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大赦：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403年澄清恶行

这里首先应该探讨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例证。据希罗多德记载，当时最负盛名的悲剧作家普律尼科司以城邦米利都的沦陷与湮灭为题材创作了一则悲剧。这个爱琴海东岸彼时最辉煌、最富庶的希腊城邦曾是反对当地波斯人统治的起义中心。公元前494年，米利都沦陷，随后遭受毁城之灾，这一事件使整个希腊朝野震动。雅典人曾短暂支持过米利都的起义军，此外他们还把米利都和该地区的其他城邦视为自己的殖民地。

据希罗多德记载，这出悲剧于短短几年后就在雅典上演，在场观演的公民中，动容涕零者不可胜数。而剧作者普律尼科司随后被处以巨额罚金，该剧目的重演（包括在僻远乡间的小剧场可能进行的演出）被明令禁止。当局给出的理由是，普律尼科司“纪念吾国不堪的昨日，换句话说，他在纪念吾国昔日的灾难，无异于张扬家丑”（Hōs anamnēsanta oikeía kaká.6，21，2.）。

该禁令不仅很好地佐证了悲剧可能产生怎样的潜在效果，还使我们可以透过它窥见，当局是如何力图使公众远离强烈情感冲击的。当时法律对于向逝者唱诵悼曲的限制令同样指向上述的观点。显然，在这些一切人事物相互之间高度依存的城邦里，激烈情绪的爆发是危险的。此时公民大会可能会做出轻率的决定，因为所有的政务职能部门和机关都与城邦的生活深度融合。在更深的层面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明确分界与差异也可能对此施加了些许影响—对男性来说，在后荷马时代，抱怨和哭泣是不得体的。对此人们似乎动用了惩戒和规训的措施。

然而，米利都的毁城终究不能被排除在政治辩论之外。毕竟人们必须承担起义失败带来的后果，并从中吸取教训。但大概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恐惧任何过度的行为，特别是任何一种由悲叹而激起的强烈情绪，正如那则悲剧轻易就做到的那样；也许还有相反的情况：民众间普遍的抑郁情绪。在其他情况下，对家国不幸的记忆可能有助于保持或利用复仇的冲动。情势在这里却恰恰相反，鉴于波斯人的势力占据上风，希腊人更应该谨慎行事—这正是悲剧性的哀歌在当局看来如此成问题的原因。

顺便说一句，这出悲剧也提醒了人们，这场起义是出于骄狂自大，而起义的悲惨结局也由此发生—在这点上雅典城邦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在当时的悲剧题材中，命运的惩罚从不无端降临在无辜者身上。雅典的人们那时一定也希望通过这则悲剧对自己遭致灾祸的决定提出批评。希罗多德后来称阿提卡人^[3]对米利都起义的支持“实乃希波战祸之端也”（archê kakôn. 5，97，3.希腊语词Kaká是这里多次出现的词，笔者一般将其翻译为“恶”或“坏”）。

人们或许不禁要问，雅典五百人会议反对“纪念坏事”的决议是否可以视为对一个已经相当古老的传统的承接，即在公共场合或公众之间，对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事实普遍保持沉默，即“遗忘”。

无论如何，我们发现在几十年后，之前用来表述对普律尼科司的指控的两个词，anamimnēskein kaká，“对坏事的记忆”，已经合二为一，并成为专业术语：mnēsikakeîn，即（使自己或他人）记住坏事。

这个词通常以否定形式出现。它还时常用于发出忽视糟糕事实的指令。阿里斯托芬曾经写道：保持沉默，不要搅动不幸的记忆（Síga， mē mnēsikakēsēs.字面意思是：不要记起坏事来）！我们不妨假设，这句话是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进行的漫画式改编，以求达到滑稽的效果。这可能表明了，在当时陷入战乱之中、面临内忧外患的雅典，人们将“悲观描摹”和“失败主义”理解为“记住坏事”（mnēsikakeîn）。

但最为重要的是，对于记住坏事的禁令和对遗忘的要求是为了防止来自个人或党派的报复。因为记住“恶”的后果，从嗟悼和怀恨到直接迫害对方的尝试，无论是诉诸公堂还是干脆采取血腥的暴力手段，都包含在“报复”这个词的含义当中。“不要记住坏事”（mē mnēsikakeîn）这个短语逐渐演化为后来的“遗忘”（Amnestia）一词（但这绝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我们今日所讲的“赦免”^[4]）。

自公元前5世纪最后25年以来，“不要记住坏事”的决议具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这一现象几乎同时出现在社群之间的条约（首次出现于公元前422年）和公民阶层内部敌对团体之间的协议（首次出现于公元前424年）中。由于化解内部争端比终止战争要困难得多，又由于在一座城市中共同生活比城邦之间的相处要麻烦得多，人们认为应该在这方面花去更多的心思，那些决议的出发点就正在于此。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些“不记坏事”的决议又被附上了一条准则，即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到杀害或被驱逐。

公元前424年，墨伽拉城邦^[5]的公民决定允许一整批流亡者归来。后者彼时正打算在斯巴达和雅典之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改换门庭、转变立场。这批“亲雅典派”在当时选择离开了这座城邦。现在，那些留在墨伽拉的人（基本上是雅典的敌对者）要与流亡者和难民就他们的归来进行谈判，并让彼此“做出神圣的誓言，不记任何前嫌，在一切决定中唯念吾邦之祸福”。然而，他们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誓言，在他们重新登上权力之巅后，就强迫公民大会将大约100名与他们立场相左的人判以死刑，并随即将他们处死。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这样做是在延续僵局，即使内乱持续下去。只有“极少数人”以这种方式真正带来了改变。他们建立了森严的寡头政治，并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统治。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同样有一系列“不记住坏事”的决议为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以及后来，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而它们往往只意味着休战。修昔底德写道：“在必要之时，相互之间的和解誓言是暂时有效的，因为这时双方都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如何自救。”然而，只要等下个时机来临，他们就会打破誓言，且率先背盟弃誓者将处于优势地位。

最著名的，同时也是最令人意外的成功案例，是雅典人于公元前5世纪末在经历血腥的暴政和内乱过后做出的决议。在当时，它足以作为未来的一个光辉榜样，西塞罗曾在公元前44年提及它。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04年）中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一个被称为“三十僭主集团”的政治小组在敌方斯巴达指挥官的支持下夺取了雅典的权力，谋害了大量公民以及居住在雅典但无公民身份的富人。资料显示，彼时总共有2500人被杀，其中1500人为雅典公民，在当时约3万的公民总人数中占5%。即使史料难免有夸张之处和不足信的部分，这都是相对来说十分巨大的数字了。要知道在巴黎1793年至1794年的暴动时期，被处决的人数也才达到约2600人而已。

受害者主要是曾在雅典民主制度中发挥过作用的人，包括所谓的“佞人”—这些人坚持在法庭上指控他人（最好还是富有的公民）。那时是没有公诉人的。如果涉事人员不采取行动，可由任何其他公民提起若干种刑事诉讼。这类起诉人所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利用机会以这种方式打压反对派人士，或是以此敲诈勒索，敛取资财。这些“佞人”的做法招致了广泛的憎恶。现如今，寡头执政者们不仅要对他们进行报复，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追讨那些企图通过自己的权势而大发横财的人。“三十僭主集团”以狡诈的手段暗中操弄，让尽可能多的留在城邦的雅典人作为“佞人”们的手下参与他们的恶行。一旦有人被告发，只要他愿意再去告发其他人，就有机会得到赦免。虽然名义上来讲是“传唤”，但实际上他们可以随意召来任何一位公民，给他扣上“帮凶”的帽子，横加罪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政治权利其实仅限于3000人之身，占当时雅典公民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许多旧民主制度的拥护者早已逃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聚集在色拉西布洛斯的领导下。他们入侵了阿提卡，征服了比雷埃夫斯，并最终打败了“三十僭主集团”。后者在敌军兵临城下之际，还曾向斯巴达人求救，最终却没能得到来自他们的驰援。时任斯巴达国王的帕萨尼亚斯更倾向于从中斡旋调解，希望能促成双方之间的均势。

和解的基础是一项条约，其中规定了旧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有权返回城邦。条约准许对那些曾亲手伤人或杀人的凶手提起诉讼。然而，除此之外条约规定，“除了针对三十僭主集团和寥寥数位其他官员之外，任何一个返回雅典的人都不能再怀有其他对于阴暗过去的记忆”。以上记载见于据传是亚里士多德所写的《雅典政制》（39，6）。

在之后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将少数有罪的人和普罗大众区分开来始终是遗忘和赦免的基本前提。主谋是极具威胁的，绝不能姑息。民怨也必须能够找到一个得以释放的出口：追求正义，更准确地说是行使复仇的权力。与此同时，普罗大众得到了一种可以使自己免于罪责的不在场证明，通过使自身与恶行疏远的方式寻得了一条出路。他们必须为了和平的缘故而被放过。唯有如此，正义与和平之间的平衡才成为可能。

“遗忘”必须通过宣誓来得到确认，甚至可能需要进行若干次的宣誓。首先，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必须在启程返回雅典前宣誓。紧接着，全体公民必须共同宣誓（具体的形式我们不得而知）。当那些曾一度在阿提卡的土地上建立自己政权的寡头们自流亡中归来时，可能需要再次宣誓。未来（我们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五百人会议还必须年复一年地就此宣誓，陪审法庭的法官也是如此。演说家安多基德斯提出，“往者不可谏”的原则已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在人们眼中，重振城邦的任务远比了结私人恩怨重要得多。

如果暴政的头目之中能够做出辩解，也将免于被起诉。在当今时代，类似的规定也适用于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

如今，“赦免”一词的含义准确来说是对于某些特定惩罚的减免（有时也指对那些尚有余辜的人放弃起诉，不再做追讨）。“赦免”在雅典早有先例—如果信息来源可信的话，第一次赦免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初，主要是针对外部威胁。有一次，在严刑峻法导致人心惶惑的背景下，城邦明文规定所有记录这些刑罚的碑文和副本都要被销毁，“以便能在雅典民众之间重新建立信任，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所有情况下，惩罚的减免都会使一些对社群内部和平与凝聚力没有或不再构成威胁的个人受益，并且可以预知他们会在没有特殊阻挠的情况下重新融入整个社群。从前他们因立场不同而遭受的谴责（无论这些谴责的出发点公正与否）如今都不再具有意义了。

另外，“不要记住坏事”（mē mnēsikakeîn）从一开始就旨在将对政治犯罪的任何形式的起诉排除在外（也许这一条对主谋者而言并不适用）。它的先决条件是，敌对群体成员之间的纷争已经极为可能有损于社群内部的和平稳定。因为一旦各种不同的指控如潮水般涌入法院，刑罚或是公开的报复行为随即就会发生，或当激愤被煽动起来时，当值法官，以及那些一起宣誓过的陪审团成员—尽管仍受到誓言的约束—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偏见。

因此，潜在的冲突性对立至少要得到消解，并可防止其再次爆发。即使在某些情况下，“遗忘”是作为整个公民群体的承诺，也不是整个社群要放弃执行惩罚，而是内战的一方，即胜利的一方，要放弃起诉，也就是放弃复仇。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早已嵌入人们的一般意识中了。当整个群体主动地回忆起一桩经历过的不公正事件时—“主动回忆”的概念由彼得·本德提出—可能会引发全社群的共鸣。正如我在前文引用的墨伽拉城邦案例中明确指出的那样，社群的福祉将成为回国公民共同努力的前进方向。(www.xing528.com)

在那里，公民们对归来者怀有恐惧和提防。鉴于大战期间的外部环境，他们预料到这些归来者并不会简单地服从，而是会筹集足够的力量来施行报复。这些人自己显然无所畏惧，所以誓言到底是持续生效还是立即被打破，完全取决于其中的一边。

在雅典，最终所有的人都必须许下遗忘的诺言，无论他们立场所属，当然同样是胜利的一方迫切地需要放弃复仇（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与此同时，如果战败者也不被允许记住坏事，那么胜利的一方很有可能想把自己曾一同犯下过的罪行排除在追究的范围之外。此外，寡头们大概也不会被视为唯一需要遗忘的罪人。要划定应被遗忘的人员范围也必定是十分困难的—这比墨伽拉城邦那一批流亡者的情况要复杂、艰巨得多。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种界限的划定将促成阿提卡地区一个全新公民团体的形成。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现在，对过去阴霾的遗忘可以消除他们的历史负担，使他们在现在和未来，都能够不受任何约束地履行共同建设社群的义务。

“不要记住坏事”（mē mnēsikakeîn）的具体含义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确保它得到严格的遵守，这些问题要解释起来并不容易。显然，这个短语的含义至少包含了以下事实，即除了上文提到的例外情况，以参与“三十僭主集团”的暴政为罪名而发起的指控被明令禁止。与此同时，法官也无权受理此类诉讼。如果誓言是有效的，那毫无疑问的是，上述的法令得到了严格的执行。然而我们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些并不符合全体宣誓者利益的指控。例如，告发者被指控协助和教唆谋杀，或是三十僭主集团发出的逮捕令执行人被指控涉嫌谋杀，因为他本可以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其中一名告发者被判处死刑，然后遭到处决。除此之外，我们再不知晓由审判而引发的其他后果。可即便是在所谓的“多基玛西亚程序”（希腊文δoκιμασία，该程序用于检验经过选拔的公职人员或议员的合格性）里，也会有人尝试将“是否曾卷入三十僭主集团的暴政”纳入考核标准之中。禁止阴暗记忆的规定似乎没能得到天衣无缝的执行。无论怎样，设想这样一则禁令能够作为标杆被世人恒久地贯彻，大概都是不现实的。这些禁令是以誓言为基础的，它们不过是一串串文字和话语；而在各个情况下最终结果如何，只能不断地在新的实践中检验出来。贯彻遗忘的命令需要不懈的斗争。

赦免精神的卫道士们也极力坚持遵守这些条约和誓言。其中最突出的是阿基诺斯，他和色拉西布洛斯同为民主拥护者的领袖之一。他颁布了一项法律，用于阻止有违大赦精神的诉讼案发生，一项特殊的程序得以设立：起诉者将可能以非法指控的名义被告上法庭。假如现在有一起指控涉嫌违反大赦的精神，那么法院必须首先对这起诉讼做出裁决。如果在之后反诉成功，那么原来的指控就会失效，败诉者必须为自己提起不正当的诉讼而支付罚金；反之，审判则会按照第一次诉讼的判决结果来执行。

此外有证据表明，阿基诺斯曾为了使法令更具威信而杀鸡儆猴。他把一个想要违反禁令、提出非法指控的人直接带到五百人会议的现场来对簿公堂，然后使他在未经司法审判的情况下就被处决。他清楚，唯有如此才能维护民主制度，保证人们对誓言的忠诚。这一事件并不完全合法，但似乎起到了预想的效果。可惜的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该法律是如何起到约束非法诉讼的作用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有人不禁要问，“不要记住坏事”（mē mnēsikakeîn）是否仅在约束诉讼这一方面就已经穷尽其力了？如果只是为了防止某些特定的指控，那为什么要发誓“不计前嫌”呢？毕竟存在着某些类别的人，他们不曾被恶事殃及，或无须被绳之以法。我们或许忘了：“提醒”（德文：erinnern）一词的及物用法不就是在表明，有人在公共话语空间内观察到了一种集体性的沉默和对于回忆的压抑吗？毕竟，不仅是唤醒有关阴暗过去的回忆的诉讼会在法庭上不断地上演，在公民大会，在喧闹的市集广场，在其他种种不同的场合，皆有可能发生类似的煽动。

既然这样，人们又该如何将这类不好的记忆从公众间彻底地抽离出来呢？例如，要将“三十僭主集团”的暴政通通遗忘的话，这既不现实，也不完全符合众望。对暴政领导人员的制裁被明确排除在“遗忘”的命令之外。在“多基玛西亚”程序（对公职人员进行的正式审查）中，即使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在那段可怕时期的作为与不作为也不得不被反复提起。我们甚至还发现有起诉人相对公开地呼吁法官对阴暗的过去进行回忆与追溯。

那么当时的人们究竟能否忘记那个驱使他们立下遗忘决定的初衷呢？事实上，正是对寡头政治在雅典两次失败的记忆（在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403年那次寡头暴政之前，就已经有过一次建立寡头政治的尝试了），证明了雅典城邦除了实行民主制度之外别无选择。

人们可能会问，在对整个事件的记忆，和对事件中个人参与的记忆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个问题似乎并无答案可寻。正如在“多基玛西亚”程序中，对恶行的参与或是参与恶行的嫌疑还在不断地被搬到辩论台上。那些具有相关嫌疑的人难道就应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始竹篱茅舍的生活吗？在希腊，多数人认为这种行为会带来可感的危害，也就是说，这显然有违遗忘的精神。

然而，如果遗忘的原则不能做到在公开场合全面地适用（除了它排斥司法程序的缺点之外），它还是可以作为一种趋势得到支持的。毕竟，对一个人来说，当回忆明显超越其必要程度时，到底是应该试图促进还是压制回忆；一个人对唤醒他回忆的人是以批判的，甚至拒绝的态度相迎，还是应当让他畅所欲言，甚至同意他的观点；这些做法各自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共同的誓言总是可以在任何一个时机得到重新强调；如果有人在公民大会信口诽谤，议长可以受理对此的反对和辩驳。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到，公民大会集会者偶尔会通过大声喊叫的方式迫使发言者离开讲坛。当然要这样做的前提是得有足够多的人在会上保持专注和坚持一种观点的决心，且这个观点须得到不少人的支持。由特定思潮或派别推动的主动回忆—不论它的浮现是否合于时宜—便是如此被大多数人阻遏的。

在雅典，内部的和平明显得到了恢复，这座城邦也因此备受推崇。这一事实既表明了这一切来之不易，也体现了克服这一困难需要怎样的一贯性和意志力。就此而论，对于回忆的压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下层人民的不信任感显著减少了。伊索克拉底曾就此提出“互相信任的证明”。考虑到受影响者范围之广、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之深，这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伟业最终得以铸成。人们可以再次成为“共同生活的良善公民”（18，46）。在骇人听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刚刚结束时，这座城邦的雄伟气势再度被邪恶的阴云笼罩；而当战争烟消云散，它又立刻展示出温良的一面。

遭受战火洗礼的城邦所处的景况，有利于大赦的卫道士们施展拳脚。军事上的失败使雅典人刻骨铭心。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暴力和死亡，刚刚结束不久的战争、暴政以及内乱，仿佛仍在眼前……凡此种种心情浇灭了人们复仇的火焰，在疲倦之中一切冲动和激情都被抛之脑后。

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小心驶得万年船。当阿基诺斯将那位非法起诉者带到议员们跟前，并告诉他们，现在他们有机会展现自己到底是否想拯救民主制度时—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凭空捏造，也不是耸人听闻。一旦寡头们被穷追不舍、逼向绝路，他们就会开始指望外部势力的援助，例如向斯巴达人（他们曾与寡头执政集团结盟并致力于促成雅典的内部和平）和那些宁愿雅典在战败后被夷为平地的城邦求援。此外，由于许多人都成了三十僭主集团暴政的同谋共犯，所划定的“战败者”的范围也相对较大。如今有足够的理由使他们恐栗—不仅是因为人们在暴政期间的一切所作所为，还因为他们深知阿提卡地区的民主制度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所展现的意愿和能力：全体公民能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将民主制度置于死地。有一次，在一场战斗之后，所有战俘的手皆被砍去。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以控诉形式出现的纷争激化到一定程度，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威胁。

简言之，在维护雅典的内部和平方面存在着切实的共同利益。在从流亡中返回城邦的民主制度拥护者之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敦促各方遵守誓言所规定的各项义务。有一些论据和方法使他们能够对所有公开纪念暴政的行为施以严格的限制。但某些惩戒和规训方面的能力需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在雅典，城邦作为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深深根植于公民对彼此的思考和需要之中。因为在这里，城邦的意义远远大过其全体成员之和。阿提卡地区的公民大会通常重视让与会者抛开顾忌，提出自己所有的赞成和反对论点，人们也对争论中的雄辩喜闻乐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对界限的遵守似乎更为迫切。雅典城邦在限制记忆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有目共睹，而它又几乎无可避免地导致个人的复仇需求被不断边缘化，乃至最终被彻底地扼杀。由此塑造出的意见一致性，成为那些阴暗的记忆最终被尘封、被遗忘的先决条件。

另一个问题是，在“不要记住坏事”（mē mnēsikakeîn）一词中，“不要记住”的反义—即“遗忘”^[6]—到底占有多少分量。在这方面，西塞罗若有所指。因为据他所说，当他在公元前44年提到雅典民主的范式作用时，他曾援引过雅典人当时使用的这个词。但他很自然地使用了拉丁语词oblivio，即“遗忘”。

值得一提的是，荷马其实早在《奥德赛》的结尾处就已经谈到了“遗忘”（éklēsis）一词（24，484f.）。奥德修斯在与其亲友杀死一众求婚者之后（他们还害怕遭受报复），让宙斯宣布：“让我们的兄弟和子孙遗忘这起谋杀，使他们之间的相处能够和睦如初。人和万事兴，财源滚滚来。”作为一个神明，这样的事自然是容易办到的。

而且这段精彩的（当然也是希腊人民家喻户晓的）文字可能表明，即使是在那样久远的早期阶段，他们想要忘记不公过往的愿望就已经如此迫切了—毕竟需要考虑到，怨恨和复仇的欲望在不断威胁着他们的内部和平。后来，古罗马作家老塞内卡就此简明扼要地做出了总结：“在文明社会中，最好的防御手段就是遗忘（Optima civilis belli defensio oblivio est.）。”

让我们单独来看这个问题：人们究竟是否有能力超越公共话语中被压抑、被抽离和整个时代都倾向于担心的内容，从而真的有可能实现简单意义上的遗忘呢？就我们所看到的事情而言，希腊人对此未置可否—或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西塞罗将希腊人的“不要记住”转述成“遗忘”，很可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表达。实际上，他只是想让谋杀恺撒的人免于刑罚，以及—作为报偿—确认那位死去的独裁者此前颁布的法令的有效性继续得到承认。在西塞罗之后，“遗忘”（oblivio）一词才有了特殊的含义。

如果我们不去斟酌这个字眼，或者坚持“遗忘”在这则故事中只是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略为窥视到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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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站在遗忘的对立面，它被视作对公正的保证。正义女神、宙斯之女狄刻掌管着记忆的职责。人们如此希望、如此深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她都会追查一切不公正的现象，并做出惩罚。底层社会中众多的受难者对此抱有极其深切的信念，这种信念也在整个社会中广为流传—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扼杀种种不公的现象，还能让人从中找到安慰和希望。在希腊，人们也熟知一则经常在东方得到印证的信念，即恶行可能要一直等到第三或第四代人才能得到追惩（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三十僭主集团”暴政遇害者的家属们大概是对此抱有希望的，然而他们不得不放弃立即起诉凶手的权利。因为此时和平共处比伸张正义要来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