干的观点增加的内容，就是将它延伸到了科学理论。
这里的困难在于，非充分决定的论证和海西对这一问题本身的解决方案一起，并不能充分地决定布鲁尔希望从中得到的关于科学知识的论点。非充分决定论证是指，只凭经验数据不足以把各种理论或假说限定为一个理论或假说。布鲁尔的论证声称是先验的，但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前提，就不能把我们限定于他所寻找的结论。需要某些一致性条件并没有指明它们的内容必须是什么。此外，在有些案例中，这些条件包括保留社会信念在内，这一事实并没有表明，在所有案例中都将包括保留社会信念或“人的分类”。布鲁尔有时会引用，范畴是由语言的社会制度所保持和修正的约定这一事实，来支持这样的断言：信念内容是通过社会方式来决定的。但从范畴是由社会约定来保持的这一事实不能推出：范畴的内容本身是社会的，或者，是由在使用语境中流行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范畴的这种约定性与异质的固定模式相一致。这么说无损于布鲁尔力图证实的历史工作。诚然，最好把强纲领理解为是一种编史学纲领，一种试图把历史学家引向科学史上的某一时期的某些方面的哲学观点。但是，作为结果的叙述必须根据自身的优点来论成败，而且不是哲学论点的结果，甚至不是对它的经验证实。
[1]哲学家最大程度地攻击在与爱丁堡大学相联系的科学社会学中，和在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与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强纲领。参见Barnes 1977；Bloor 1991；Barnes and Bloor 1982。这个纲领引起了很多哲学家的关注；例如，参见玛丽·海西（Mary Hesse，1980）的一个富有同情（倘若是批评性）的解读，以及拉里·劳丹（1984a）等人不太温和的响应，等等。
[2]Knorr-Cetina1983；Latour 1983.
[3]例如参见，Beer 1983， 1986， 1996； Hayles 1990； Squier 1994。
[4]例如参见，Biagioli 1993； Traweek 1988， 1992。
[5]Shapin 1982.
[6]Shapin and Schaffer 1985.
[7]Barnes and Bloor 1982.
[8]Barnes and Bloor 1982，22-23.出于句法目的，我稍微改写了第三个论点。
[9]当用第二种解释取代时，第一个论点的替代解释，产生了四种可能的解释。
[10]对利益论点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阐述。一些清晰易懂的事例，可以在巴恩斯（Barnes 1983）和皮克林（Pickering 1984）的作品中找到。
[11]Bloor 1992.
[12]Shapin and Schaffer 1985.
[13]Shapin and Shaffer，15.
[14]Bronowski 1956.
[15]关于这一观点的讨论，参见Friedman 1998。也可以参见本章附录。
[16]关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内的强纲领和其他工作的这样一种解释，参见Schmaus，Segerstrale和Jesseph，1992。
[17]Collins1975，1985.
[18]Collins and Pinch1993.
[19]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1983，1992）也提出了这个观点。
[20]Latour 1990，1992，1993.
[21]人们能够在这个框架内看到对该问题的另一种阐述：在一种进路中认为科学等同于自然界，而在另一种进路中则认为科学等同于社会。
[22]Collins and Yearly 1992b； Shapin 1988.
[23]除本章其他地方所引用的那些文本外，参见Lynch1 985，1992。
[24]Knorr-Cetina1981.
[25]如此构想的一位观察者提供了一种讲述，对这种讲述的解读也应该使这位读者意识到塑造了我们对科学活动的自然感知的诸价值、诸假设和诸预期的沉淀。最起码，这种解读应该挑战这些假说和瓦解这些预期。
[26]Knorr-Cetina1981，8.
[27]Knorr-Cetina1981，75.
[28]在对本章早期手稿的评论中。
[29]Knorr-Cetina1983，119.
[30]Knorr-Cetina1983，119.，134.
[31]Amann and Knorr-Cetina1990.
[32]我在后面几章返回来讨论这些论文的意义。
[33]Knorr-Cetina1999.
[34]Knorr-Cetina1983.
[35]Latour and Woolgar1986.
[36]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Levins）和理查德·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1985）明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型来描述当代科学。在他们的分析中，阶级结构和异化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37]诺尔-塞蒂娜（1981）对作为科学活动的适当表征的一般经济学模型，提出了广泛的批评，但提议，把他们确实使用的经济学语言解释为是指市场，不过，在这个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商品是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家所生产的东西。
[38]Latour 1988.
[39]Latour1983，158.
[40]Latour 1987.
[41]Latour 1983.
[42]Collins and Yearly 1992a.
[43]Latour 1983，165-66.
[44]Latour 1999.
[45]Kitcher 1992.
[46]Bloor 1982.非充分决定的论证是指这样的论证：数据无法完全限定理论的选择，从而导致根据证据不足以决定科学判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