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与战败者：记忆与复仇的状况比较

胜利者和战败者在记忆方面，或者说是在面对可能的复仇需求时，处于不同的状况之中：就我们所见，这一区别在城邦之间的战争中并无明显的作用；但在个人或小团体之间的冲突中，作用则越发明显。

据说，在罗马帝国早期的一则虚构对话中，海神波塞冬曾经在面对各路神灵时落于下风，并以友善的方式接受了这一点，没有一丝的怨恨。从这里可以看出，波塞冬远比色拉西布洛斯更具政治头脑。因为他不是以胜利者的身份做出简单的让步，而是甘愿以失败者的身份保持屈从（换句话说就是：不记住坏事）。叙述这则故事的文字到这里就中断了，而故事的大意却再清晰明了不过。他已经放弃了任何报复的想法。“政治头脑”（politikós）在此处有“着眼于城邦的利益”的意思，即整体的利益—当然，这样的行为本身是在为整体利益服务的。而事情的另一方面也简单明了：战败者必须好好筹划自己的复仇进程。人们对于在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冲突中遭遇的失败与遭受到的不公或经历过的痛苦一样，都希望能就此得到补偿，否则就证明了自己是个处境十分危险的弱者。

另外，如果胜利者放弃了复仇，那么他并无多大损失—他至少已经取得了胜利。如果他（连同他的手下）不行使明摆在他们眼前的报复权力，这还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功绩。在这点上，《雅典政制》的作者（现在一般认为该书是由亚里士多德所写）是正确的，他同样称赞雅典人在对待和处理自己艰难的过去时是“富有政治头脑的”，而且其做法确实是超水平的。可以想见的是，斯巴达人当时已经对此施加了压力；而在另一边，理性的声音自然是主张放弃复仇（和伸张正义）的。雅典人在未来是否能够和睦共存，都将取决于此。而且如果胜利者能够成功地最先打破“造成伤害—寻求复仇—冤冤相报”的链条，那么已经到手的胜利就可以及早地获得保障。然而没有其他人做到这一点。对此，柏拉图认为胜利者有责任使争斗彻底结束（即通过克制自己和压抑复仇的欲望，并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公正的秩序）。只有这样，内战各方才可能真正实现恶的终结（paula kakôn）。

阿尔卡埃乌斯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曾无数次于莱斯沃斯岛上的米蒂利尼浴血奋战的勇士。而当他在自己人赢得战争后，便即刻宣称自己已然忘记一切的怨恨，从而很可能在心底里也一并放弃了对战败者的追讨。他显然同样想要仅仅满足于眼前的胜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最终真的能言出必行）。

公元前458年，埃斯库罗斯在其创作的悲剧《俄瑞斯忒亚》中以经典的方式演绎了复仇和针对复仇的报复之间的链式关系所引发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它描绘了阿提卡地区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一：自古以来就拥有神圣地位的贵族议会（在当时，它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权威，与长期掌权的公民大会双峰并峙，分庭抗礼）在亚略巴古被剥夺了一切的政治职能。激进的民主由此展开，剧烈的骚动在城邦内蔓延。该决议的始作俑者遭到谋杀。于是人们怀疑城邦内的部分贵族与斯巴达人暗通款曲、里应外合。对许多人来说，一定很难想象，像雅典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举足轻重的城邦，是如何通过激进的民主形式治国理政的—尤其是在外交政策和战争方面。激进的民主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吗？难道说这是众神的旨意？

在这种外部势力对雅典的深度干预和随之而来的动荡混沌交织出现的情况下，埃斯库罗斯开始了写作，并最终创作出了世界文学之林中最宏大有力的作品之一。在这种冲击之下，整个世界的秩序成为他作品中的核心问题。他由此从许多不同的侧面展开了叙述。(www.xing528.com)

对复仇的处理是贯穿悲剧三部曲《俄瑞斯忒亚》的线索之一。从特洛伊返回的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遭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由于阿伽门农在出征时因得罪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而以自己的长女伊菲革涅亚献祭，克吕泰涅斯特拉对他怀恨在心并且施以报复；同时，她也是为了自己的情人埃癸斯托斯而采取行动，后者一定也很想为了阿伽门农的父亲阿特柔斯曾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而报仇。而阿特柔斯之所以并未善待埃癸斯托斯，是因为埃癸斯托斯的父亲堤厄斯忒斯曾勾引阿特柔斯的妻子埃洛珀。

而在她达成一切目的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觉得世间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痛苦。在戏剧的语言描述中，她希望诅咒最终能从她的家族里解除，这在政治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遗忘的渴求。这是胜利者在大仇得报之后、得到满足之后所许下的愿望。

但是阿伽门农与克吕泰涅斯特拉的两个孩子还活着，即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妹妹厄勒克特拉。阿波罗以宙斯的名义指示俄瑞斯忒斯：他必须无条件地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阿波罗下达的复仇指令导致了最可怕的后果—儿子只能通过谋杀生母来为父报仇。在这发生之后，再没有任何其余的亲属可以作为局内的复仇者了。因此，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接管了这桩案子。现在，独自一人的俄瑞斯忒斯得到了阿波罗的帮助。在神灵的旨意下，他动身前往雅典。在那里，他必须就厄里倪厄斯的指控向一个由雅典长老组成的特别法庭做出辩解。由于在法院表决中双方所获票数相等，当值法官宣告俄瑞斯忒斯无罪。因主持复仇无果而深受伤害的厄里倪厄斯现在威胁要对雅典城邦进行报复。此前就已在法院表决中投出决定性一票的雅典娜女神再度出面，许以厄里倪厄斯坐落于雅典的神庙和彼处接受供奉之权，并凭借她超人的说服力，成功地安抚了狂怒的复仇女神。雅典娜还宣称厄里倪厄斯一方根本没有被打败，票数上的均等并没有使她们蒙羞。

如果要把这部分情节简化为一个公式，那就是：投票结果必须作数。但胜利者必须是支持和解的。色拉西布洛斯、阿基诺斯和其他雅典人在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403年的所作所为，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得到了预示。

埃斯库罗斯让厄里倪厄斯一方在她们的祝福之歌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内乱的恶魔永远不会再在城邦中发出它的怒吼。即便大地的尘土再度饮下公民的黑血，它也不会“立即引发复仇的狂热和冤冤相报的浪潮”；“相反，公民们应该乐善好施，美美与共，珍惜共同的友谊，爱护和睦的社群；即便是憎恨，也应当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因此，只有彻底地改变敌友态势，才能保障自身安全，从而赢得内部的安定。针对外部的讲和修好（抑或是同仇敌忾）应该彻底取代内部的分裂。雅典城邦成功的外交政策，作为整个大背景中的一项重要条件，应当为化解内部冲突提供保障。在当时，人们对于整个城邦的认识被重新改写。贵族的角色不再完全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而是必须在这个新的框架内得到重新定义。而最终这也是雅典在输掉战争、历经暴政和内战戡乱之后成功解决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403年的种种困难问题的先决条件。在《俄瑞斯忒亚》的创作时期，受到一连串胜利（埃斯库罗斯曾多次提及胜利）的鼓舞和在雅典城邦权力不断扩大的推动下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在失败和衰落的起始姿态中成功地维系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