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文化传承与保护面临的问题

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和现代性的迅速成长，造就了市场逻辑和工具理性的合谋，完成了一场生存价值重心和生存样式的彻底转换。现代性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波涛汹涌地扑向整个世界，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而传统的文化和文化的传统都被现代性这股洪流挟带着融入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之中，在完成文化范式转换的同时，传统的文化和文化的传统都不可避免地被侵蚀、消解乃至衰亡。在此语境下，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而公共政策的应对似乎显得力不从心。怎么办？那还是让我们把现代性语境下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面临的主要问题逐一厘清。

（一）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与消解

全球化是现代性挟带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各个分散的部分或因素形成了紧密联系的世界性网络。地球在快速运输和信息高速网络的包裹下变成一个村落。这种客观的历史进程，使世界各个部分迈向了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的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传统意义上，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是以民族和国家为核心的，文化主要是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人们总是在民族和国家的框架中去思考文化的内容、形式及意义，更加推崇和强调民族国家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和其他现代传媒手段大大改变了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方式，使文化交流在范围、强度和多样性以及传播速度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从而形成了全球化的文化交往”。^[19]在这种背景下，“文化总是趋向于现代化作风而不是传统，趋向全球化而不是区域性闭关自守，趋向时速性而不是宗教性，趋向统一性而不是各具特色的多样性”。^[20]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的原有地理空间被冲破，西方强势文化多渠道、多方位地向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渗透，不断地消解和蚕食着弱势民族文化，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经说：“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危险，很多民族文化和语言正处于边缘化的危险。”正如，当我们媒体津津乐道每一年又向西方出口了多少圣诞树时，我们却进口了圣诞节。而那些承载着西方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洋节日”为我们所接受和推崇的同时，承载着我们民族文化和价值理念的传统节日却遭到冷遇甚至已经被遗忘，这种趋势最终导致西方主流价值观取代民族国家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我们知道，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血脉，伴随着核心价值观念消解的是民族文化的衰亡，进而是民族国家独立性的丧失。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保护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文化发展，顺应时代要求，在加强与西方主流文化对话的同时如何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这是一个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进行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文化政策的导向上避免两个极端，一种是民族虚无主义，过分推崇西方文化，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否定传统核心价值观念；另一种是大文化民族主义，固守教条，一味强调本国文化最优，以保护文化独立性为目的而排除外来文化。文化建设既不能割断历史，同时又要做到对其他文化的兼收并蓄。只有给传统核心价值观念赋予符合时代的新理念，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

（二）民主化进程中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侵蚀(www.xing528.com)

现代民主社会，民主不仅仅意味着政府构成过程中的自由选举和政党竞争，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最主要是看各种社会利益和要求是否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和内容中得到体现。因此，现代民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从对民主制度的静态关注转向了对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动态关注。“公共政策形成于政治舞台并必须接受政治的考验”，“这就使得政治可行性成为一个重要选择的标准”。“一般而言，政治可行性是指某项政策方案在政治上是否与国家的性质、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人民群众利益、能否被社会和人民群众所拥护和接受。^[21]”也就是说，公共政策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选择就成为政策形成过程的核心环节，或者说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就是公共选择过程。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坎布南认为政治市场上集体决策的核心问题就是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将个人选择导入集体选择，将个人和群体的多元化目标和追求进行整合，最终形成适用于全社会的公共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进入政治领域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这些价值观和偏好都应受到承认和尊重。那么，在公共选择的过程中，交换政治利益的基本方式就是讨价还价，各方在这种政治交易中达成一个能使大家基本满意的结果，而民主正是在这种交流和沟通过程中得以实现。在这种民主化的氛围里，我们审视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会发现，由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当决策者面临多项方案或多重目标的选择时，那么就必须有所取舍。或者说，采取某项方案或追求某种目标，就必须舍弃其他方案或牺牲其他目标。这时候，凸显民主价值的公共政策最终并不能满足所有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及精神追求，尽管这些不同的社会需求并没有对与错和价值上的优劣之分。但是，最终的公共政策在资源有限性的制约下，只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强势集团的利益，而少数人的利益或者弱势集团的利益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实现，这一现象被坎布南称为“多数的暴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对文化的影响作用同样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要使公共政策最终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并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政策必然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和观点。因此，公共政策总是优先代表和满足大多数人所尊崇的文化价值，即主流文化。政府最终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主流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非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则在这种民主政治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特色文化琳琅满目、种类繁多，从长远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一切有用的文化形式都有保留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文化本身存在多少优点或者实用价值，而是因为文化本身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能够通过文化看到自己的过去，文化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民族。而且任何文化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旦被破坏或者消失，就永远不可能恢复原貌，文化的这种无法复制的特性确定了对各种文化保护的必要性。“当不同文化汇集时，我们有必要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存在的各种形式，使各种文化在国家统一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得到保留。”^[22]再者，无论主流文化抑或是边缘文化都是由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共同创造，仍然是构成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的应给予关注。这时候便需要公共政策适当倾斜性地考虑弱势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社会资源分配问题，以便促进民族感情和团结，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三）文化市场化导致文化超越性价值的沦丧

文化市场化指的是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和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它是经济力量入侵到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文化产品不同于传统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它是能够满足人们较高层次需求的精神产品和服务，它既具有商业属性又具有非商业的文化价值属性。文化产品的商业性是指文化产品具有商品、经济、产业的属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可以买卖、流通和消费，不同社会成员可以根据其经济能力及欣赏水平享受差异化的精神产品及服务。文化产品的价值属性是指它包括知识、价值、观念、道德、艺术等精神性存在，它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其核心概念是指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化产品虽具有物质产品的形态，但这只不过是精神产品的“物化”，是精神文化的载体。文化产品的商业属性和价值属性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应该按照市场的逻辑和文化的逻辑来运行，简单地讲就是要把文化产品的商业性和价值性很好地统一起来。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当市场经济法则扩展到各个领域中，“包括爱情、良知、信仰、审美在内的人世间的一切，统统转换成买卖对象，并且可以像数字计算那样精确地测量出它们的货币比值的大小与多少”^[23]时，文化产品的价值属性似乎只能隶属于其商业性，文化产品的价值似乎只能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一进入市场，作为消费对象的民众的惊人的消费能力使文化产品具有无限多的潜力和空间，理性的“经济人”对于眼前利益的盲目追求使文化生产失去了应有的文化责任和历史责任感，使文化的商业性和价值性的矛盾加剧。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市场主体功利化选择使世俗文化大行其道，使文化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弱化，价值观迷失。“一般商品在竞争中自然会向价廉物美的方向发展，而文化产品在竞争中则不免走向通俗化甚至庸俗化。”^[24]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泛滥和流行，使得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发生转移。消费主义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追求炫耀性和时尚性，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目的和人生价值。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文化领域的低俗化、同质化、偶像化、碎片化和肤浅化的现象有不断蔓延之势。“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弭了；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号混合的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25]现实中，一些娱乐性很强但思想艺术性差的作品占据着较大的市场空间，而一些对消费者的文化素养、专业知识和审美能力有较高要求的产品，如交响乐、芭蕾舞等高雅艺术和学术著作却鲜为市场接受。那些缺乏意识形态关注和教化功能的文化产品已经导致了文化超越性价值的沦丧。至此，现代化进程已经与传统社会产生了明显的断裂，道德滑坡、伦理缺失、情感匮乏、价值冲突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对文化市场化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政府的作用在于代表社会公众利益，在文化发展中纠正“市场失灵”。但是，事实上政府机构中的官僚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他们往往不一定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而是从本部门、本地区或个人利益出发，追求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对地区利益的追求往往体现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当前文化发展领域，这种自利的特点使很多地方政府在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存在导向上的偏差。有些地方不考虑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放松对文化产品质量和市场的监管，而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盲目迎合受众，生产出有悖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政策主体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经济利益的倾向使公共政策的内容弱化了对健康、高雅的文化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追求。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发展文化产业的旗帜在进行房地产业和其他产业的开发，可谓有产业而无文化。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政策的价值迷失。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应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发扬理性精神，恪守公共精神，防止文化价值导向的混乱和迷失。公共政策要使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性与商业性很好地兼顾和统一起来，以避免功利主义而导致文化价值的沦丧，公共政策要把文化产品的公益性与商业性很好地兼顾和统一起来，以避免文化产品消费的不均等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政府要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宣传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价值取向，扶持高尚、积极的文化产品，抑制和禁止文化垃圾，努力促进其商品价值和社会价值二者的均衡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