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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级竞争力指数比较分析

时间:2023-07-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内生因素的二级竞争力指数的比较分析:图4-11历史资源、产业结构、产业绩效以及创新能力的内生因素竞争力指数历史资源、产业结构、产业绩效以及创新能力对内生因素的作用权重分别为:0.12、0.23、0.23、0.42。对比回归方程,其产业绩效的竞争指数的提高速度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北京、南京、西安和洛阳。

三二级竞争力指数比较分析

外部因素的二级竞争力指数的比较分析:

图4-10 生产资料、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及信息产业的竞争力指数

生产资料、市场需求、产业政策及信息产业对外部因素的作用权重分别为:0.12、0.42、0.23、0.23。其中市场需求对外部因素的重要程度最大,达到0.42。从图4-10可以看出,2008—2012年间,四座古都的市场需求因素都发生了大幅的下降与提升,2010年和2011年两年降至低谷,2011年后开始有所提升,回复至原有需求水平。信息产业与产业政策的因素作用次之,权重均为0.23。产业政策的竞争力指数体现着政府行为效率以及政府干预程度,五年间,北京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呈下降趋势,南京和洛阳出现幅度较小的上下震荡,西安在2008—2011年间积极的产业政策影响因素作用力较大,尤其是2010年至2011年间,积极产业政策的作用力增长最快,达到顶峰,到了2012年有所回落。生产要素因素在外部因素中重要程度最低,权重值为0.12,从图表看出,生产要素因素的竞争力指数北京最高,南京和西安不相上下,洛阳低于其他三座城市,五年间四座城市的生产要素竞争力均在以相似的速度稳步提升。就信息技术产业而言,四座城市的信息产业都呈现增长趋势,为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提供了具有递进优势的技术支撑能力,在增长过程中,西安增长速度最快,洛阳也在平稳中保持信息产业的增长态势,北京与南京在2010年时出现大幅的起落。

对于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外部因素而言,生产要素投入的数目与质量的提高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外部因素的竞争力指数的上升,产业政策作用较为平稳,而占权重比率最大的市场需求环境的不稳定则为外部因素竞争力指数的稳步提高设置了阻碍。

内生因素的二级竞争力指数的比较分析:

图4-11 历史资源、产业结构、产业绩效以及创新能力的内生因素竞争力指数

历史资源、产业结构、产业绩效以及创新能力对内生因素的作用权重分别为:0.12、0.23、0.23、0.42。其中创新能力对内生因素的重要性最大,是内生机制的核心所在,权重达到0.42。图4-11显示,北京创新能力最强,南京次之,西安略低于南京,而洛阳的创新能力最低。2008—2012年间,创新能力快速提高,通过回归拟合方程:

Y4北京=0.142x+0.252(R2=0.921)

Y4南京=0.113x+0.160(R2=0.989)

Y4西安=0.093x+0.144(R2=0.944)

Y4洛阳=0.052x-0.052(R2=0.992)

R2均大于0.9,具有非常好的拟合优度。从斜率值可以看出,2008—2012五年间,创新能力提高速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南京、西安、洛阳。产业结构和产业绩效对内生因素的重要程度为0.23。图4-11反映出2008—2012年间,西安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能力基本呈线性增长趋势,回归方程为:

Y2北京=0.086x+0.357(R2=0.613)

Y2南京=0.133x+0.125(R2=0.537)

Y2西安=0.154x+0.168(R2=0.978)

Y2洛阳=0.061x+0.061(R2=0.404)

从回归方程可以了解到,北京、南京的R2大于0.5,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西安R2为0.978具有非常好的拟合优度,拟合的回归方程均可较为准确地反映三座城市五年间产业结构竞争力的变化趋势。洛阳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较大的震荡,拟合优度R2低于0.5,不具备太大的参考意义。从上述前三座城市拟合的结果可以看出,南京和西安的产业结构竞争力的提高速度最快,其中西安快于南京,北京居南京之后。(www.xing528.com)

西安的产业结构优化能力的提高速度也十分快。南京产业结构,整体而言,也是高速提高的趋势,只是在2009年出现了低谷。北京产业结构,在2010年后优化速度与程度和南京不相上下,2010年之前较为震荡。洛阳产业结构一直都是较大幅度的起落,整体而言呈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顶峰。产业绩效是内生机制的综合作用结果,2008—2012年间,四大古都产业绩效都呈现上升趋势,产业绩效的竞争指数由髙向低排序依次是北京、南京、西安和洛阳,根据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方程:

Y3北京=0.143x+0.240(R2=0.992)

Y3南京=0.109x+0.098(R2=0.979)

Y3西安=0.086x+0.025(R2=0.984)

Y3洛阳=0.064x-0.078(R2=0.977)

R2均大于0.9,具有非常好的拟合优度。对比回归方程,其产业绩效的竞争指数的提高速度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北京、南京、西安和洛阳。

历史资源是内生机制作用所需要的基础资源禀赋,其权重为0.12。图4-11显示,北京、洛阳目前所拥有的、可以被创意转化的历史资源数量与质量位居第一和第二。西安和南京位居第三和第四,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上升趋势。

对于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的内生因素而言,历史资源作为天然的资源禀赋,它决定了产业化开发的资源优势与创意化方向,但是要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仅有天然的历史资源禀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持续创新能力的驱动下,构建动态平衡的产业价值链增值系统,通过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发展以协调多种资源之间的转化关系,从而实现产生绩效的提高。

综合上述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逐级解构与比较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分析结果和判断:

(1)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提升动力来源于内生机制的作用。从内部因素竞争力指数和综合竞争力指数的演变趋势吻合程度来看,内生机制是驱动2008—2012年四大古都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提升的主要动力,内生机制作为该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本质来源,它所起到的“主要动力”作用意味着四大古都城市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在核心竞争力层面的提升。其中,北京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提高最为显著,根本上推动了产业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南京和西安次之,西安略低于南京,都呈高速增长趋势,对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显著。而洛阳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及提升速度都排名最后,综合竞争力有所提高,但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区域创新行为重新调配制度、战略、技术、人才等资源的结果,北京和南京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行进过程较为跌宕起伏,但整体而言还是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可见产业结构不仅只是受到创新行为的根本推动,其他外部因素一定程度上催化着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尤其是在生产要素调配方面,会受到政府“有形的手”的干预。因此可见,2008—2012年间,西安区域的政府行为的显著提高,带动了优质生产要素向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的流动,从而保障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持续演进。洛阳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在曲折起伏中也呈现出提高态势。产业绩效体现着内生机制的作用结果,整体而言,2008—2012年,四大古都的产业绩效从高到低排序为北京、南京、西安与洛阳。结合第三章的分析,内生因素竞争力是外部因素竞争力作用的主要目标,在内外能量交换的过程中,促进内生因素竞争力机制的效用发挥。从上述比较研究中,生产要素投入数目与质量的提高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竞争力内生机制能够不断进阶地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技术支撑,从而促进了创新能力的释放,带动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北京地区的产业政策对竞争力的驱动作用愈发降低,南京和洛阳的产业政策作用相对维系在稳定的范围内,而西安的产业政策提升呈现显著的拉动趋势。

(2)北京、南京、西安、洛阳的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及提升速度存在差距。北京在综合竞争力、一级竞争力指数、二级竞争力指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在个别年份出现某些竞争力指数的大幅回落,但仍旧可以保持在优势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北京具有绝对的综合竞争优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洛阳,除了在历史资源竞争力指数排名居第二位以外,洛阳在其他各级竞争力指数中都排名末尾,即使在这五年的历程中,洛阳的各级竞争力指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原有经济基础的制约,其提高的速度和程度都不容乐观,但是竞争力指数的持续增长,加之洛阳所具有的丰厚的、可被开发利用的大量历史资源,其竞争力的培育还是有很大的潜在空间,尤其是五年间洛阳的信息产业发展最为迅速,带动了洛阳文化产业的增长,但是仍旧尚需要在外部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方可孕育与释放产业竞争力的内生机制。南京与西安的各级竞争力指数及演化路径都较为相似,综合而言,南京的数值略高于西安,外围环境中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搭载着动态创新能力的协同演进,同时,西安不断营造的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也为竞争力的培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

(3)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四大古都的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依托区位历史资源优势,发展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是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区域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的重要手段。首先,相对于其他三座古都而言,北京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资金保障、成熟的产业结构、健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雄厚的高新技术实力,这决定了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以综合性内容开发为主体文化产业,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是其主体文化产业的辅助力量,为主体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形式与价值诉求。随着北京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区域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构筑了其在全球城市竞争中的区位优势,这也就要求北京的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必须以全球市场为导向,开发融合国际特色与区位历史资源特色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其次,对于古都南京而言,雄厚的信息产业实力、良好的经济环境带动了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够向市场供应具有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处于重要地位,并且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释放、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区域资源整合能力的增强,也将进一步带动综合型文化产业的发展。再次,位于中国西部的古都西安是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相对而言,经济基础薄弱,对历史资源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其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破局之路,占据核心地位。因而,借助积极的产业政策催化着基础设施建设、外围产业构建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完善以助推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最后,对于中原古都洛阳,其综合经济实力与产业发展的基础环境都落后于其他城市,因而,与西安较为相近的是,洛阳也是历史资源依赖性质的驱动发展,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占据核心地位,并且不断通过基础环境竞争力的提升带动其核心竞争能力的顺向演进(参照表4-16)。

表4-16 四大古都的历史资源型文化产业地位及演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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