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互动和朋友们的贡献: 序言和致谢

本书的面世是许多学术互动和有利条件的结果。它开始于一项富有雄心的计划：重新阐述知识的社会性论点，抵御对它的批评，然后，把这一论点应用于新的案例研究，包括讨论在西方反对或袒护科学与新兴的工业化后殖民社会中的科学进路之间的关系。最终，越来越明确的是，这一哲学论点需要得到更多的阐述，而这一计划的另外两个部分还有必要且值得进行较长篇幅的单独论述。总之，本书是第一部分：重新确认知识的社会性论点，这被我遇到的很有帮助的深受启发的批评所淡化，而它的发展关系到科学的社会理论中新近的其他工作，既包括经验工作也包括哲学工作。

我很感激个人和机构赋予的鼓励和提供的机会。肯·沃特斯（Ken Waters）阅读了每一章并进行了评论，有时，数易其稿。我们关于哲学和生物学争论的影响贯穿于本书。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和理查德·格兰迪（Richard Grandy）分别阅读了全部手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建议。这三位朋友和同事以慷慨的批判精神来响应这项工作，我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不能由于本书现存的缺陷而责备这些读者，相反，本书的优点肯定多半归功于他们。此外，1999年春天，“哲学8660”研究生讨论课的学生们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初稿。除了整个研讨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机会，让一群见多识广的读者检验这些观念之外，他们的个别异议也在文本中加以注释。

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是与他人的对话或通信的结果，其中有保罗·博戈西昂（Paul Boghossian）、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n）、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阿米塔·查特吉（Amita Chatterjee）、J.理查德·克里斯（J.Richard Creath）、约翰·杜普雷（John Dupré）、凯瑟琳·埃尔金（Gatherine Elgin）、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詹姆斯·格里塞默（James Griesemer）、詹妮弗·霍恩斯比（Jennifer Hornsby）、唐·霍华德（Don Howard）、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凯瑟琳·列侬（Kathleen Lennon）、伊丽莎白·劳埃德（Elisabeth Lloyd）、简·梅恩沙因（Jane Maienschein）、瓦莱丽·曼娜（Valerie Miner）、西法丽·莫埃特拉（Shefali Moitra）、林恩·H.尼尔森（Lynn H.Nelson）、德鲁弗·雷纳（Dhruv Raina）、阿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史蒂芬·希弗（Steven Schiffer）、弗雷德里克·施密特（Frederick Schmitt）、米里亚姆·所罗门（Miriam Solomon）、伊丽莎白·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沙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维维安·韦尔（Vivian Weil）、威廉·威姆萨特（WilliamWimsatt）、艾莉森·怀利（Alison Wylie），以及我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同事们，约翰·比蒂（John Beatty）、罗恩·吉尔（Ron Giere）、杰弗里·赫尔曼（Geoffrey Hellman）、史蒂芬·克勒特（Steven Kellert）、戴维·麦卡勒姆（David MacCallum）、迈克尔·鲁特（Michael Root）、帕蒂·罗斯（Patti Ross）、韦德·萨维奇（Wade Savage）和内奥米·谢曼（Naomi Scheman）。无疑，我忘记了许多澄清我的思路的其他交流。在此，我向那些曾向他们学习过却未列入上述感谢名单的人致歉。

我感谢莱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为我提供研究和学术休假的机会，使我能够开始，然后，持续地推进这一计划。在1993—1994年和1994—1995年期间，明尼苏达大学的迈克尔与彭妮·温顿访问学者项目（The Michael and Penny Winton 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使我减少了教学负担和暂时摆脱了行政事务。1994年夏天，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我在贝拉焦的塞尔贝罗尼别墅里居住的一个月，成为关键的转折点。1998年冬春之际，伦敦经济学院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中心提供了热情款待与合作机会。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SBR 9731088）资助我进行的研究，除了在不同场合有所报道和将会有所报道之外，全部纳入本书之中。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麦克奈特基金（McKnight Foundation）的人文学科研究奖为研究助理提供了资助。明尼苏达科学哲学中心的史蒂夫·列利丘克（Steve Lelchuk）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技术援助。萨拉·霍金格尔（Sara Hottinger）和伊丽莎白·伦斯特鲁姆（Elizabeth Lunstrum）在担任研究助理的角色时，在最后汇总参考文献和编排索引方面，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最后，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对这一计划一如既往的鼓励，他们是，安·沃尔德（Ann Wald）和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沃尔德后来去了其他国家，马尔科姆在最后阶段能够把压力和耐心恰当地融合起来。(www.xing528.com)

我的母亲和姐妹们，海伦·奥布莱恩·朗基诺（Helen O’Brien Longino），米歇尔·朗基诺（Michele Longino）和弗吉尼亚·乔丹（Virginia Jordan）始终如一地给予帮助；比尔（Bill W.）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地为我建言献策；还有我的伴侣，瓦莱利·迈纳（Valerie Miner），使得整个人生成为一场冒险。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有几章内容是对过去著作的某些部分的重新编排。我感谢“知识在科学的社会理论中的命运”和“生物多元论的认识论”两篇文章的出版者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文章的修订版，前一篇文章收录在弗雷德里克·施密特主编的《社会化认识论：知识的社会维度》（托托瓦，新泽西：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后一篇文章收录在理查德·克里斯和简·梅恩沙因主编的《认识论和生物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我也很感谢国家女性艺术博物馆，允许我使用由玛丽亚·埃莱娜·维耶拉·达·希尔瓦（Maria Helena Vieira da Silva）的《小镇》这幅画作为本书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