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生态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以生态学理论研究教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这时期的研究仍然是从环境和行为关系的角度开展的，人们还没有形成“教育生态学”这一术语，比如早期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学校环境的研究大多是以“教育（教学）环境”这一概念呈现的。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布泽曼（Busemann A）和波珀（Popp W）等试图建立“教育环境学”，主要是对教育与各种宏观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如社会环境、都市环境、田园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对儿童发展和教育教学活动的影响等。^[21]之后，日本学者和英美学者围绕这个主题都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不仅包括颜色、光线、温度、噪声等物理环境因素，而且包括学校规模、班级规模、课堂座位编排等社会因素，还包括学校氛围与课堂气氛等心理环境因素。^[22]

1932年，美国教育学者沃勒（Waller W）在其著名的《教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一书中提出了“课堂生态学”（ecology of classroom）的概念。^[23]这是“生态学”的概念在教育研究中的首次正式使用。1966年，英国学者阿什比（Ashby E）在关于英国、印度和非洲大学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高等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的概念；^[24]20世纪70年代是国外教育生态研究的兴旺时期，一些学者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入手来探讨问题，如费恩（Fein L J）的《公立学校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the Public Schools）（1971），坦纳（Tanner R T）的《生态学、环境与教育》（Ecology，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1974），沙利文（Sullivan E A）则在《未来：人类生态学与教育》（The Future：Human Ecology and Education）（1975）一书中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探讨了人类生存的宏观环境与人类教育的关系等。^[25]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1976年，美国学者克雷明在《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的概念，并列专章进行探讨。^[26]克雷明认为，教育生态学应以教育为主体，研究教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之后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Eggleston J）以研究教育的资源分布为主旨，出版了《学校生态学》（The Ecology of School）。他认为，教育生态学要关注构成环境的资源、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对教育资源分布的反映。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地区差异上，即使在同一地区，教育资源的分布也不均衡。^[27]至此，教育生态学的研究体现了教育研究的转向：从个别儿童及其经历和学校成绩方面，转向研究构成儿童成长的教育环境的一系列因素。^[28]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教育生态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断拓展：如1987年莱西（Lacey C）与威廉斯（Williams R）的《教育、生态学与发展》（Education，Ecology and Development）更加植根于当下社会发展的环境去考察教育问题；古德莱德（Goodlad J I）侧重于微观学校生态学研究，首次提出学校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cultural ecosystems）的观念；鲍尔斯（Bowers C A）不仅关注微观课堂生态研究，也对教育、文化、生态危机等宏观教育生态问题开展研究。^[29](www.xing528.com)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对德、日研究者关于教育环境学的研究进行了翻译和引进。1926年，庄泽宣的《教育概论》成为国内探讨教育与环境关系的先声；1935年，吴俊升、王西征合著的《教育概论》中有部分内容探讨了教育生态规律问题；1943年，张栗原的《教育生物学》是国内较系统性的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视角探讨人物生态学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方炳林率先从事教育生态学研究，并在《生态环境与教育》一书中尝试建立教育生态学的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相继出版了多部教育生态学代表著作，分别是1990年吴鼎福和诸文蔚合著的《教育生态学》（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第一本教育生态学著作）；1992年任凯和白燕合著的《教育生态学》；2000年范国睿出版的《教育生态学》；2005年贺祖斌出版的《高等教育生态论》（研究了高等教育的生态承载力、生态区域发展等问题）；2015年，高志强、郭丽君合著的《学校生态学引论》。这些著作大多从学校这一教育组织出发探讨教育生态关系，其出版标志着我国教育生态学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总的来看，我国教育生态学研究还不太丰富，如何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