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为的滞后性，使我们永远面对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实事，面对不可确知的往事，即使是穷尽各种手段，其认知也不可能与客观真实及真理之间绝对相符。受人类自身环境和时代的限制，无论对任何事物，人类习惯只看某一面。由于司法权实际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得其合理性难以有效地得到证实，在证实与证伪之间很难一言以蔽之。人们常常在“真理”的名义下捍卫谬误，用良好的主观愿望代替冷静自处的司法规律。[18]犹如H院长所言：“几家坐到一起，把案子商量地办好有啥不好？”在缺乏边界意识的糨糊逻辑思维境遇下[19]，W挪用公款案的认知历程必然陷入一个接一个的“试错”泥坑中，孰是孰非，见仁见智！试问扁鹊兄长昔何在？[20]时至今日，多次复查和息诉罢访工作已经花费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如果案件再审后做无罪处理，则将牵涉恢复公职、补偿工资收入等一系列后续事宜；还会引发相近关联案件的连锁效应，其耗费的司法资源和代价均不宜估量。此时扁鹊登场了，情形犹如：病人垂死时才挽救，保住了生命，但早已元气大伤，还留有后遗症，但扁鹊却能名传天下。
“理性之有限，理性之不及。”[21]罔顾认识之局限，错把感性当作理性，将内在的律令外化为自身法则的体现者的做法固然不可取。若彻底实行合议制或法官独立决断就能避免一切流弊？话题又涉及法院体制改革、法官选任、职业素养和教育培训等，还可能涉及法官行为准则以及法官应当遵从的思维方式等。应当说：“被正当程序任命的法官”，要“开得起药铺子，就下得去药方子”，以便真正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相互统一。事实上中国法官的现实状况，在职业准入、同质化方面的差异令人担忧，法官群体中司法经验、认知能力以及各层级法官新老共处，其间业务素质和能力的差异将持续地反映在办理案件的每一环节中，客观上又不能放弃行政上级的监督、把关和指导。在整体素质与遵守规则、诉讼成本之间虽然没有整齐划一的检验手段，但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角度，对个案进行反思还是必要的；虽不能指望既有规制能够封堵审判权运行中的各种流弊，但探赜索隐，追寻法治精神以期回归原本的探索不应止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也许笔者愈思索距离真知愈远，抑或：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
（本文荣获全国法院第二十六届学术讨论会优秀奖，甘肃省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一等奖，2014年度甘肃省第三届法治论坛三等奖）
【注释】
[2]黄学、武葛文：《法官伦理规范在民事诉讼中的机能建构》，载《2008年全国法院第二十届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17页。
[3]［美］戴维·H·罗森布鲁姆、［乌克兰］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李晓明：《略论思维的共时性整合》，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5期。
[5]李梅林：《现代企业管理基础》，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
[6]倪匡：《领导科学》，2012 年第25 期。“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钻石，而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却只不过是钻石的同素异位体：炭。”
[7]万毅：《历史与现实交困中的案件请示制度》，载《法学》，2005年第2期。
[8]周道鸾：《法官法资料汇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9]余向阳：《法官，刀尖上的舞者》，载《法制日报》，2002年6月2日。(www.xing528.com)
[10]顾骏：《象牙塔里的腐败痼疾》，2013年12月。
[11]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同的或者说是相类似的系统结构，即事物的同构性。
[12]何兵：《法院里的“大锅饭”》，载《法制日报》，1999年6月17日。
[13]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学研究》，1993年1月27日。
[1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15]［美］鲁格罗·亚狄瑟：《法律的逻辑：法官写给法律人的逻辑指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6]［美］爱德华：《美国联邦新任法官工作指南》，胡雪梅译，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3日。
[17]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689页。
[18]向松祚，朱文辉：《市场经济新观念》，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9]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意为：每个领域的规则不能超过各自领域的边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20]本句出自《鶡冠子》，该书记载了一个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的事例。
[21]［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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