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说的就是理想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坚持实体公正、公正优先还是坚持程序公正、效率优先，反映到刑事二审功能上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坚持实体公正、公正优先，则二审纠错功能强于救济功能；坚持程序公正、效率优先，则二审救济功能强于纠错功能。
秉持刑事二审程序应当以实现权利救济功能的观点认为：第一，超出法律规定范围，不当甚至滥用发回重审，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实践中个别案件反复多次的发回重审，不仅无助于事实真相的发现，还延长诉讼周期凸显繁冗拖沓之弊，给当事人身心造成伤害，既失公正，也失效益，更与“程序及时性”理念相悖。长此以往，司法公信力也将在滥用中消失殆尽，由此成为一些学者眼中“司法效率低下的代名词”。第二，非法定化事由滋生为变相加刑“搭桥铺路”，严重侵犯上诉权的行使。[3]上诉权是被告人向二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救济，申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权利。如果上诉后有可能被二审法院处以更加严厉的处罚，必然会增加被告人的思想顾虑，甚至在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情况下也不敢上诉，从而限制其上诉权的有效行使。这是法律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宗旨，如果通过发回重审得以变相加刑，实质上是对该原则的规避和价值背离。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发回重审案件原则上也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规定，就是权利救济功能的彰显，对于变相加刑的实践做法予以否定的法律评价，有利于进一步贯彻上诉不加刑原则，从而确立刑事二审程序应当以实现权利救济为目的。(www.xing528.com)
秉持刑事二审程序应当以实现纠错功能为主的观点认为：第一，新刑事诉讼法亦奉行二审全面审查原则，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全部事实、法律适用及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由此表明有错必纠的审级监督职能；且发现事实真相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并以此作为司法公正的根本价值。第二，程序需要妥协，纯粹的程序正义只是理想中的完美状态，应当允许存在一个制度，使得不正义的程序有被更改的可能。发回重审作为程序回逆制度的典型，其立法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救济前程序的瑕疵，实现纠错功能，以实现司法公正。加强权利保护，并不等于因此就转向个人权利本位的极端。如果二审对发现的实质错误视而不见，在法律监督上缺位、不力，一般在不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的现实面前，意味着对错误判决的默认、纵容抑或程序上的肯定，法律的公正性大打折扣不说，二审程序也会流于形式，只能是无罪、罪轻、减轻处罚的单向性改判。第三，发回重审案件原则上也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的规定，不仅有待于立法对“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情形作出明确的解释，还要对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因为在犯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二审程序不可以通过发回重审改变刑罚，则审判监督程序的正当性在哪里？原审判决不就成为二审甚至再审判决的“紧箍咒”了吗？二审救济功能得到无限度的发挥，而纠错功能便会被搁置，似有矫枉过正之嫌，实结欲速则不达的“青涩”之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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