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中的精神问题

“可他们的的确确都是德国人，不是吗？”我还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试图说明这个棘手问题的全貌，即德国统一在精神上的困难时，我在国外是如何遭到一再如此且态度鲜明的反对的。

当我补充说道，对身处民主德国的德国人来说，他们拥有一个西德，而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却没有，这绝不仅仅是一种赐福，同时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我在措辞上尽量说得温和且谨慎）。反正那时几乎没有人相信我的话，尽管当时的媒体确实在操弄和炒作这个观点。有一件事是再清楚不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准备好了资金、智力支持以及各种形式的援助，并于随后将其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另一件事却被悄然推向了阴暗的幕后，它被掩盖了，鲜为人知。当时它显得似乎并无多大意义，自然也就无人问津。

有些人可能会想，与经济、政治、行政管理、组织和司法相比，精神又算得了什么呢？尽管没过多久，这样的猜测就开始在人群当中蔓延：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差距到底需要多少个10年才能被彻底抹平呢？

实际上，在德国统一的这个“实验室”里，一个有着1600万参与者的巨大实验已经开始了。这个实验还远未结束，尽管现在看来，它是在一个或多或少可以控制的轨道上运行。一个融合的过程，一个（重新）构建民族的过程，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逐渐迈向后国家（可能也是后民主？）时代的欧洲。对此我想不出一个在人类历史中与它相类似的过程。

自1989年11月以来，我对这一进程进行了大约6年时间的跟进，出版了一长串的相关作品，其中第一篇是在1990年的秋季被收录在一本书中，并同该书一起印刷成册的；我的第二本书在1991年8月出版。当我现在重读这些出版物时，我惊讶地发现，在1990年6月（当我为第一本书写导言时）和1991年的春天，那时就已经有许多问题和想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至少大多数人没有发现的是，当时就开始具象化的精神问题方面的事实，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且几乎没有消减，尽管这个问题已经缩小到了不那么广泛的范围内。

德国统一的精神问题不仅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40年的分裂过程中，德国人在相互隔绝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明显不同的内在特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更大程度上也应被归结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自统一进程开始之初所处的状况，和两者希望共同塑造的统一后的大环境，以及它们各自向着统一的目标迈进的方式。这在一方面使得它们彼此更加接近，在另一方面又让它们在痛苦中疏远对方，甚至走向彼此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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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苏联占领区的居民与西方占领区的德国人同为德意志民族的兄弟姐妹。两者同根同源，民族历史一脉相承，又有着相近的特性—只是前者被迫受到苏联和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统治。因此，他们开始与西德人分隔，最终甚至被关在高墙之后，失去了迁徙的自由。

随后，人们逐渐明白，他们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较西边的德国人而言的“其他人”：他们不仅是一个由外部势力（或至少是由外国支持的政权）统治的对象，而且是一个不同的、完全另类的国家，是一个异类所极力塑造的社会形态的一部分。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逐渐接受现状的过程，一个与当权者逐步达成妥协的过程—尽管这些人往往也会有许多的坚持和抗争。

考虑到所身处的环境与外部世界的通道是封闭的，考虑到自己未来必须在这个国家中不论好赖地苟活下去（起初人们还有理由认为这些状况只是暂时的），考虑到自身以及子女的未来必须在这个体制中铺展开来，人们于是不得不做出让步。很少有人能够长期坚持对这一环境全然拒绝的状态—在德国尤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座从“拒绝”到“接受”的桥梁。人们尝试从中寻找积极的一面（或开始把以前否定的东西看作是积极的）：也许，统治者声称的一切毕竟不全然是假象。例如，关于西方，关于来自西方的复仇主义，关于许多在那里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纳粹分子，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金元统治，等等。更有甚者开始相信，自己的处境在柏林墙建成后似乎有所改善。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人们倾向于与当权者的观念、与他们所宣传的东西，产生至少些微的好感。这在起初只是暂时的、试探性的，但随后可以被不断地重复：统治者的看法毕竟还是有些道理的，尽管在实践中他们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改进。简言之，最初遭到普遍拒绝的、被认为是压迫民众的政权，可以通过一些门路，不知不觉地开始得到被统治者们的称颂与赞美。总之，当权者可以利用人民。而从人民被利用的情况来看，精神问题的沉积很可能会在某个时刻从中产生。

在一开始，人们于精神上会对种种事物产生保留或反对的意见，但这些棱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磨平。人们把年满14岁的孩子送去参加青年成人典礼^[1]（他们是时候该有一番作为了），人们离开教会（何必要给自己招惹麻烦呢？）人们担任了这个或那个职务。人们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唯唯诺诺，总要在一些时候或某种场合低声下气，有所屈从。而且，如果你不去质疑眼中看到的一切，生活就会不知为何变得更为轻松，再苦的日子也过得去了。要是当权者至少能同意你提出的哪怕是一个合理的想法就好了。完全公开的讨论和自由的新闻报道根本不存在。这些民主德国的各个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屏蔽的。调查显示，民主德国的公民开始越来越认同他们的国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

当人们如此笼统地下定判断时，就会很容易忽视下列事实：当然很快就出现了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的暴政支持者；一些政治口号和改革方案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其他人的抵抗也被忽略了。许多人也都并未着眼于这方面的代际差别。但这一切都只是西德人对东德人的总体印象。

就民主德国的情况而言，对当权政府的接受和归顺过程还受到两个因素的助推。首先，德国人在传统上倾向于对上级、对当权者展示出一定的尊重，这一事实对于民主德国政府的顺利统治可能是有帮助的。只要这一传统还在发挥作用，就会使得德国人成为相对温良的顺民。

彼时，由于大量德国人成规模地由东方逃往西方，民主德国社会已经失去了一大批相对来说更不安分、思想更独立和更叛逆的公民，而新一代，包括所谓的“工农子弟”，他们的教育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他们有义务来报效这个国家。这个“冉冉升起的一代”将成为民主德国日后的精英。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人们于一些基本判断上有了一定的转变，或者说，对自己国家的判断倾向产生了些许的变化。东西方之间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蔓延。

通过建起隔离墙，一道东西方之间扎眼的分界线，以及后来施行的“强制访问费”（来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造访民主德国时需要强制缴纳的费用），减少了东德和西德之间接触的机会。而在西方，人们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专注于在世界上越来越广泛的地区开放出来的所有机会，并衍生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或许听起来略显夸张：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民和欧洲人（甚至可能将自己看作世界公民），而非“德国人”。带着一种莫名的自豪感，生活在一个后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流传开来。在此我想专门引述托马斯·尼珀代（Thomas Nipperdey）的一句名言：当有人说他毫不在意自己德国人的身份时，全世界都会认为这是典型的德国人。然而这句话并不适用于东德人—正如20世纪80年代一位联邦全德事务部^[2]的官员告诉我的那样：他们（指东德人）比我们更像德国人。

人们常说，那些把一个不分裂的、完整的德国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代人，并没有能够把这种信念，甚至纯粹只是一种对生活在另一边的德国人的强烈情感和兴趣，传递给下一代。这当然是事实，尽管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努力，例如在学校的课程中和在去柏林的班级旅行中。但或许人们原本就无须那样做。如果联邦德国社会的大部分人真的感受到了分裂所带来的切肤之痛，如果分裂真的让他们深受其苦，他们就不得不（而且既有能力也有机会）在精神上反抗它；他们就会珍惜祖国昔日的统一时光，珍惜全体德国人互为骨肉同胞的记忆，加深自己对分离出去的领土及其上居民的了解，并将这些理念传递给下一代人。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或者说上述种种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了实践。因此，一个将注视的目光投向西方（和南方）的联邦德国社会简直等同于把另一部分德国人彻底甩在了身后，对他们再也不管不顾了。

与此同时，在民主德国，对自己国家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但这不一定是与民族性当中突出特质的发展变化同时发生的。一方面，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在一次又一次的党代会中通过决议，不断做出新的努力，对社会主义人士进行教育。然而，更重要的是，不停变化的生活环境在另一方面带来了新的典型行为取向。间谍活动、持续的意识形态要求、专横独断的作风以及严苛的管束；限制和压迫、无处不在的对于外界的依赖（也包括对福利机构的依赖），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必须面对工作材料和日常消费品的持续短缺—这一切条件都使人必须学会适应，将逐渐形成的习惯固化为做出反应的方式。例如与波兰不同的是，公民社会无法在民主德国得到发展。其他许多发展的可能性也被扼杀了。动议权被限制在了十分狭窄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公共领域的活力被大规模地抽空，从而集中在私人领域，集中在路人皆知的阴暗角落（而大多数人都十分默契地对之三缄其口）。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认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意味着要通过关系网络与他人交织在一起。在这个关系网络中，一个人可以享有很高的舒适度、许多的闲暇时光和缓慢的生活节奏。但同时他必须处处小心、时时留意，因为一旦出了纰漏，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人们循着预先确定好的生活轨迹，循规蹈矩，且只需要在最狭小的领域内承担责任。

如果我们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和典型性的话，如此一来，民主德国的公民真正变得与西方人不同了。在东德人的精神和心态悄然发生变化的同时，在另一边，联邦德国的公民则开始实行自己的民主，逐渐变得长于交际、老于世故，参与重大的辩论，在经济上的大胆尝试也获得了成功—一言以蔽之：他们如今更加自由，也更具口才，写满了耀眼的功劳簿，这一切都反映在他们富足的生活中。但除此以外也见于他们骄傲自满的神态、小市民气与庸俗劲之中。

我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究竟有多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德国甚至通过对待纳粹历史的不同方式来将自己与民主德国区分开；而这一做法在民主德国早期就已经得到了施行（民主德国的做法是将责任全都推给联邦德国）。那里的重要职位是由与他们所谓的法西斯主义做过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担任的，其中许多人都曾一度流亡海外或被关进过集中营。他们将自己建立的国家定义为反法西斯性质的。然而除了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之外，非纳粹分子，甚至是纳粹政权的反对者，包括工厂厂长、地主以及律师，都同样遭到了监禁或流放，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逃往了西方。法西斯主义就是通过这些手段被“扫除”的！而其他各色人等，无论是否身为纳粹分子，只要他们肯与当局合作，就可以在“大清洗”中免受怀疑。此外，最为糟糕的是，在民主德国，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很快就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似乎不再构成一个问题了。有趣的是，第一个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议会于1990年在制宪会议后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履职伊始就发表了关于德国人对犹太人（以及东部各邻国人民）罪责的声明。在声明中，大会就民主德国对以色列的歧视性政策道歉，并请求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谅解。

我现在不想再去探讨或深究，这两个德意志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民族的阴暗一面投射到了同根同种的另一个国家身上。例如，“纳粹德国的残余势力就盘踞在西方”。或是“东边那些人就如同旧日的纳粹分子一样，他们生活在一个极权主义政府的统治之下”。

综上所述，来自联邦德国的人感知到了东西方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以及其所属的精神特质），并且这种对彼此差异的感知最终要比对于民族共同性的了解更为强烈。原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1989年11月10日（柏林墙倒塌翌日）说的一句名言：“骨肉同胞，于今团圆。”将打破柏林墙的总体印象定格为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可是相较于勃兰特的总结，实际情况似乎完全是另一回事：迥然相异的社会制度的奉行者如今走到了一起。然而，从民主德国的视角来看（要知道，那里的人们喜欢在夜晚通过沉浸于电视画面来虚拟地移民到西方），整个事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在1989年至1990年引起和加深过许多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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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批评声在民主德国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此前就有人在“化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的口号下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和平的愿望本身是合法的，而民主德国也正在努力地争取和平，但不过是通过诸如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这样的做法。民主德国签署同意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通过的一系列决议，这在东德国内各地激起了不满情绪。尽管，也可能恰恰是由于当时东西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局面出现了缓和，人们越发不愿接受当时的主导态势。一些人（现在主要是年轻人）成了卢茨·尼塔默（Lutz Niethammer）口中所说的“退出的一代”（他们紧随“建设的一代”和“崛起的一代”而出现）。但总体来讲，这还是一个相当小的群体。

但这群人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当他们中的第一批人终于从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教堂内走了出来、走上街头时，人们纷至沓来，拥护和参与这场在那个会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星期一游行；在这之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地都有游行的效仿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这些示威活动中，德国的统一并不是人们的主要诉求。他们所要求的恰恰相反！ 其目的是革除许多国内的时弊，消解一切怪诞的缺陷和推翻官僚阶级的统治。人们不再想被禁锢。对于民权活动家们来说，自由、开放和民主才是最为重要的。他们对自己国家领导层所宣传的内容付出了最真实的情感。粗略地来说，他们想要一个更好的、更贴合于其原本内涵的社会主义。他们迫切地想要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实现这一切，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又怎能被奉行资本主义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吞并呢？1989年11月4日，在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之上，人们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集会；至11月底，众人喊起了“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口号，甚至连埃贡·克伦茨^[3]也为这项来自民众的呼吁背书；上述两则事实都是这方面的明显证据。而到了11月中旬，不仅有“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还有“我们就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的歌声在莱比锡的示威人群当中响起；或有一些唱词来自旧时的民主德国国歌：“德国，统一的祖国”。一旦拦蓄民意的大坝崩裂了，“人民”的声浪就彻底盖过了民权活动家。计划于5月举行的选举不得不提前进行，而经济和货币联盟也不得不匆忙组建。之后，两个国家的统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旧时的占领国对此仍怀有种种顾虑，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提出任何强烈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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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我们就终于触及到了实际的问题。要让两个一度割裂的国家再次合为一体，我们首先应该如何筹划，以使之得到实现？人们心底里真的清楚，为此所必须付出的一切代价吗？

有一点是明确的：人们不能再踌躇不前了。无论如何，起码是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考量，德国人再也没有可供他们彷徨逡巡的时间了。因为已经点头同意的戈尔巴乔夫是否会推翻自己此前的表态，人们对此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必须尽快地实现统一，那么也就迫切地需要确定，这样的统一会在何种条件下发生。因为在民主德国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它与联邦德国之间需要就许多事务进行谈判和磋商。

一系列问题于是从这里展开。首先，统一的实质是否应该是民主德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如《基本法》第23条所规定的一种可能性那样。还是说应当坚持《基本法》第146条：“这部《基本法》在由德国人民自由决定通过的新宪法生效之日失去其效力。”根据我的理解，《基本法》第23条在起草之初更多是考虑到了个别州在后期的加入，例如1957年萨尔兰以新联邦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德国。

但是，人们随后发现，民主德国真的会参照《基本法》第23条，以并入联邦德国，那么这种加入或合并的条件应当如何确定呢？我们在此论述的精神变化史正是于彼时发生的，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然而当时人们着重考量的细节与此并不相干—仅有少数的例外，对此我们稍后会有所提及。

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民主德国已经崩溃，而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秩序井然，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可谓国富民殷。因此民主德国必须依靠来自联邦德国的全面扶持。而西德公民占据了合并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人口的将近五分之四。这既是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也是80%同20%的未来德国公民在打交道。这就决定了双方在接触时的出发点和姿态。彼时的民主德国仍然拥有一定的发号施令权，其中包括承认其土地改革的结果，即抄没所得的原本属于大地主的资财。但总体来说，民主德国必须接受来自联邦德国的各项秩序。即使有人拥有十足的意愿来实现这种制度的移植，（考虑到联邦德国的制度正在飞速向民主德国扩张）也很难在仓促间弥补西德体制的各项缺陷。

值得商榷的一点是，全德范围内对新宪法的讨论是否真的能让东德人拥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东德人真真切切得到的是否真的如同这个当时常在人们口中出现的漂亮词一样好？照这么说来，从一开始就会存在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共同的政治秩序，它由共同的讨论中产生，并经过共同的表决得到确立。由于西德人占据了绝对的多数，来自东德的具体需求或意见几乎没有机会得到认真的考虑。如果来自西德的团体与来自东德的团体联合起来，那他们的看法才有可能获得一些影响力。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毕竟是有可能使民主德国公民更为积极地投身于未来的共同社群中的。尽管我认为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

格瑞戈尔·居西（Gregor Gysi）最近在这场辩论中提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比喻。一个富有的姑姑和她贫穷的侄子想要搬到一起住。如果她在她自己的房子里给他分配了一间阁楼，那么他们今后的共同生活，甚至细化到日常起居，很明显都得按照姑姑的意思来。而如果他们一起租了一间新的公寓，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但在这一情况下，主人公的姑姑虽然颇具财富，但显然并没有特别强的支配力。但联邦德国的情况恰恰是：富有且兼具支配力—此外对来自民主德国的贫困公民并不抱有太多的理解。

据彼得·本德说，沃尔夫冈·朔伊布勒^[4]在谈判的一开始就开诚布公，讲明了这其中的权力关系：“亲爱的同胞们，此时此地我们所讨论的，是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容不得半点的混淆。我们拥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基本法，联邦德国健康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你们是受到欢迎的客人，所要做的只是加入我们，其他一切事务都将由我方承揽。我们也不愿冷漠地忽视你们提出的愿望和你们自己所珍视的利益。但这并不是两个在地位上完全平等的国家的统一。我们双方也绝非是在完全同等的条件下从新再来、从头开始。”

毫无疑问，事实正是如此。用相对现实的眼光来看，我们很难想象德国统一的过程还能以与此不同的方式进行—至少是着眼于双方的实力基础。当然，在细节上，有些事情是可以商榷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确定。例如，人们可以好好考虑一番，在财产状况方面，归还原有的或应得的财物，而不是（或至少优先于）按照赔偿原则的做法，是否真的应当作为一条金科玉律，非施行不可呢？但这不是我们需要在此讨论的问题。

在双方的关系中，民主德国的身份是寻求帮助的一方，是战败者。从某种角度看，民主德国自始至终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尽管那里的当权者时常自诩为“历史的胜利者”。毕竟，除了那些在威逼下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输家是“铁幕”另一边的联邦德国人。而在这一过程中，联邦德国起初向着“铁幕”的另一边抛去艳羡的目光，后来则是可以居高临下地作为东德面前的绝对优势方。

现在，40多年来所建立、所经营之事业，一朝分崩离析，被判了死刑。而给民主德国政权以致命一击的，正是它自己的公民。是东德的民众打败了这个政权。如果我们单单将这一过程看作是在德国境内发生的（而不考虑该过程还可能受到了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影响，并又将这股影响的余波进一步传递到了它的一些邻国，最后甚至牵动了整个东方阵营），上述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但当他们还未及真正亲吻到刚刚摘得的胜利果实，就发现自己在联邦德国面前的处境与之前全然不同了。在民主德国尚处于昂纳克统治之下时，他们在西方是受到尊重的（至少从19世纪70年代起是这样的）。最终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是西德在向东德献上殷勤。西德的各联邦州总理们，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人，所想的无非是昂纳克鼓吹、臆造的东德荣光，他们沉浸在关于东德的美好印象之中。民主德国也的的确确是一个强大的实体，或许也是可以从敌方阵营争取过来的—但只要尚有苏联在幕后操纵，民主德国的政权就很难倾覆。

可是，一旦民主德国完成了自我的解放，它就只是一个破产者名下有待清算的财产了。顺便说一句，从字面上看，“破产”一词是无比的恰当和贴切，因为这个国家真的已经破产了。一切都被颠覆了。刚刚在波恩被授予军事荣誉的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被带到了检察官面前，还被再度关进了候审监狱里。许多此前曾代表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进行平等谈判的人，都在短时间内遭到了罢黜，或者至少受到了怀疑或指控，无论如何都沦为了阶下囚。在曾经的科学研究胜地—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人们抬眼所见的只是一片荒芜。如此看来，民主德国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人为地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一切的人和事在包装之下都显得很体面、很光鲜。现如今他们则赤身裸体，露出了本来面目—还不仅如此：他们站在一片惨白的光里，再无躲藏的机会。

伴随着民主德国的倾覆，仿佛所有对这个国家行为方式的认知也都一同消散了。它的失败似乎使世间的一切都失去了其信誉与光彩。如果作为一个在东德工作的西德人，你必须万分小心、瞻前顾后，不要露出自己的威胁性或傲慢劲来—而且这么做的人绝不在少数，但也不算得很多。当然，上述内容都只是过渡时间里的一部分，但不免在历史中铭刻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

克里斯塔·沃尔夫（德文名：Christa Wolf，前民主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的生平事迹可以在此作为一个值得玩味的例证。她曾经在西方备受尊崇，许多人深切地同情她能够在那样艰难的环境条件下仍在思想与行动上与当权者保持一定的距离—毫无疑问，她是一位极负盛名的女作家；现如今，民主德国政权刚一垮台，“尸骨未寒”，就有人甚至不再将她认作是一名好作家了。门可罗雀的她褪去了曾经的铅华，只剩下一片冰冷、荒芜与死寂—这一切都是因为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的政权垮台了，仿佛那个政府才是原本照亮她的太阳。而类似的事情很快就发生在了数十万人的身上，包括那些于最困难的情况下在民主德国坚守住自己灵魂不被侵蚀的人，那些舍命挽救过他人生命的人，那些为自己挽回了些许尊严的人。突然之间，仅仅因为那个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上述种种义行全都变得不值一提了。现在，人们所谈论的是，这些人曾经如何与当权者做出让步与妥协，而不是他们如何以既圆滑又体面的方式创造过的功绩（其中有些功绩是足以彪炳史册的），例如他们对自己同胞做出过的突出贡献。而不久之后，由西方势力主导的委员会来了，他们前来对民主德国的公民品头论足，并以东德人曾受过的伤和罪来责难他们。

因为当今人们对一切的认识都产生了偏差：现在西德人是胜利者。实际上联邦德国并没有打败民主德国，但这也不妨碍它成为胜利者。民主德国政权的垮台实则是源于它本身的弊病，推翻暴政的壮举也是由其公民完成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邦德国曾一度用数十亿的贷款帮助民主德国苟延残喘下去。

可以说，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终在东西方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但通常来说，于一场竞争中的胜利并不会确立胜利方支配失利者的权力，至少这并不意味着胜利的一方在政治上握有支配权。然而，这里发生的事情恰恰与常理不符！所有的西德人一齐开始扮演胜利者的角色—他们充分地享受着胜利者的身份，有时甚至开始滥用之。许多人在原东德地区兴风作浪，肆意妄为；亦有一部分人在那里经营起非法交易来。身处原东德地区的德国人开始或多或少地切身感受到了这些乱象。

但残酷的现实还不止于此。在民主德国于制度竞争之中失败后，其所建立起的一切都遭受了贬损与轻蔑—其中一些也并不是那样糟糕，以至于要被这般唾骂；其中一些惯例或制度本应得到新政权的接管和保用，或至少容许它们继续留存在东部的联邦州内。突然之间，一切似乎都成为满是问题、值得怀疑的对象。一切也都变得无足轻重—除却得到继承的财富，例如屋宇和地产，西德人可以“当仁不让”地将它们再度收入囊中。这么看来，在东德发生的革命不仅是暴力的，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无私奉献的。最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右转箭头的马路标牌从奉行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流传下来并得到了保留。后来，从东德那里得到保留的事物又多了一项：交通信号灯小人^[5]—如果我们暂且选择忽视如下事实：于某些方面，人们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开始适应东德，尽管此举绝非全然乐意的。总体来看，一句在当时脍炙人口的话似乎将人们的心理描述得恰到好处：西方的，是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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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降临在民主德国公民身上的（其中大多是那些没有能够立即为自己谋一条新出路的人），是灾难性的横祸。公司被关停，机构被遣散，员工被解雇。这些变故发生的规模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其原因也多种多样。

一切都必须得到重新的规范与匡正，一切都需要按照联邦德国的标准和规定来进行。由于在许多情况下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从前民主德国收编来的人员必须接受再培训。一些来自西德的人，如已经退休的公务员，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项任务。但与此同时，汽车经销商、保险代理人、“咨询顾问”和西德的房产主也来到了这里。在当时的气氛下，他们的任何所作所为都会立即在当地流传开来。

当然人们也做了许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事。道路得到修缮，高速公路平地而起，高度现代化的电话网络建立了起来，像地处比特菲尔德（Bitterfeld）的那些污水横流的化学工厂不得不让位于新的生态标准和要求，一些老城区的建筑在它们危然将倾的最后一刻得到了拯救。来自西德的养老金制度为东德人民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改善（诚然，人们要得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养老金”不得不首先诉诸联邦宪法法院，然后在若干年后这笔钱才得到发放；可即便如此，该制度至少是为从无到有提供了一种可能）。人们获准外出旅行。来自西德的富有表亲们毫不吝啬，出手阔绰。他们为上述的一切、为东德的建设付出了很多。来自西方的投资如甘霖一般撒向东德的大地。那些自从民主德国时期就结识了这片土地的人，到了今天恐怕会几乎认不出它来—至少原东德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实现了这般的脱胎换骨了。

但俗话说得好，“有得必有失”。在东方，人们已经习惯了由国有企业和政府来满足自身的许多需求。从前由集体统一管理的诸多事项，如今必须由个人自理自负。在曾经的民主德国，人们不知失业为何物，而如今却要面对大规模的失业—而且时至今日，原东德地区的失业率仍然比西方国家高两三倍。一样新鲜事物出现了：找工作。普通老百姓也头一回品尝到了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滋味。而西方人对这一切都司空见惯，并且早就摸透了其中的生存法则；但东德人对此全然没有招架的能力。此外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即使事情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通常也只在小范围内发生；而在东方，这些恶劣的外部条件变化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同时在各个领域大规模发生的。东德人于精神上不容易凝聚起在这种逆境之下挣扎所必需的那种韧劲，自我的激励与驱动对他们的心灵来说是陌生的，这种昂扬的精神已经在东德人心中枯萎了，包括上述种种在内的某些品质—经过了40年的发展变迁—都不再构成他们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了。因为曾经的懒惰，他们拥有的知识与现实环境不相匹配。他们由电视画面中产生了对于西方的错误预想。期望值很高，自然会有很多失望的情绪。这是一个拆毁整套秩序的过程，这个秩序并不很受欢迎，但它已经长久存在，为众人所习惯；此外它让其中的每一位公民扮演自己的角色，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没有人是游离于社会体系之外的—这便是能支撑起这一秩序的一则重要条件。

人们真的明白，在和平的状态下失去自己的祖国意味着什么吗（即使这曾一度是众望所归）？所有人在最初都是一样懵懂，可慢慢地也都能成熟起来、成家立业，有所作为。而在自己的领地上须对一伙外乡人俯首帖耳（甚至还经常被他们欺骗、压榨），这又意味着什么？

当时就有人断言：除了一日内的十二时辰是恒定的，其余一切都被彻底改变了。也有人说，这就是它必然的出现方式。因为人类的感知往往不是全然独立的，而是必须臣服于引力的影响—当时针对前民主德国的计划实际上就是按照联邦德国的模板进行全盘改造，而与此同时，西方的一切都岿然不动，毫发无伤。

这就好比是一跃跳上一列正在高速前行的火车。只有个别的人成功了，但整个社会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彼此之间过高的期望严重束缚了人们行动的手脚。至少在彻底成功之前，必须做出许多次徒劳无功的尝试。

此处我们没有必要再做过多的罗列：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积累起来的这些事实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人都对此感到力不从心。《新苏黎世报》素以消息灵通著称的记者在2009年11月9日^[6]写道：“对于许多曾在民主德国政府的关怀下过着无忧的生活，并在其中感受到某种温暖的人来说，‘自由’的既成现实就像一阵冰冷的风。无力感和过度的被要求感逐渐盖过了20年前那个阴霾般的11月里产生过的所有欣喜。”

伴随着西方的秩序和制度向东方的移栽，许多职位（特别是领导职位，且不限于广播、电视和新闻界等领域），都被西方势力占据了。由联邦德国组建的用以审查原民主德国人员的委员会曾一度采用相对严格的标准，这些标准就连一些西方人也无法达到。在同样的情况下，西德人可以毫发无损，而在原东德地区就有许多人纷纷落马。这些空缺大多由来自西德的人填补了，其中就包括许多出于种种理由而不敢奢望再在西德得到晋升的人。此处一个奇怪的故事足以说明一个东德人在联邦德国当局面前的尴尬处境：一名遭到免职的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NVA）将军询问国防部，他是否有权自称为“退役将军”。他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他继而问道，既然如此，那么他作为一名前纳粹德国陆军少尉，是否可以称自己为“退役少尉”。结果他得到了准予。当时的规定甚至涉及这样的琐事。

自西方而来的人期望着，新的秩序（这实际上也是东边的人民所期望的）将在东方以自愿的方式被迅速采纳。在东方，许多东西被认为是外来的、不必要的以及被过分强加的。于是乎原先民主德国的人民就反叛执拗起来，新秩序的移栽也很难如同预期一样一帆风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新来的管理者施行的抵抗就像他们对旧当权者进行的防卫一样。于是他们耍起了各种花招，偶尔甚至会出现欺诈或舞弊的行为—这进一步证实了正在逐渐形成的不信任感。更糟糕的是，由前“斯塔西”成员组成的政治小团体仍活跃在各种公职岗位上。

西德人完全无法想象，一个德国人会自发地想要与西德人有所不同，并相应地发挥不同的作用，拥有不同的行事作风。但东德人是与之相异的，他们在心理上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他们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正如他们常爱说的那样—并不愿简单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也不愿轻易否定在历经那段过去之后才得以成就的现在的自己。实际上，这毫无疑问正是他们的权利，尤其是考虑到他们从那样的“暴政”底下存活了下来，并且其中的大多数人也都以某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但在西方，没有人对上述事实展现出丝毫的关注。他们是本应该觉察到这一点的。前东德地区的人民被当成了一块必须重新编程的“白板”（Tabulae rasae）。而且行事要快，因为情势紧急，刻不容缓。但他们身上有很多东西都是不愿被重新塑造的。

当年在东德曾流行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东德人说，有一个西德佬愿意出一万马克买他那辆老旧的卫星轿车。他的朋友听了以后回答说：“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就会马上成交。”(www.xing528.com)

那位东德人说：“这笔交易固然不错，可是他想拆了我的车。”

“这并不重要，如果那车子由他买了，他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但他希望在拆车的同时，我要一直待在车里面。”

在我的一篇文章中（载于1990年8月30日的《法兰克福汇报》），我现在重又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他们无法被替代。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现实的模样。”也许我可以再引用一句话，来自1991年6月17日《法兰克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在谈到“西德人没有能够认真对待在东德形成的社会本身”之后，文章继续写道：“相反，我们正在不假思索地对1600万人进行彻底的改造，并认为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仿佛他们只需要学习一些东西，只需要重新接受一点训练（或者只需接受一点友好的告诫，正如同巴伐利亚州州长不时给出的告诫一样）。同时，他们也有自豪感，有自尊心，有自己的愿望，即使是在天翻地覆的变化之下，也有一种做自己的权利，也有与我们平等相待的权利—我们并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想到这些内容。也正是因此，我们常常（大多是在无意或不知情的情况下）额外深深地和持续地伤害了他们。”

但在当时又有谁会愿意直面如此的真相呢？西德人更倾向于怀疑：他们明白，东德人在以前是并不热衷于工作的。但现在好好地做一份工作毕竟是有价值、有回报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学会适应它呢？当然了，在从前，东德人会互相推卸责任。但为何现在仍是如此呢？

如此一来便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群体动力学过程。通过观察不同人群之间互相标签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使上述内容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如果东德人抱怨起来，他就是在表现出“典型的情绪化”。如果他只是原地踏步而不肯跟上众人的进度，这就说明他想要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如果他没有马上领会具体的要求，人们会说，瞧他又在装模作样了。而从东德人的视角看来，西德人展现出了“典型的殖民主义气质”。人们会互相窥视和窃听。如果一个东德人承认了对东德不利的事情，或是他做错了的事情，就会有西德人说：啊哈，原来是这样啊！而那个东德人会由此得出结论：“从现在开始，再没有什么应该得到承认了。”

想要追踪和还原这些过程并非易事。但在它们产生充分影响的地方，在这些影响时至今日仍旧挥之不去的地方—即在大部分的东德人中间，形成了某种抵抗力。他们不愿从头学起，以接受一套新的制度。他们不愿接受一帮外人的监管。他们不愿接受一部分西德人的优越感和傲慢态度。他们不愿接受一个冷漠、自私而又无比功利的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伤害了一个集体的自信心，因为他们必须回炉再造，从新来过。他们最终发觉西方的一切未必都是好的，而原本属于自己的、东方的一切也未必都是坏的（而事实也明显正是如此）。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而民权活动家们也觉察到自己的胜利果实—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被他人一朝夺去。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了。但对此，我认为是有必要在此稍作赘述的。

如果当时的东德人能有一种觉醒的精神，如果当时的东德社会中有一股力量能够扛起照亮新彼岸曙光的旗帜，所有这些不利的因素都本有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得到克服。

赫尔穆特·科尔谈到了“卷起袖子，鼓起干劲”的有关精神。这使得老一辈人不情愿地想起了1945年以后的记忆，在那段时间里，联邦德国（当然也包括东边的苏联占领区地区）的人们必须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但实际上这两者并无多大相似之处。例如，以建筑业来说，当大公司带着先进的机器和来自西方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廉价客籍劳动力迁入前东德地区（并将利润收入囊中）时，“卷起袖子、鼓起干劲”又有何意义呢？在1945年后一度被摧毁的德国，它的重建是由许多车间、作坊、商店、剧院这样的小单位推动的，而1990年，西德的大公司已经做好了准备，并带来了所有必要的东西。那么其他的市场主体自然就不可能那么容易地得到振兴了。商店、书店，这些铺子30年来一直保护着它们的拥有者免遭社会主义的改造，现在却只得屈服于大型的连锁商店。当然，这在西方也是常有之事，但考虑到这是在民主德国的既往历史基础之上进行的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一过程是具有其独特性的。

在1945年，每个人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国家里，对自身民族的发展路径只能旁观，根本谈不上插手去改变什么。而在1990年，有勇气迁徙的、精明强干的、积极进取的东德人能够在西方或国外寻得就业的机会。

与此同时，原本在东德称霸一方的大型公司也日益面临来自西德的巨大竞争压力，这令它们窒息，因为它们在竞争之中全无招架之功。在这些企业经过私有化之后，它们的新所有者便切身感受到了这些局限性。劳动生产率太低，工资又太高。像初创于耶拿的蔡司这样历史悠久且有口皆碑的东德公司，却在西德地区得到了更大力度的振兴。阿尔滕堡扑克牌的生产厂商一度逃往了西德，并在那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通过诉讼让法院禁止阿尔滕堡县的人把在阿尔滕堡当地生产的扑克牌冠以“阿尔滕堡”的地区商标。

除此以外，对德国东部的必需消费品供应很容易地就落入了西方的接管之中（反正西方的消费品此时正遭受着销量下降的困扰）。因此，注入前东德地区的许多资金很快又回笼到了西德。另外德国东部市场也崩溃了，因为原民主德国地区的产品由于两德货币统一政策而变得过于昂贵。而且，在许多精明能干的东德人移民到西方的同时，在统一之后流入前东德地区的人口却十分有限。前往西德工作的东德人很少会拖家带口、举家乔迁，原因之一便是老东德人那时（当然现在也是）还在努力地学习如何适应全新的社会生活。可如果想要一个西德教师来到东德工作，那可就困难重重了。根据《法兰克福评论报》公布的统计数据，横跨东西两德地区的婚姻只占到婚姻总数的1.5%。（虽然这个比较显得并不那么恰当，但或许还可是饶有趣味的，抑或是可以引起一些关注：于1920年左右的普鲁士，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缔结的婚姻大约占婚姻总数的2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局势对于一个十分渴望回归的群体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但也为数不少）：大地主的后代，他们自认为有义务继承遗产，但最多只能购回他们的财产。而更多的人，例如房屋财产的继承人，则可以很高兴地将一笔完全出乎意料的横财收入囊中，在一些情况下还对房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但却置身“屋”外，极少亲身前来。在这方面，开拓精神似乎的的确确得到了发扬，但这种良好势头鲜有向其他领域扩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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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实体的柏林墙伴随着两德统一得到了拆除，所谓的东西两德之间的“心墙”却越垒越高。在一些领域，分歧似乎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东德人对西德人说：“我们大家是一个民族。”“可我们本身也构成了一个民族。”他从西德佬那里得到了如是答复。显然，东德人只是德国人，而西德人还可以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至少在一开始时是这样的。

罗尔夫·施耐德（Rolf Schneider）讲述了在西柏林一个摊位前排队时上演的一幕。两个东德人抱怨说，他们现在和在东德的体验没什么两样，还不是都得排队。这时，排在他们身前的一个土耳其人转过身来说：“可不是我们叫你们来的。”这是一个后民族主义的西德社会所发出的声音。

总的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不应忽视的是，西德的人们对这群新同胞绝不是完全欢迎的。于1989年秋天上演的那一出戏剧性事件当然是一流的“真人秀节目”。那时也的确是出现了催人泪下的一幕幕动情场景。但后来到了圣诞节，旅行社的价目表新鲜出炉，人们开始为他们的度假做起筹划工作，从这一刻起他们却统统变了主意—因为他们也感受到了赋税上涨所带来的压力和不便。毕竟，根据联邦总理此前的说法，统一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不花一分钱的。

尤尔根·哈贝马斯有一句著名的话（具体时间应该是1991年5月10日）：“在我看来，民主德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所产生的后遗影响之中，最坏的一面便是伤害了我们最出色和最薄弱的崇尚知识与理性的传统。这般对理性的破坏这是卢卡奇·格奥尔格所没有想到的。”里夏德·施罗德（Richard Schröder）对此回应说：“我闻之愕然。所以是这样，我们穿着沾满黏土的鞋子走进你们的会客厅，而现在你们说，我们把地毯搞得污秽不堪。哦，原来那块地面是如此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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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在东德和西德都有不少人开始怀念过去的光景。一种“东德情结”开始扩散、蔓延。在两边，一切旧时的事物都被荣耀所包围。一些过去曾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法西斯主义（或至少是近似法西斯主义）国家的人突然之间成了它的歌颂者。在东方，依照里夏德·施罗德的说法来讲，出现了一种高度奇特的“迟来的”（post festum）身份认同现象，或者更清晰地说，是一种对于身份认同感的弥补。在对抗来自外界强加的要求和责难的过程中，人们对于共同性的认知开始觉醒。东德人非常乐于将自己与他们刚刚亲手终结并摆脱了的民主德国联系起来，通过这样的内心认同，在自身与外界之间做出区隔。现在他们调转了枪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德人在他们自己争取到的自由中壮大起来的新的自信和自觉被西德人摧毁了，他们转而越来越多地关注那个不久前被自己亲手罢黜的“压迫制度”中的生活。

曾一度广受共产主义者赞许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或“德意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农国家”的身份，它的光芒并没有能够照耀到很远的地方。对于东德的认同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走向顶峰，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经基本上消耗殆尽了。

但现在，也就是1989年，一种全新的、带有自豪感的归属意识生根发芽了。许多东德公民发现，当他们在回答自己来自哪里的问题时，不是像往常一样回答“东德”，而是回答我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1月底，一些来自各个阵营的东德公民领袖签署了宣言“为了我们的国家”^[7]。在1989年11月23日的《法兰克福汇报》中，我提出了这样的假设：民主德国将发展出一种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感，这正与身处联邦德国的我们所宣扬的宪法爱国主义相对应。五天后，科尔提出了他的《十点计划》。1990年6月，我收回了此前做出的这一预测，但现在，我对此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就重新建立起来的东德身份认同感而言，我彼时的推断终究算不上一个糟糕的预言。

这种身份认同感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对拥有长达40年历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记忆，对一个存在过的时代的个人记忆，如今白头的老人曾在那样一个年代度过了青春芳华，那段记忆可以同众人分享，直至现在仍可以与许多人产生共鸣。另一方面，这种身份认同感产生于一种抗拒的精神，抗拒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一朝灰飞烟灭。在东德人一次次切身感受到自身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这种认同感又会与日俱增，茁壮成长。

调查结果显示，有78%的前民主德国公民认为，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之间要相处得更好，他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更有人情味（尽管这其中可能需要暂且不考虑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斯塔西），这一调查结果当然没有假。此外有54%的年轻人（指30岁以下的人群）同样持有这种看法，这表明对于过去民主德国的记忆是得到了多么生动的传承啊。当然记忆也是可以对过去进行美化和重新编排的。然而，这种身份认同是被来自西方的强加于人的过分要求、严苛的监管以及不平等所激发出来的，并同时遭受到来自这些不良现象的挑战；至少在精神上，人们希望建立起一些可以支撑自我来反抗残酷现实的东西。

一些或多或少为人们所认同的陈旧观点可以支撑这一信念：他们是有钱，但我们有的是道德良知；这是确确实实可以在教堂里听到的言谈。或者还有：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必须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另一头，对于我们来说，只有文化才是最珍贵的。即使是在今天，前东德地区仍有64%的人认为社会因统一而变得更加不公正了（与此同时，这一数字在西德仅为43%）。

那么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这种身份认同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体现，以及它的传播范围又如何呢？当然，支持它的基础首先是失败者，即旧政权的支持者，以及那些不能真正与新政权和睦相处，或无法在新政权的统治之下生存的人。此外还有长久以来失业和对前途生活深感无望的人。当然也有那些不得不待在人烟正慢慢散去的贫困地区里的人。1991年至2007年，共有约250万人离开了原东德地区。其中25岁以下的人和妇女所占的比例委实过高。

在那些失败者中，一些我们新近才注意到的观点已经传播了开来，例如，他们认为东德是法治国家。调查结果显示：13%的人认为这是真的，50%的人则不确定，而在30岁以下的人群当中，这一比例为66%。此处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实则是在为自己辩护，反对一切使民主德国看起来不好的东西。他们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斯塔西的消息。他们不愿意相信东德体育界的兴奋剂丑闻，因为这些“故事”不过是西德人为反对东德人而编造出来的理由。而其中有些事情也的的确确就是捏造的，例如许多有关出于政治动机而实行的强制收养的报告—在经过仔细调查后，人们仅发现了7个涉及强制收养的案例。在上述的例子中，我们根本看不到“对于过去的克服”。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50%的人赞成与过去划清界限（顺便说一下，在1945年以后的20年里，同样赞成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西德人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比这还要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并不乐于见到东德的回归。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还表明，现在有71%的人以乐观的心态来看待统一（如果我们单看西德的情况，这一数字为61%）。另一组数字则以一种值得玩味的方式波动着：当被问及在民主德国是否感到不自由和被禁锢时，在1992年有54%的人说“的确如此”，但到了2009年6月就只剩下37%的人给出肯定答案了。而在“11·9”（柏林墙倒塌当日）20周年密集的纪念活动之后，这个数字又上升至57%。有关间谍活动的一组统计数据如下：1992年，43%；2009年6月，30%；2009年11月，39%。另外，先是有34%的人说“他们不得不束手无策地目睹很多不公正的事情”，之后这一比例变为23%，最后则是32%。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的东德人所占比例已经从75%（1995年）下降到了57%（2001年），再到如今的35%。但无论如何，总还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自己在新国家的处境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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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至1990年，人们纷纷开始估计，西德和东德之间的差异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被抹平。当时有人预估，这一过程需要一到两代人才能完成。同时，这个问题似乎也必须以更加差异化、具体化的方式提出，因为只有一部分—也许真的只有三分之一的原民主德国公民在与新国家的精神融入方面遇有困难。

原民主德国的公民对于过去怀有各种的眷恋情绪，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过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因为只有让这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公民看见自己人生前方的曙光，统一与团结的工作才有可能一帆风顺地开展下去。

当然，处理东德过去历史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民权活动家们旨在实现的第一个目标已经烟消云散了，因为他们想要清算的不公正行径，在刑法上几乎是无法丈量的。他们的另一部分工作，即对这种不公正现象做出澄清，则得到了迅速的推进，同时有许多人希望这次能比1945年以后旧的联邦共和国所做的相应工作来得更好，也更快。旧时的档案可以供人们查阅，此外也不缺乏愿意出来作证的人。十八卷档案材料囊括了德国联邦议院所任命的调查委员会的全部调查结果。

“克服”糟糕的过去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或智力上的问题。如果它想要触及整个社会，如果它想要被社会真正地接受，如果它要改变社会，那么它在前行的路上必定会遭遇一定的阻力。因为首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抗逆因素：困溺于过去、良心有愧、团结，也许甚至还有某种“战败者的骄傲”—这些内容最终需要时间来消解。比起一些缺乏耐心的人所能忍受的极限，这一过程或许需要远比这多上许多的时间。就东德而言，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针对东德历史开展的工作必须在西德人的眼皮底下完成。如果说奥地利作家弗朗茨·格里帕泽所说的“我们使他们瘫痪残废，并怨恨他们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样子狼狈”适用于这整个统一进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从这一点上看来尤其如此。

但是，无论东德的那段过去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构成怎样的困难，只要现在统一进程在双方各处能够更顺利地进行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分别了—这加倍说明了，对于未来宏图的展望能够为当时当下的现在提供不竭的资本和动力。

1990年，里夏德·冯·魏茨泽克曾表达过这样的担心：原民主德国地区可能会成为德国的“南意大利”（Mezzogiorno）^[8]。这个类比虽有不妥之处，但如果考虑到今天在德累斯顿、莱比锡、罗斯托克、耶拿、柏林周边的郊区地带以及一些东部海滨度假区的情况，那么魏茨泽克的一番话可能不无道理。一些城市，例如奎德林堡，可能还包括施特拉尔松德，几乎都是游客感兴趣的地方。过去，民主德国常被语带揶揄地称为“露天博物馆”，因为这里的许多东西还保留着那么陈旧的式样。到了现在，值得一看的大部分是经修复之后焕然一新的古镇、纪念碑和风景。但整个地区还是相当空旷，而且这里的人烟还将持续减少。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概只能存在于被美化过的记忆之中了。而那些正在努力摆脱东德精神气质的人很可能已经逃离了这方土地。但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不平等的感受正在下降。时移世易，有些东西可能最终会被消磨殆尽，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预见的是，东德会继续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仍然坚持东德身份认同的前民主德国公民将迟早只作为在一个日益瓦解的社会中并未得到留存的几个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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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们可能会问，那么是否真的不可能有效地处理关于民主德国的过去呢？但民主德国的情况实属特殊。在这项工作开始之前，它基本上就已经宣告失败了。在芭贝尔·博利（Bärbel Bohley）宣称“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正义，而实际到手的却是法治”时，这一基调就已经得到了奠定。

很明显，法治在贯彻正义方面会遭遇到很多基本的限制。在民主德国的情况中，事实也恰恰证明，这种限制会严重影响正义的实现。民主德国的首脑们虽然没有建立又一个奥斯维辛集中营，没有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但是他们的行径，仅靠法治仍是不可能清晰而精准地丈量的—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的行为到底合法与否，是必须以民主德国的法律为依据的。埃里希·梅尔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只能因他在1932年犯下的一起谋杀罪而被诉诸法庭，埃贡·克伦茨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只能因下令边防军对非法穿越德国国内边界的东德难民予以枪击拦截而受到庭审。

总共有约10万个案件得到了当局的介入调查。1286人被诉诸公堂（只占全体涉事人的1/9），不到800人被定罪（只占全体涉事人的1/12），最终只有40人被送进了监狱。

那么问题来了，博利女士所设想得到的正义是什么？她具体想要做的又是什么？她想要的当然不是设立一个临时军事法庭，缚住罪犯的手脚，让他们靠墙站，然后再将他们枪决正法。那么博利所期望的正义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应当设立一个真相委员会吗？

随后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那些调查与审判）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对斯塔西档案的研究（自1992年1月起），以及将众多的“非正式探员”^[9]排除在政治和其他职能之外。目前，在勃兰登堡，这样的场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足见这一过程还远没有最终完成。

从古到今，绝对的正义都是很难实现的。一方面，许多利用过斯塔西系统（包括所有的非正式探员）来实现其目的的人，都被放过了。毕竟斯塔西本身才是所谓“党的利剑与盾牌”。另一方面，这一过程缺乏对于事实的尊重。譬如说在一些案例中，当局只是确定了某人为“非正式探员”，而同时并未厘清他具体做了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成为国家安全局的非正式合作者的（例如有人对他进行敲诈勒索，逼迫他走上这条不归路）。大众或许熟知一长串令人扼腕、咬牙切齿的无耻罪行，但在非正式探员中，也有许多人并未真正做过坏事。

德国联邦议院也曾考虑过销毁所有的档案。一场“大赦”也曾经进入过人们的讨论场。然而这些计划，一个接一个地，最终都失败了，因为民权活动家们查阅档案的要求是无法被拒绝的，毕竟是他们在最初领导东德的人民推翻了这个“邪恶”的政权。回过头来看，我们基本可以断言，这种对待和处理过去的做法严重加剧了前民主德国公民的不信任感。在西德人看来，双方之间的冤债台又继续高筑了。

如果人们想要仔细考虑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有关民主德国的看法，并使这些看法在大众心中重获生机，一种不同形式的对待过去的做法就会凸显出来：全面的重新建构。对自由的限制、对法律的歪曲、管教和束缚、家长制的专横作风、勒索、无端的刁难和骚扰、强制的灌输，这些恶行无疑都来自最高层。但众多的底层百姓不得不继续配合这些不公行径，不得不为当局效犬马之劳，不得不甘作政权的鹰犬爪牙。他们接受了这个政权试图迫使他们做的一切事情，即使这个接受的过程可能伴随着犹豫不决，并将这股邪恶以某种形式传递了下去。毕竟，人们彼时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统治阶级，相反地，它必须依靠特务机关、警察、国家人民军和苏联的坦克才能存续。东德政权所需要驯服的也只是一个不那么情愿服从的、有可能进行消极抵抗的底层社会，它所统治的公民至多不过像波兰人民一样，作为一个公民团体联合起来。民主德国政权更多地采取“以民治民”的策略，即通过一层一层的公民来传导它所期望施加的影响。在全体东德公民中，有不少人都被成功施加了此类影响，他们（或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当局蒙蔽了双眼，走向了彼此的对立。如果你允许我借用一个陈旧的表达方式：此外，这个政权还在其臣民的灵魂中筑巢扎根，并在其中大肆地破坏。

在一个略微可以类比的情境下，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塔西佗宣称，在记录历史时，必须明确指出其中的美德与耻辱。这样一来人们就会知晓，他们是要接受来自后世的评判的。这样的做法想必会令许多人感到不快—这些人的言行举止与塔西佗曾经批评过的人非常相似。

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与其说是关乎后世，倒不如说是对于我们当时当下的现在具有重要意义。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人们所面对的问题都未曾改变：我们必须制定出一套清楚的标准，好来衡量当年犯下的罪行。在这桩事体上，任何美化或掩饰的尝试都应被禁止，人们需要秉承批判的精神。在我看来，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针对过去的工作是必要的，甚至是十分紧迫的。然而，它又是非常困难的，不仅因为它意味着必须进行自我的批判，还因为它必须在西方人的眼皮底下进行—西方人素来酷喜耸人听闻的事件，他们会不自觉地搜罗可能为其对东德人的蔑视提供进一步支撑的各种素材。但或许东德的人们恰恰可以通过自己所处的弱势地位来使西方蒙羞？像乌维·特尔坎普（Uwe Tellkamp）的《塔》（Der Turm）这样的书，像《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这样的电影，都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他们终究还需要得到认真的理解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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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在当时还会有别样的发展路径吗？例如，如果在统一过程中，所有涉及精神层面的问题都得到了更好的了解、更好的考虑，那么结果又会有何不同？又或是如果尽力听取了来自前民主德国的新公民的意见呢？如果双方之间的沟通往来能够尽早打开，有大量的西德人涌入东德地区，而不是怯怯然回避最初有时看起来很可怕的东德旅舍？对此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当时西德所占据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经济大环境也促使西德要在统一进程上快马加鞭，争分夺秒。有些时候，存在决定了意识。

也许想要改变民主德国的精神状态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在如此匆忙的统一进程中，这包含了对于旧政权的反对，却排除了自己内心的挣扎。无论手眼通天的政治家们能做到什么，他们都无法直接改造人民的精神状态，至多也只能帮助人们创造合适的条件，使得精神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地发生改变。而这种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遭的环境。

【注释】

[1]青年成人典礼起源于19世纪，是由世俗组织举办的接纳年满14岁的青年晋升为社会成员的仪式。该仪式常因其世俗性而遭受教会家庭的排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青年成人典礼逐渐由自愿参加转变为强制参加，仪式上需要宣誓效忠祖国。不参加该典礼的青年会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面临种种不利因素。

[2]联邦德内关系部（德语：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是过去两德分裂时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所设立的一个内阁部委。该部于1949年以联邦全德事务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amtdeutsche Fragen）之名成立，1969年方更名为联邦德内关系部。1991年两德统一后被裁撤。

[3]埃贡·克伦茨（德语：Egon Krenz；1937年3月19日-），生于德国波美拉尼亚省的科沃布热格（现属波兰），是原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也是该党最后一任总书记。1989年他在原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辞职后曾担任数周的东德领导人。两德统一之后，他因被控谋杀罪而被判处6年半的有期徒刑。刑期直到2003年结束。

[4]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德语：Wolfgang Schäuble，1942年9月18日-），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党内的重要人物。1984年11月15日，朔伊布勒担任德国联邦特别任务部长（Bundesminister für besondere Aufgaben），也同时担任科尔的总理府秘书长。在1989年4月21日内阁重组之际，他担任内政部长。在1990年两德统一时，他担任西德方面的执行代表，负责跟东德方面协调统一事宜。

[5]东德交通信号灯小人（德语：Ampelmännchen）是东德和现在德国东部行人过路交通信号灯上的图案。红色、立正的小人代表“停止”，绿色、大步走的小人代表“可前行”。德国统一后，曾有人提议统一东西德的交通信号灯图案，但在反对声之下，这个小人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并在日后成为东德情结（德语：Ostalgie）的象征物之一。

[6]该日即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

[7]“为了我们的国家”是由31位东德公民共同发出的呼吁，这篇宣言写于1989年11月26日，并于11月28日在于东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这封呼吁的发起人担心东德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吞并，宣言同时也反对东西两德的统一。该呼吁书恳请保留一个独立的民主德国，好让它展示一个 “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德国样本。

[8]意大利南部（或称南意大利，意大利语：Italia Meridionale或Mezzogiorno）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上相当于古代的那不勒斯王国。一般包括了今日的巴斯利卡塔、坎帕尼亚、卡拉布里亚、普利亚、莫利塞五个大区，有时还包括阿布鲁佐、拉齐奥南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意大利南部常常与贫穷、犯罪和黑手党联系在一起。而在经济发展方面，南意大利始终落后于北意大利。

[9]“非正式探员”，德文：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IM），亦可直译为“非官方合作者”，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内部术语，指秘密或自愿地向国家安全部（也称“斯塔西”）提供信息或对某事件或个人施加控制性影响而不作为当局正式雇员的人。“非正式探员”庞大的网络拥有约189 000名成员，几乎覆盖了民主德国的所有社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