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在文化与现代性博弈中的角色

随着民族的历史迈向世界的历史，民族的文化也必然迈向世界的文化。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使得文化的全球化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文化秩序却并非如同经济秩序那样在现代性洪流中显得如此之无奈，无论传统的文化或文化的传统在和现代性的博弈中较之经济秩序总是表现出更为稳固和更为复杂。可是无论如何，文化的现代性和文化的全球化是文化发展变迁的必然趋向，这似乎已毋庸置疑。那么在现代性的背景下，文化的传统和传统的文化如何既能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能融入世界文化、现代文化的行列中去，这是一个矛盾很突出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似乎公共政策要在其中扮演更多的角色。

公共政策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功能上，目标导向功能是理性时代公共政策的重要功能，价值引导是目标导向功能的核心与灵魂，任何政策的制定都出于一定的价值需要，并在一定目的的支配下进行。这就要求公共政策体现出文化的历史意蕴和人类文明的时代内涵，而且要包含与现代文明息息相关的理性自觉和时代意识。目前，我国文化保护与文化建设工作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困难。这其中包括了西方主流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渗透和消解，也包括了市场经济法则对传统核心价值理念的颠覆，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濒临衰亡的危险。针对目前的现实状况，公共政策在文化保护和文化建设方面应有如下任务：

首先，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促进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不竭动力。只有增强本国的文化软实力，才能抵御外来文化价值观的侵袭，才能承受优势文化霸权的冲击和压力，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民族的独立。要加快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必须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文化体制改革配套的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各项改革工作顺利有序进行，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在文化保护和发展工作中，把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把文化建设纳入法制体系，使文化行政有序化，这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其次，公共政策应该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核心价值观的传承与文化的繁荣。我们知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的灵魂，文化产品是文化的外在物质载体。因此，要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必须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就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的原因。鉴于此，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要从以前的“办文化”转换到“管文化”上来，实质上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充分认识和利用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营造有利于文化创新，使优秀的民族文化产品竞相涌现的良好环境。同时，加强对文化产品生产的制约和引导，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避免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沦丧，并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

再次，公共政策应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大力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把发展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并且指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具体而言，各级人民政府是公共文化事业的责任主体，应当将公共文化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同时要把公共文化事业服务经费也纳入财政预算，确保财政足额支出并随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并要监督公共文化事业财政经费不被挪为他用。政府应该重点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另外，政府要加大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向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倾斜。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边缘文化和弱势文化正面临着被忽视或正承受着濒临灭绝的危险，那么保护民族文化和发展民族文化则是公共政策义不容辞的责任。著名学者费孝通对待各民族文化的态度是“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文化的保护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其保护经验，比如加拿大等国就在经济贸易中实施“文化例外原则”，在文化贸易、交流时可以实施不同于一般服务性贸易的例外原则，以保护各民族特别是弱势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已成为世界文化保护发展的趋势。

总之，从全球范围看，文化问题越来越被各国关注和重视，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那么，我国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在防止西方文化侵蚀，加强民族民间及弱势文化的保护的基础上，推动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从而才能增强国家在国际上的核心竞争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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