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刑事案件的审理片段和场景印象

司法实践中，共时性思维必然产生于阅卷、庭审以及能够深入了解案情等踏踏实实的亲力亲为之中，这就决定了认知的主体必须在亲历性原则下进行，应当注重临场的直接性、连续性以及立体感和信息边界的一致性，在同一裁判空间进行法律判断。但在司法权的实际运行中，这一过程总是在有意、无意抑或在不经意间被忽略、被搁置或被选择性遗忘。笔者以产生弊端的案件为实例，分析对正确决断案件的影响因素。

背景资料及曲折历程：W挪用公款案件起源于9年前的3笔借款，总计11万元。W时任某铁路局采购总站职工，因个人做生意缺乏资金便找到了本单位站长L要求借款，经L在W填写的借款单上签字同意后，W陆续借走了上述款项。随后，检察机关以L、W共谋，3次挪用公款11万元给W使用进行个人经营活动为由，认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并诉至T基层法院一审。鉴于L有自首情节，W在案发后积极退还全部赃款，一审分别对二人处以2至3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W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随后，W、L二人便多次申诉上访，案件在三级法院之间循环往复，由此引发了罪与非罪、案发背景、外力干预等多个层面的后程序波动，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节点一，时隔5 年，中院审委会再次上会讨论。主持会议的院长H 即席发言：当初判有罪有外部因素（意指来自路局领导的判前旨意），二审也就维持了。一审时也向中院请示、汇报过，集体研究过。

节点二，在二审期间，我们向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庭Z庭长做了汇报，Z庭长当即表示：这个案件定性没有问题，并安排几名审判员阅卷。我们宴请他们吃饭时，在酒桌上两名审判员认为该案定性有问题，存在罪与非罪的问题。Z庭长当即不悦，并训斥了这两名审判员。

节点三，此后，W、L二人再次申诉，我们又请示了省高级人民法院主管审监工作的Y副院长，他听完汇报后感到两难，也认为定性存疑，值得研究。又因前者审监一庭已经驳回了申诉，“现在我们主管审监二庭再翻腾，不好办。”

节点四，再往后，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整了主管领导的分工。由Q副院长主管审监工作，再行请示汇报，Q副院长在细听案件发展始末后表示：有错必纠。但终因各种原因案件仍无定论。(www.xing528.com)

节点五，此后，经中院审委会讨论，拟定报请W申诉的终结，而L的申诉仍在持续中。高院申诉复查小组X组长认为：根据全面审理的原则，同一案件，不宜将其中的单一当事人的申诉报终结。又因案发时段同类型关联案件的定性问题，意在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法院审理以求脱身。

节点六，时日迁延，案件于2013年7月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原二审中级法院再审，中院随即发回原一审法院。至此，距2005年案发已经时隔9年，在8年的审判历程中，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以及多次申诉上访，数次批转、交办和督办。时下，W再次提出申诉，所提理由仍然是：自己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与L没有共谋行为，也没有给L任何好处，只是单纯向单位借钱，不应认定为犯罪；L申诉认为：自己签字同意W借款是履行合法的职务行为，未超越单位的授权范围，且借款手续齐全，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基本上与二审的上诉理由一致，亦无新的事实和证据。

粗略统计，就同一案件从一审直至指令再审，前后参与案件审理和决策的法官达50 余人，一、二审合议庭成员，庭长、主管院长和审委会成员。二审后参与申诉审查和再审以及高院听取汇报具有行政职务的法官，其间还不包括重复参与此案的法官，而经手阅卷和直接审理该案的法官仅占1/3，且多为行政职级较低、话语权亦有限的法官。案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空间上已脱离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处在一个接一个的请示汇报过程中，期待着“神仙指路”。

笔者历数9 年来对案件数次合议、讨论以及庭外请示、讨教等数个时间节点，能够满足法官亲力亲为、掌握案件全部事实证据情况并据以作出正当性判断的片段不及1/5。案件在这不同的时空场所中，轮换着在不同群体的法官之间流转，裁判者的表意也在变动不安的场景中因人而异，客观上该案已经陷入了历时性思维的定式和怪圈中。时隔数年后，随着参与讨论决断案件的主体更换，场地也数度变迁，竟然很自然地延伸到了酒桌上。在推杯换盏中，因阅看案卷的法官与上级法院带有行政职级的法官意见相左，当着求教于门庭的中院若干法官的面，当场训斥，情何以堪，遑论共时性思维的正常、正确形成之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