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以后的德国发展概况

一项不言而喻的事实是，民主德国没有让自己同先前的德国人于1933年至1945年犯下的任何罪行产生任何瓜葛，这使得民主德国不像联邦德国那样在国际社会中显得突兀且碍眼。东德人将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战争罪行同自身撇得一干二净，那里当然也没有公开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被怀疑是作秀的司法审判。但糟糕的情况仍然存在，且为数不少。然而，如果一切都能由着“遗忘的惯例”所决定的方向进行，这些糟心的事在公众记忆中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毕竟从事态发展的某些角度看，引用古希腊关于遗忘决议的一则条款“让过去的事情就此过去”来描述之，会显得更为合适。

但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并未完全遵循“遗忘的惯例”。这种情况的特殊性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来加以描述。第一，它内部的变化源于不流血的政变。在激烈的国内政局动荡之后，大赦往往（如同在一场战争结束之后那样）是对暴力冲突做出的回应，或者（往往同时）是出于对严重内部冲突的恐惧。当已经有太多人在冲突中流血牺牲，就像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403年的雅典内乱，以及在此之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后一样，或者当流血的威胁持续，甚至升级时，人们更倾向于采用这类办法。

这一点已经可以在马基亚维利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有所反映：在1378年梳毛工起义^[17]的某个特定时刻，他通过自己附加上去的虚构对话，让“最具胆识且最富有经验的一个人”宣布：“因此，为了获得对我们所犯罪行的宽恕，在我看来，我们必须犯下新的罪行，让罪恶成倍加深，让火光冲天，让抢掠横行，此外还要广交豪杰之士，为我们自己争取来更多的同伴。因为毕竟法不责众，正所谓‘小罪受罚，大罪得赏’。只要受苦遭罪的人多了起来，众庶就会情愿忍气吞声，就很少再会有人想要为自己报仇，因为普遍的恶行比个人的恶行更容易被他人有耐心地承受。因此，扩大我们的罪孽将换来世人对我们的赦免和原宥。”

在推翻旧政权这一过程当中的和平性，一方面符合民权活动家们结合自己理想与愿望制订出的全盘设计；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和平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民主德国的公民失去了大赦的重要动机。他们不再有任何理由为了和平而选择遗忘，为了内部的重归安定而选择放下复仇和追求正义的欲望。

第二，在一场和平的革命之后，统治者不仅很快失去了他们的地位，而且完全被边缘化了—除了少数的“政治小团体”（Seilschaften）以外。绝大多数的东德人和西德人都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了影响力，并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考虑视线。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久之后就以新的身份在政治上重又粉墨登场，但这在大局上于事无补。

第三，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是由民权活动家发起并赢得的，在经历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压迫之后，他们迫切地希望看到暴政的罪魁祸首及其重要的帮凶和从犯受到惩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也最终为自己争取来了复仇的手段，即查阅斯塔西^[18]档案的权利。

第四，民主德国民权活动家的愿望和要求与“克服过去”的内涵相吻合，而此时后者几乎已经成为联邦德国政治界和知识界的一个主题符号。因此，人们希望这次在“克服过去”这一问题上能比1945年做得更好。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彼得·本德（Peter Bender）所说的“给遗忘以喘息之机”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亦无人发问，1945年和1989年的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

第五，大多数的东德民权活动家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与西德的统一—很快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像一层阴云笼盖在他们已经到手的成功之上。虽然两德之间最初还进行了协商与谈判，但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日中天，而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已经可以用“病入膏肓”来形容了。如果将两国经济总值合并起来作为对于未来情况的预判，西德占到了80%，而东德只占了20%。因此，民主德国不仅很快失去了自理能力，而且还必须适应联邦德国的既有秩序（然而这本身并不违背民主德国大多数人民的意愿）。除此以外，民主德国还必须采用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具有宪法性质），使自己彻底成为法治国家。

芭贝尔·博利（Bärbel Bohley）用她那则著名的、透露着绝望而又带有沮丧的感叹作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我们想要得到的是正义，而实际到手的却是法治。”事实上，现在不可能在东德内部进行全面的清算，“这个政权……40年来，不仅是以莫斯科的名义，还是出于自身的动议，将1700万人用深沟高垒围堵起来，将他们锁进牢笼，悄然监控他们的私人生活，用完全服务于政治的司法来镇压他们，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在意识形态上愚化他们，用荒谬的经济体制剥夺他们的许多劳动成果”（引自彼得·本德之语）。因为这个政权所犯下的恶端“是可以逃避刑法的政治行为”。此外，民主德国的法律也不过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稍做了些微的丰富和推进。

“他们也明白这一点，可还是做出了尝试，而其结果则是充满怪诞意味的失败。总共大约有10万人被调查，1286人被审判，最终不到800人被定罪，同时只有40人被送进了监狱。”其中最邪恶的主犯埃里希·梅尔克^[19]（Erich Mielke）只能以他在1932年曾参与一场政治谋杀的罪名接受指控，而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只能以他们至少批准了东德边防军向平民开枪的命令的罪名而接受指控。人们不得不放弃或免除重要的诉讼程序，因为那些有罪的人或是已经不在人世，或是已垂垂老矣，再无气力可以对簿公堂、接受监禁。因此，关于民主德国政府那段过去的工作便聚焦在党的“利剑与盾牌”—“斯塔西”（国家安全部）及其数十万的“非官方合作者”，或者更准确地说：聚焦于揭露它对人民所造成的一切破坏。其结果是，许多斯塔西的成员被排除在一系列的职位和委任资格之外。然而，这一过程并不一定是绝对公允的—因为许多将斯塔西当作利用工具和手段的人被免除了罪责，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于事实的尊重。

第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西德人的眼皮底下发生的。现在，根据彼得·本德的说法，“形成了第二条战线，联邦德国的公民对他们的新同胞深感怀疑。有关斯塔西的那段过往历史和对于民主德国的片面看法所塑就的形象，正无比地符合许多西德人对他们的东方同胞一直以来所抱有的印象。这些人真的有可能在乌布利希^[20]和昂纳克^[21]手下生活了40年而不被毒死吗？我们秩序井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到底要把什么样的人接纳进来？……于是东德人感到自己与他们刚刚努力摆脱了的那个国家产生了认同感”。来自西方的人们太渴望得到如下确认：在东边发生的一切都是错乱的。于是在西方人那里太轻易地就得出了一项结论，这当然是易于理解的，却并非是对事态而言有所裨益的：“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不会再得到承认了。”因此，“克服过去”的议程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加入了东西方人之间相互排斥的链条，而远非在两者之间成功构建了一股吸引力。

彼得·本德问道，如果当初人们选择奉行“遗忘的政策”，情况是否会好得多呢？在这里，“遗忘”的含义是不再记起那些造成动荡，以及阻碍本就无比费力的两德融合进程的一切。在他的文章中，他用“积极的记忆”一词来表示与此相反的情况，即公开鼓动和强调相互之间在记忆的问题上所应满足的自我要求。我的一项基本判断是，这是本应得到避免的（而且最好是从一开始就避免它的产生）。这并不意味着对民主德国过去的研究应该受到任何阻碍，也并非意味着在任何地点，公开或私下，许多事情都不应该在各种场合被提及。但人们本应避免“对恐怖的传播”。在当时就该有人指出，大众应当学会“驯服想要把一切都公之于众的狂热”。彼得·本德认为，用事后揭露出来的档案对斯塔西进行报复，这破坏了统一之后的国内团结。打开斯塔西尘封的档案无异于解锁了一只“潘多拉的魔盒”。

如果有人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在这个国家有谁会这样做，或者说如果有人这样做了，又有谁会注意到呢？），据彼得·本德总结说，人们就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如何在正义与和平之间拿捏好分寸尺度、维持住最合适的平衡？然而，此处的和平所指的并不是外部的安宁—外部的和平无疑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而是作为推进东西方之间艰难融合的一种必需手段。彼得·本德说：“波恩的政策几乎决定了东方的一切，它本应占据上风，并贯彻到底，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在他们的基本原则和利益受到挑战或威胁时会做的一样。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完全有这么做的能力，但终究还是显得缺乏勇气。”

我不知道上述的这种在正义与和平之间的平衡是否可以如此轻易地达成。那时也曾有过大赦和关闭档案调取权限的计划，但不久后就被放弃了。民权活动家们很快失去了他们此前摘得的胜利果实；应当存疑的是，人们是否应该或是否能够拒绝他们查阅斯塔西的档案呢？

此外还另一个问题，这也是针对彼得·本德的主张提出的，那就是今天的情况到底如何？在今天，有两种方式可以用来公开对抗糟糕的过去。一方面，是找有罪的人算账，把他们从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职位上拉下马。这一手段几乎已经彻彻底底地得到了完成。另一方面，人们可以努力让整个社会认识到它作为一个整体所做的事情和（或）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犯下的典型案例。就民主德国的情况而言，人们应当清楚地看到，整个系统是如何常态化地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指使一个人去监视、管束和刁难另一个人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将自己同过去剥离开，恢复行动和判断的正常标准和尺度，并彻底地面向未来。

在1989年至1990年后的20年里，在从民主德国演化而来的社会中，一部分人认为对过去政权的不公正性形成这样普遍而广泛的认识是令人不满的。他们的行为在许多方面表现为粉饰和淡化过往历史，以及倾向于怀旧并重构的民主德国身份认同。

如果把联邦德国在1945年后20年间处理纳粹德国罪行的情况，与民主德国的情况相比较（尽管关于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的过往历史有着种种的差别），那么从一方面来看，人们是没有理由感到惊讶的。这类过程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它取决于新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因此，在我看来，彼得·本德的思考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联邦德国社会能够在1945年后以团结一致的姿态重新开始，并试图在长达12年阴霾般的过去的深渊中进行修复与重建，并很快就一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而对1989年之后的前民主德国地区来说，则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一个全新开始的种种可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而在年轻世代中，许多人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因缘际会，补充了自身对民主德国过去的“了解”，并对之深感震惊。于是这些年轻人随后选择离开了这片土地。

*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完全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在战争、内乱、革命和政权更迭之后，如何权衡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选择，如何对待阴暗的过去（或过去中为阴霾笼罩的部分），从现在起直至将来，都会是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抽象的普世标准。每个案例都具备其特异性，不能混为一谈。因此，“自从德国人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记忆变得无可推卸以来，一切都将颠覆过往的传统与惯例”，这绝不是一个定论。根据古老的经验，在这种事件发生以后，遗忘和压抑有关它的记忆所能取得的效果，要比积极主动地回忆来得更好，这绝不是过时的陈词滥调。也无人能就此断言，积极主动的记忆就能使人彻底避免一切重蹈覆辙的行为。这是简直是天方夜谭。

【注释】

[1]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20—2015）是德国政治家、基民盟成员，曾于1984　年至1994年任德国联邦总统。(www.xing528.com)

[2]该日即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日。

[3]阿提卡是希腊传统的地理分区之一，该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即雅典。

[4]作者此处原文为德语词Amnestie，与英文词amnesty同义。

[5]墨伽拉是希腊阿提卡地区的一座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斯巴达的盟友。

[6]此处作者所用的是德语词Vergessen，与之同义的英文词为forget。

[7]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德语：Konzentrationslager Bergen-Belsen，又称Bergen-Belsen或Belsen），是纳粹德国在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建立的一座集中营，该地毗邻贝尔根和策勒。据统计，在1943年至1945年，约有50 000名苏联战俘和超过50 000名犯人死于其中。

[8]“7月20日密谋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德国抵抗运动主导的刺杀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计划与后续政变行动，该密谋计划借此推翻以纳粹党为首的德国政府，进而和西方的同盟国达成和平协议。经过后续调查，大约有近200多名纳粹德国各界高层参与了“7月20日密谋案”。

[9]特雷布林卡是杀害犹太人第二多的灭绝营，仅次于奥斯维辛。

[10]马伊达内克灭绝营，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灭绝营之一，位于波兰卢布林附近的马伊达内克村（Maidanek）。该集中营成立于1941年10月1日，1944年7月22日被苏联红军解放，在此期间约有79 000人在该集中营遇难，其中约59 000人为波兰犹太人。

[11]“六八运动”是指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全世界范围内由左翼学生和民权运动人士共同发起的反战、反官僚精英的抗议活动，并于1968年达到高峰。其主要特征是，民众对军事和官僚精英所实施的政治压迫进行反抗。在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地皆出现了学生主导的示威活动。由于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不少左翼的示威者及反战人士皆展示出同情共产主义的色彩，因此引发了西方世界各政府的担忧。

[12]维希法国（法语：Régime de Vichy），正式国名为法兰西国（État françai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政府，又称维希政权、维希政府，简称维希。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因法国北部等地区被德国划作由德军控制的占领区，新政府只得于1940年7月迁至多有空房的旅游城市维希，故名维希法国。维希政府在被德国国防军占领的法国北部领土（即占领区）还保有一些权力；但是它主要统治包括维希在内的非占领区，也就是自由区，约占法国本土领土面积的40%。1944年6月盟军诺曼底登陆解放法国后，维希政府及其拥护者逃往德国锡格马林根，还组织了一支两千余人的部队。

[13]冬赛馆抓捕事件（法语为Rafle du Vélodrome d'Hiver）是1942年7月16日至17日在法国巴黎，由纳粹德国指挥法国警察执行的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抓捕行动，代号“春风行动”（法语为Opération Vent printanier）。“冬赛馆抓捕”名称来自暂时拘留受害者的自行车场馆。此次得到法国警察协助的抓捕行动是数个旨在清除法国纳粹占领区和自由地区犹太人的行动之一。根据巴黎警察的记录，共逮捕了13 152名犹太人，其中包括4000名儿童。关押他们的冬赛馆极其拥挤，几乎没有食品和水以及卫生设施。之后，他们被装入运载牲畜的列车送到纳粹集中营集体屠杀。

[14]卡廷大屠杀是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于1940年4月至5月对苏军入侵波兰时俘虏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此次屠杀起源于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关于处决所有波兰军官成员的提议，正式文档于1940年3月5日由包括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在内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签署批准。遇害人数估计约为22000人，最常见的数字为21768人。

[15]耶德瓦布内反犹骚乱（波兰语：Pogrom w Jedwabnem）是1941年7月10日在德占波兰耶德瓦布内镇发生的屠杀事件。至少有340名波兰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屠杀中遇害，其中约300人被锁在一座谷仓里烧死。屠杀事件的实施者中，至少有40名与在场的德国秩序警察发生牵连的波兰人。

[16]德斯蒙德·图图，南非开普敦的圣公会前任大主教，也是南非圣公会首位非裔大主教，被誉为人权神学的先锋，亦是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在1995年开始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因促成南非的转型正义而闻名于世。

[17]梳毛工起义（意大利语：Tumulto dei Ciompi）是1378年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爆发的一场以梳毛工（Ciompi）等下层阶层人群为主体的起义。这些下层人既无市民权利，又无行会组织。与他们相对的是佛罗伦萨的布商和布厂主，他们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还统一组织在一个自己的行会中，属于佛罗伦萨的权势阶层。这两个阶层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于他所写的《佛罗伦萨史》中，在叙述了起义经过后还加上了一系列虚构的对话。

[18]国家安全部（德语：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MfS）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机构，通称“斯塔西”（Stasi，国际音标：[ˈʃtɑːziː]，或译史塔西），该词意义为“国安”，来自德语词“国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成立于1950年2月8日。斯塔西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系统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斯塔西的总部位于东柏林，由利希滕贝格区一个大规模建筑群和遍布整个东柏林的几座相对较小的设施组成。在民主德国政权存在的40年里，部长埃里希·梅尔克的在位时间长达32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安全部部长。斯塔西的格言是“党的剑与盾”（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其中的“党”所指为民主德国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一格言描述了其在民主德国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斯塔西主要负责压制东德国内的政治异议者以及充当统一社会党对东德国民的监视工具，这有助于统一社会党权力的巩固。斯塔西也负责东德的国际情报收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中也有斯塔西的单位。尽管该机构以“斯塔西”之称闻名于世，其内部工作人员一般不使用这一贬称。

[19]埃里希·梅尔克（1907年12月28日-2000年5月21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任职期自1957年10月31日至1989年11月3日。在东德短暂的40年历史中，他掌控这个要害部门的时间长达32年。

[20]沃尔特·乌布利希（德语：Walter 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德国政治家、共产主义者，曾于1950年至1971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1973年因中风，逝世于东柏林，其遗体安葬于腓特烈斯费尔德中央公墓。

[21]埃里希·昂纳克（德语：Erich Honecker，1912年8月25日-1994年5月29日），德国政治家、共产主义者，是沃尔特·乌布利希的继任者，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两德统一以后，他首先逃亡到苏联，但由于新俄罗斯联邦政权成立的关系，埃里希·昂纳克很快就被引渡遣返回德国。他因叛国罪以及他在冷战期间的所作所为而被指控，罪名包括杀害那些试图越过柏林墙逃亡西德的上百名德国人。不过，他最终因患有癌症而被释放。随后不久，昂纳克就于流亡途中在智利逝世，终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