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误用：学术变迁与经济学家失灵

“影响人类未来的决策……不能依赖严格的数学预测，因为不存在做这种计算的基础……正是我们内在的行为驱策力推动了社会的运转，我们的理性自我做出选择……但在动机方面常常还是要依靠奇想、感情或运气。”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5年

1940年代后期，经济学脱离了它的同盟者（政治学、哲学和法律），寻求与应用数学和物理学这些硬科学的新同盟。有趣的是，经济学与经典物理学的结盟，恰逢物理学家自己转向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之时。在诺贝尔物理学奖成立七十四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创立，这一事实佐证了学术的变迁。经济学家成为人类一大部分活动（财富、创造、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新祭司，方程、模型和计算机为他们履行祭司功能提供了良好的装备。

自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经济体系从未完全摆脱过动荡。泡沫、恐慌、崩溃和萧条去而复还，有着像洪水和飓风一样的规律性。这并不奇怪，因为根植于人性的潜在经济的基本动力学总在起作用。然而，经济学承诺会有更好的结果。经济学家承诺，通过微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再平衡贸易条件以及衍生品分散风险，市场波动将变得平和，增长曲线则将超出过去可能的范围。经济学家还承诺，通过脱离金本位，他们可以根据需要提供资金以支持增长，而衍生品将会把风险转嫁给那些最能承受风险的人。

然而，2008年的恐慌显示，经济所穿的其实只是“皇帝的新衣”。只是依靠涉及银行资本、同业拆借、货币市场担保、抵押担保、存款保险和许多其他应急措施的大规模政府干预，才阻止了资本市场和经济的全面崩溃。除了少数例外，宏观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风险管理人员都未能预见崩溃，而且除了提供无限免费资金的原始方法，根本无力来终止这种恐慌。

要解释这一切，需要把保罗·塞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出版的1947年，看成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旧时代和经济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新时代之间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表明，市场行为在这前后其实很相似。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1998年的倒闭，与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的崩溃和1907年的恐慌，在传染蔓延的动力学和蒙受最大损失的银行同侪们联手实施救助方面十分相似。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单日下跌22.61%，这使人回想起该指数在1929年10月28日～29日两天内下跌了23.05%。2011年的失业率堪与大萧条的水平相比，在这两个时期都采用了一以贯之的心理疗法来关怀垂头丧气的工人。总之，1947年以后所谓的经济学硬科学，并未在解决繁荣和萧条的经典问题上显示任何成就。事实上，有许多证据表明，在政府赤字、债务过剩、收入增加不均和长期失业大军方面，经济学的现代实践只会使社会变得更糟。

新近的失败使得经济学家不再有资格免受普通公民的质疑。当4 400万美国人依靠食品券生活时，经济学中什么有用什么无用，不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经济理论中关于乘数、理性、效率，相关性和正态分布风险的陈述不仅仅是抽象的。它们与国家的福祉息息相关。经济学的信号失灵在美联储政策、凯恩斯主义、货币和金融经济学中反复出现。理解导致失灵的原因将使我们懂得，为什么增长停滞和货币战争迫在眉睫。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中央银行和今日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美联储经常被描述为具有双重使命，稳定价格和减少失业。美联储也被期望充当金融恐慌时的最后贷款来源，它需要管理银行，特别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银行。此外，在多边央行会议场所，如二十国集团和国际结算银行，美联储代表美国并使用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进行交易。根据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美联储被授予新的使命。“双重”使命变得更像是一个多头怪物。

自1913年创建以来，美联储最重要的使命，一直是维持美元的购买力；然而，从1913年至今，美元贬值了95%以上。换句话说，今天要花20美元才能买到的东西，1913年花1美元就能买到。想象一下一名投资经理把客户的钱亏损了95%，你就能明白美联储如何履行了它的首要使命。

可以把美联储在保持美元价值稳定性的纪录，与罗马共和国相比较，后者的银便士保持其100%的原始购买力达两百多年，直到公元前1世纪晚期，才开始被奥古斯丁皇帝贬值。拜占庭帝国的金币有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其购买力从公元498年的货币改革开始维持五百年基本不变，直到1030年的另一波贬值。

美联储的辩护者提出，美元可能丧失了95%的购买力，但工资的增加超过了二十倍，因此，工资的增加抵消了购买力的下降。价格和工资一同变化从而没有伤害的论点，被称为货币中性。然而，这个理论忽略了以下事实：虽然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但对各领域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这一过程会产生不该有的赢家和输家。输家通常是谨慎的储蓄者和靠养老金生活的美国人，他们的固定收入因通货膨胀而贬值。赢家则是那些使用杠杆、对于通胀有更清醒的认识并且利用黄金、土地和艺术品等资源进行对冲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投资决策扭曲、资本配置不当，造成了资产泡沫和收入不均。物价无法维持稳定的真正代价是，效率低下和不公。

美联储的另一项任务是充当最后的借贷人。按照19世纪经济学家瓦尔特·白芝浩的经典处方，这意味着在金融恐慌中，当所有银行储户要同时取出他们的存款时，央行应当向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收取优质的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使银行得以履行对储户的义务。这种贷款通常不被称为救市，而是指在没有其他合适的资产市场时将优质的资产转换成现金。一旦恐慌消退且信心恢复后，贷款将还给央行，而抵押品则归还给银行。

在大萧条的深渊中，当最需要最后借贷人发挥作用时，美联储却彻底失败了。有超过一万家美国银行倒闭或被收购，银行系统的资产几乎减少了30%。货币供应如此短缺，以至于许多美国人求助于以货易货，例如在某些情况下，用鸡蛋换取糖或咖啡。那是一个木质硬币的时代，由家庭制造的替代货币，会被一名当地商人用来给顾客找零，随后被附近的其他商人接受以换取商品和服务。

跟大萧条时期一样，在2008年的恐慌中，最后借贷人再一次显得十分关键。美联储在2008年采取行动，表面上应对的是流动性危机，但实际上是偿付能力和信用危机。短期贷款可以作为桥梁贷款缓解流动性危机，但当抵押品真的贬值时，它无法消除偿付能力危机。解决偿付能力危机的办法是，利用应急权力关闭或国有化已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将不良资产移交给政府管制并将新的有偿付能力的银行重新私有化，公开招股，向新股东发行股票。随后新银行得以发放新的贷款。将不良资产交由政府控制的优点是，它们可以得到低成本的资助，无须资本也无需对亏损按市值计价。破产银行的股东们持有的股票和债券，以及FDIC⁽¹⁾保险的资产，将抵偿不良资产的亏损，而纳税人只需承担超出部分的亏损。

但美联储又一次误判了形势。美联储和财政部没有关闭已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而是用TARP⁽²⁾基金和其他手段保住了它们，这就使得债券持有人和银行管理层能够以纳税人的钱为代价，继续享有利息、利润和奖金。这与美联储最初杰基尔岛确立的实际使命相一致——拯救银行家。美联储几乎完全忽略了白芝浩的核心原则。就像白芝浩推荐的那样，它自由放贷，但收取的抵押品没什么价值，其中大部分至今仍在美联储的账册上。不同于对危机中的借款人收取高额利息的典型做法，美联储几乎不收利息。除了向有偿付能力值得救助的银行放贷之外，美联储也向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放贷。上述做法的经济后果是，直到现在，系统中仍然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银行贷款由于需要资本重组而受到高度限制，经济很难回归可持续增长。

在最需要它发挥最后借贷人作用的情况下，美联储搞砸了两次。先是在1929年～1933年，当时它应该提供流动性，但却没有。之后是在2007年～2009年，它本应关闭丧失偿付能力的银行，但却提供了流动性。这两个难以令人置信结局，表明美联储对银行业的典型运作知之甚少。

1978年，吉米·卡特总统签署了《汉弗莱－霍金斯充分就业法案》，赋予美联储失业管理的使命。该法案明确采纳了凯恩斯主义，授权美联储和行政部门合作来实现充分就业、增长、物价稳定和预算平衡。该法案规定了具体的数字目标，到1983年时失业率下降为3%，之后维持这一数字。事实上，失业率在1983年达到10.4%的周期峰值，之后在1992年为7.8%，2003年为6.3%，2009年为10.1%。指望美联储同时实现所有这些目标是不切实际的，虽然美联储官员们在国会听证中仍然这么口头应承着。事实上，美联储并没有履行其使命以实现充分就业。据美联储自己估计，在2011年，实现按惯例定义的充分就业还需要五年时间。

除了美联储在稳定物价、最后借贷人和降低失业率上的失败，还有一个最大的败笔：监管银行。2009年，国会成立了核查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成因的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听取了700多名证人的证词，审查了数百万页的文件，并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以便得出有关始于2007年金融危机责任的结论。委员会的结论是，监管失灵是危机的主要原因，并明确地把失败归咎于美联储。官方报告指出：

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这次危机是由于人的行为和不作为……主要是美联储未能阻止不良抵押贷款流动的关键失误，而它本可以通过设置审慎的按揭贷款标准来避免。美联储是有权做这件事的机构，但它却没有做……我们的结论是，金融调控和监管方面的普遍失败，被证明对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是毁灭性的。监管者未尽其职……我们不接受监管机构所谓的缺乏保护金融体系力量的观点。他们在许多领域拥有足够的权力，但他们选择不使用这些权力……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原本可以阻止花旗集团导致危机的过度行为，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在这样的案例接二连三地发生之后，监管机构继续将其负责监管的对象视为安全可靠的，即使面对越来越多的麻烦也还是这样认为。

这份500多页的报告详细地说明了美联储在监管细节上的失当。如上面引文所指出的，美联储的这一切失败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

对美联储能力的最后一个考验涉及其如何控制自有的资产负债表。美联储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资产负债表和净值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有两部分：资产，所拥有的东西，负债，亏欠别人的东西。所谓净值，也称为资本净值，就是资产减去负债。美联储的资产主要是它购买的政府证券，其负债则是它购买证券所印制的钞票。

2011年4月，美联储的净值约为60亿美元，而其资产接近3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的资产价值减少2%，其实在动荡的市场中是个相当小的数目，2%的下降对于3万亿美元的资产而言意味着600亿美元的损失——这足够令美联储的资本净值彻底消失。然后美联储将会破产。这种情况会发生吗？其实已经发生了，但美联储不会公布，因为它不需要根据市场价值来重估其资产。当美联储通过出售债券来削弱量化宽松计划时，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美联储可以在短期内无视市值亏损，但当它出售债券时，那些亏损将不得不在报表中显现。

美联储很清楚这个问题。2008年，美联储派官员去国会，商讨是否可以像财政部那样，发行自己的债券以支撑其资产负债表。2009年，珍妮特·耶伦，当时的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在纽约的演讲中公开了这一要求。关于发行美联储新债券的权力，耶伦表示，“我会感到高兴，如果我们现在就拥有这种权力”以及“这当然是人人想要的好东西”。耶伦看起来渴望推动该方案实施，并且有着很好的理由。美联储蹒跚朝向破产的趋势日益明显，因为它在其资本基础上加了太多的杠杆。通过获得国会许可发行新的债券，美联储可以削弱量化宽松而不必出售账册中现有的债券。新的美联储债券将替代旧的国债券，以减少货币的供应量。通过这种替换，旧债券的亏损将被继续隐藏。

这出债券骗局已被美国国会山所拒绝，它的失败使得美联储急需另一种解决方案。在量化宽松需要扭转之前，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解决办法是在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达成协议，这并不需要国会的批准。

美联储每年因其拥有国债的利息赚取了巨额利润。美联储需要将这些利润返回国库。2010年，美联储与财政部达成协议，它可以无限期暂停这种支付。美联储保留现金，同时根据美联储通常支付给财政部的金额设立一个负债账户，基本上就是一张借条。这一协议前所未有，标志着形势变得多么令人绝望。

如今，即便未来债券销售出现亏损，美联储也不会像通常那样减少资本。相反，美联储只是增加了向美国国库用白条借款的金额。事实上，美联储正在签署私人白条给国库并使用现金，以避免显得丧失了偿付能力。只要美联储可以继续签署这些白条，其资本就不会因其债券亏损而消失。纸面上的美联储资本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美联储正在增加杠杆并把其亏损转嫁给国库。玩弄这种会计游戏的企业高管会被送进监狱。我们不应该忘了，财政部是一个公共机构，而美联储是银行们所拥有的私人机构，因此这种做假是剥夺纳税人的财富为银行输送利益的另一个例子。

美国现在是这样一个系统。财政部制造不可持续的赤字，同时出售债券以避免破产。美联储则印制钞票购买这些债券，并因此而遭受亏损。然后，财政部让美联储打白条以避免后者破产。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令旁观者触目惊心。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两个醉汉，彼此搀扶，谁也没有跌倒。今天，就其50:1的杠杆率和波动混乱的中期证券而言，美联储看起来更像是一家经营不善的对冲基金，而不是中央银行。

埃德·科克是1980年代颇受欢迎的纽约市市长。众所周知，他常常在城市里走动，用独特的纽约口音询问路人“我做得怎么样”，以作为对其管理获得反馈的一种方式。如果是美联储询问“我做得怎么样”，答案是自1913年建立以来，它未能维持价格稳定，未能充当最后借贷人，未能维持充分就业，未能监管银行，也未能保持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美联储的一个显著成就，是在它的监管下，国库的黄金储备增加了，从1971年尼克松冲击时约110亿美元，增加到今天4 000多亿美元。当然，这种黄金价值的增加，只是美联储摧毁美元的另一面。总的说来，很难想象有另一家政府机构在执行其关键任务中，会比美联储失败得更多更久。

货币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创始人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其基本原则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用美元度量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产生实际增长的“真实”部分和虚幻的“通货膨胀”部分。两者相加，得到以美元总额度量的名义增长。

弗里德曼的贡献在于说明，增加货币供应对于增加产出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超出这一范围的任何名义增长都是通胀的而不是真实的。事实上，美联储可以印制货币以获得名义增长，但相应的实际增长却有一个限度。弗里德曼还推测，货币供应量增加的通胀效应可能会滞后，使得短期内印制的货币可以增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但之后通胀出现，抵消了之前的增长。

弗里德曼的想法体现在货币量化理论的一个公式中。变量是M=货币供应量，V=货币周转率，P=物价水平，y=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公式为：

这说明：货币供应量（M）乘以周转率（V）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它可以被分解为价格变动部分（P）和实际增长部分（y）。

货币供应量（M）由美联储控制。美联储通过印制货币购买政府债券来增加货币供应量，又通过出售债券回收货币来减少货币供应量。周转率（V）用来度量货币周转的快慢。如果有人花了1美元，同时收款人也把它花了，这1美元的周转率就是2，因为它被花了两次。如果把这1美元存入银行，那么它的周转率就是0，因为它根本没有被花掉。在方程的另一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其真实部分（y）和通货膨胀部分（P）⁽³⁾。

几十年来，由这个方程引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掺入通胀前的真实的经济增长量，是否有一个自然极限？真正的经济增长受制于劳动力总量及其生产率。美国人口增长率每年约1.5%。生产率的增加有所不同，但每年2%～2.5%是一个合理的估计。把劳动力与生产率相加，美国经济每年实际能增长3.5%～4%左右。这是长期的实际产出，或是等式中y的增长上限。

对此货币主义者会说，如果y只能每年增长4%，那么理想的政策是将货币供应量增加4%，周转率和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这将是一个接近最大实际增长和零通胀的世界。

如果适度增加货币供应就是全部，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事实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建议，只要一台正确编程的计算机就可以调整货币供应，无需美联储。从对经济的自然真实增长率的合理预估出发，以相同的水平提升货币供应量，就可以得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当然可能需要一点变通，考虑到时间滞后以及对增长的预估因生产率而有所变化，但一切还是简单明了，只要货币流通周转率保持不变。

但如果周转率不是常数呢？

事实证明，货币流通周转率是一个最大的变数，是不能人为控制的因素，是不能微调的变量。周转率是心理性的：完全取决于个人对经济前景的感觉，或是全体消费者的集体感知。周转率不能为美联储的印钞或生产率的提高所控制。这是一种人类行为现象，并且是一种强大的行为现象。

假设经济是一辆十挡变速的自行车，以货币供应为齿轮，周转率是刹车，骑手是消费者。通过向上或向下变挡，美联储可以帮助骑手加速或爬坡。然而，如果骑手使劲刹车，无论在哪一挡自行车都将减速。如果自行车跑得太快，同时骑手使劲刹车，车子就可能打滑或翻倒。

一言以蔽之，这象征了美国经济十多年来的动力变化。在1997年达到峰值2.12后，美元周转率一直在急剧下降。周转率因2008年的恐慌加速下滑，从2008年的1.80下降到2009年的1.67，一年内下降了7%。这是消费者踩“刹车”的一个实例。到2010年，周转率稳定在1.71。当消费者支付债务且增加储蓄而不是支出时，周转率下降，从而国内生产总值也随之下降，除非美联储能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美联储一直疯狂印钞，只是为了在周转率下降的情况下维持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除了不易控制的周转率，美联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美联储通过印钞控制的货币供应量，被称为基础货币，它只是货币供应总量的一小部分，根据近期的数据约占20%。其余的80%由银行通过发放贷款或其他形式的资产（如货币市场基金和商业票据）所创造。从2008年1月到2011年1月，基础货币增加了242%，而广义货币供应量仅增加了34%。这是因为银行不太愿意发放新的贷款，它们还在同之前的坏账作斗争。此外，消费者和企业也不太敢申请新的贷款，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杠杆化已经过高，也许是因为对经济的不确定以及偿还能力的疑虑。从基础货币到货币供应总量的传动机制早已崩坏。

MV=Py方程对于我们理解经济中的动力学是关键的。如果货币（M）的放大机制因银行不放贷而受损，同时周转率（V）因消费者的担心而持平或下降，那么就很难看到经济（Py）将如何增长。

这将我们带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美联储的可控要素，比如基础货币，无法足够快速地振兴经济并减少失业。美联储需要用以加速的要素，是可以导致更多支出和投资的银行贷款和周转率。然而，消费是由贷款人、借款人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驱动的，本质上是一种行为现象。因此，为了重振经济，美联储需要改变大众的行为，而这必然会涉及欺骗、操纵和宣传技巧。

为了提高周转率，美联储必须向公众灌输对财富效应的愉悦，或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财富效应指的是，如果消费者感觉前景将更加繁荣，那么他们就更愿意消费。造成财富效应的途径是增加资产价值。为此，美联储的优先资产类别是股票和房子，因为它们众所周知且备受关注。（美国的）房价从2006年中期的峰值大幅下跌后，在2009年后期稳定下来，并于2010年前期由于对首次购房者提供税收抵免的政策而小幅回升。到2010年后期，政策停止，房价又开始下跌。到2011年初，全国房价回跌到2003年中期水平，并似乎处于进一步下跌中。看起来这段时间内房市是不会产生财富效应了。

但美联储在支持股市方面得到了更大的成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009年3月到2011年4月上涨了近90%。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使投资者很少能从别处得到0以上的收益。然而股市的反弹也未能产生预期的财富效应。一些投资者赚了钱，但更多人远离股市，因为他们在2008年以后对市场失去了信心。

由于无力产生财富效应，美联储转向其仅剩的另一个手段——向消费者灌输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为了使这种做法增加借贷和周转率，美联储必须同时运作三件事：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通胀预期，也就是保持低的名义利率和高的通胀预期。目标是造成实际利率为负数——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例如，如果预期通胀率为4%，名义利率为2%，那么实际利率为-2%。当实际利率为负数时，借贷变得颇具吸引力，支出和投资都会相应增长。根据货币主义的公式，更多借贷、货币供应量扩大、支出增加和周转率增加这一组合会使经济增长。负实际利率和对通胀恐惧，是美联储促成可持续复苏的最后希望。

负利率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美元被借入，归还时则因为通货膨胀而使实际支出减少。这就像用户租一辆装满汽油的汽车，然后将油箱用到半空而无须付费。消费者和企业很少会放弃这种机会。

美联储的计划是通过负利率鼓励借贷，然后通过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鼓励消费。这样造成举债经营和通胀预期的组合，也许可以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和周转率，从而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这可能会起作用，但需要用什么来增强对通胀的预期呢？

作为对日本在“失落的十年”中类似经历的研究，本·伯南克和保罗·克鲁格曼在1990年代后期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对这项研究的明确总结由经济学家拉尔斯·斯文森在2003年完成。斯文森是伯南克和克鲁格曼在普林斯顿的同事，后来他在瑞典成为重要的银行家。斯文森的论文是货币战争的罗塞塔石碑⁽⁴⁾，因为它揭示了货币贬值和负实际利率之间的结合，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刺激经济的一种方式。(www.xing528.com)

斯文森讨论了货币战争的好处：

即使……利率为零，货币贬值仍然是刺激经济的强有力方法……货币贬值将通过促进出口……部门直接刺激经济。更重要的是……货币的贬值和贬值后的汇率挂钩，是对未来更高价格水平的一个明显预兆。

斯文森还叙述了推行政策过程中操纵公众的困难：

如果央行能够操纵私人部门的信念，它让私人部门相信，未来将会有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将会下降，经济将很快摆脱衰退……问题是私人部门的信念并不容易受影响。

这就是伯南克的整个脚本——保持零利率、通过量化宽松使美元贬值和操纵舆论以制造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为通胀提供了燃料。讽刺的是，对伯南克的激烈批评因为不断警示通胀反而帮助了他的计划；批评家引发通胀担忧的那些煽风点火的言辞，没有哪一位美联储主席敢于说出口。

这是卸下面具的央行业务。这不是冷静、理性、无私的经济学家坐在华盛顿美联储的象牙塔里追求公正无私的科学。相反，这只是一个骗局。当原油、白银、黄金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在2011年开始急剧上升时，伯南克在公开场合依旧泰然自若，并明确表示实际利率将保持在低水平。事实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胀焦虑加剧的报告和持续的低利率的组合，正是伯南克、克鲁格曼和斯文森所推动的。美国已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培养皿中进行大规模货币政策试验的一只小白鼠。

伯南克－克鲁格曼－斯文森理论清楚地表明，美联储把货币政策与货币战争分开的尝试是虚伪的。借贷容易和美元贬值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货币战争是计划的一部分。借贷容易和美元贬值被设计协同运作以导致真实的通货膨胀，并在保持低利率的同时提高对通胀的预期，使贷款和消费机器重新运行。对于这一点，中国、阿拉伯和其他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对美联储的美元管理颇有微词。问题是美国人民是否清楚意识到，美元崩溃的危险。

从根本上讲，货币主义不足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不是因为它采用了错误的变量，而是因为变量太难以控制。周转率是消费者信心或恐惧的镜子，是可以高度波动的。从基础货币到银行贷款的货币供应传动机制，可能因为贷款人和借款人缺乏确定和信心而失效。危险在于美联储不接受这些限制，仍试图通过欺骗和宣传来控制它们。更糟糕的是，当公众意识到受了欺骗，一种反馈回路便被建立起来，其中不再有信任，即使找到真相，人们也不再相信。美国已经十分接近这种危险的境地。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死于1946年，没有活着看到打着他的旗号所犯的各种错误。他恰巧在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出版前一年去世，该书为所谓的新凯恩斯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自己在写作中几乎不使用方程，而是以明白的行文做出广泛的分析。只是在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才出现了许多与凯恩斯经济学相联系的模型和图表。这是套用“凯恩斯”名号所嵌入的概念性错误；如果凯恩斯活着，他对那些错误会怎么想？

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时，凯恩斯提倡被称为班科（凯恩斯国际货币单位）的一种新货币，其价值与一组商品（包括黄金）挂钩。当然他对1920年代的金汇兑本位有过激烈的批评，但他十分务实并且意识到货币必须与什么东西挂钩。出于这个原因，他倾向于全球商品本位而不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金本位。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详细回顾凯恩斯经济学，而是专注与货币战争最有关系的缺点。在货币主义中，缺点是消费者的选择导致了周转率反复无常。而在凯恩斯理论中，缺点是著名的“乘数”。

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前提是，考虑到所有二级效应，假设1美元政府赤字会产生超过1美元的总经济产出。乘数是经济学中的大脚怪——很多人都会假设它存在，但极少有人（如果真有的话）见过它。凯恩斯主义公共政策的基础被称为集体需求，或是国内经济中所有支出和投资的总和，不包括库存。例如，一个工人被解雇，他不仅失去收入，也停止了消费，从而导致其他人也失去收入。失去的收入和消费导致了总需求下降，它会自我反馈，导致更多的企业解雇更多的员工，然后消费更少，如此这般地恶性循环下去。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可以介入，花费个人不能或不会花费的钱财，从而增加总需求。政府支出可以阻止下滑，推动经济重新增长。

依靠政府支出以促进总需求的理论的问题在于，政府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钱。政府必须靠印制货币、征税，或是从其公民或国外处借钱。印制货币可以导致名义增长，但也会引起通货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增长其实没有变。征税和借贷可能使政府花费更多，但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较少，因此仍不清楚总需求将如何增加。在这里，乘数这一说法就发挥作用了。关于乘数的想法是，政府的1美元支出将刺激其他人消费更多，并导致产出的增加超过1美元，这就是当初从私人部门取出美元的理由。

1美元的政府支出能造成多少产出呢？换句话说，乘数的大小是多少呢？恰好在奥巴马总统执政之前，他的两位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和贾里德·伯恩斯坦，发表了一项著名的研究，其中就同建议的2009年刺激计划的关系，研究了这一乘数。据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一旦新的支出开始和运行，乘数值约为1.54。这意味着对于1 000亿美元的奥巴马支出计划，罗默和伯恩斯坦预计产出将增加1 540亿美元。因为整个奥巴马计划的总数为7 870亿美元，只是实施刺激计划导致的“额外”产出就将达到4 250亿美元——历史上最大的免费午餐。这一刺激的目的是为了抵消2007年后期开始的萧条的影响，并保持就业机会。

奥巴马政府治下的美国财政赤字，2009年为1.4万亿美元，2010年为1.2万亿美元。政府预计2011年和2012年的赤字分别为1.6万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短短四年的总额为令人震惊的5.4万亿美元。为了证明2009年以这种规模的赤字实施的7 870亿美元额外刺激计划的合理性，关键是要说明，若没有这些支出美国会变得更糟糕。对凯恩斯乘数的论证必须坚如磐石。

没隔多久证据来了。在罗默和伯恩斯坦研究后的一个月，对同样的开支计划的另一项更严谨的研究，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B·泰勒和约翰·F·科根提出。泰勒和科根的结论核心是，所有乘数都小于1。这意味着相应于支出的每一块“刺激性”美元，私人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减少了。泰勒和科根采用了经济学家们广泛支持的最新乘数模型，并对有关利率和消费者面对未来更高税收的预计路径采取了更现实的假设。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得出，奥巴马刺激计划的乘数效初期为0.96，2009年底则迅速下降为0.67，而到2010年底将下降到0.48。他们的研究表明，到2011年，对应每1美元的刺激花费，私人部门的产出将下跌60美分。奥巴马的刺激计划伤害了私人部门，并因此妨碍了私人部门创造工作机会的能力。

泰勒和科根的研究并不是唯一得出凯恩斯乘数小于1，并且刺激计划妨害了私人部门产出的结论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在另一项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特，哈佛的罗伯特·巴罗，斯坦福的迈克尔·库姆霍夫和其他研究者，分别在各自的研究报告中给出了在一定条件下凯恩斯乘数小于1的验证。通过对经济文献的回顾表明，罗默和伯恩斯坦用来支持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方法，是非主流的经济思想，难以得到除开意识形态之外任何其他原因的支持。

凯恩斯的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的理论，最后被证明只在有限的条件下成立，这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理论，而不是他声称的普遍理论。刺激计划短期比长期更有效，对付流动性危机比对付偿付能力危机更有效，对于经济的温和衰退比严重衰退更有效。刺激也对一开始相对债务水平较低的陷入衰退的经济体更有效。卡尔·F·克莱斯特教授在1960年代奠基性的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计量经济学中推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工具，对于那些以平衡预算为开始的经济体最有效。克莱斯特第一个界定了所谓的“政府预算约束”概念，这个概念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克莱斯特写道：“结果有力地表明，极端的财政倡导者和极端的货币倡导者都是错误的：财政变量强烈地影响着……货币存量中一个给定变化的效果，而公开市场的运作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在开支和税收中给定变化的效果。”克莱斯特说，凯恩斯刺激的影响无法独立于赤字起点来评估。

对于凯恩斯刺激有利的条件，在2009年初的美国都不存在。这个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巨大的赤字和严重的肯定将持续多年的偿付能力危机——正好是对于凯恩斯刺激不利的环境。这种刺激开支除了增加赤字和浪费宝贵资源外，没有其他用处。

在罗默和伯恩斯坦的研究发表两年后，出现了对其论点毁灭性的经济结果。据罗默和伯恩斯坦估计，2010年底总就业人数将超过1.37亿。实际数量只有1.3亿。他们估计到2010年底，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3.7%，但几乎没有增加。他们还估计，衰退期的失业率峰值为8%，不幸的是，2009年10月的峰值达到10.1%。以每一项指标来看，相对于罗默和伯恩斯坦所预期的，经济的表现明显要差得多。从一开始，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就是一张披着凯恩斯学术长袍的偏爱计划和意识形态的愿望表。

罗默－伯恩斯坦计划几乎肯定会保住有工会的政府部门人员的就业机会。当然，几乎没有人认为刺激不会创造就业机会，只是隐性成本太高。赤字支出、货币宽松和银行救助计划在短期内提升了经济。问题在于，复苏是人为的且不可持续，因为它来自政府开支和宽松货币，而不是来自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这导致了反对进一步赤字和量化宽松的政治反弹。

失败的凯恩斯刺激造成的债务增加，成为货币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类战争主要围绕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即是某种形式的爽约。一个国家因货币贬值而使债务要求突然毫无价值，便是对其外国债权人爽约。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通货膨胀和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对其人民爽约。随着债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货币贬值的国际影响无比巨大，因此货币战争也将更加艰难。

由于债务和赤字如此之大，美国已经用尽其紧急救援资源。如果美国遭遇另一场金融危机或是像卡特里娜飓风那样的自然灾害，其赤字开支的能力必将受损。如果美国在中东或东亚面临重大战事，就无法像它在二战中那样，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战争。美国面对外国债权人时的脆弱已经十分严重。一旦面临金融、自然界或军事的任何一场危机，美国都将被迫采取应急措施，就像罗斯福在1933年和尼克松在1971年做过的那样。银行倒闭、没收黄金、施加进口关税和资本控制将成为备选项。美国迷恋于凯恩斯的幻觉已经导致美国的实力成为一种幻觉。美国只能希望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然而，鉴于世界上的种种事件，这似乎只是一根难以依靠的救命稻草。

在保罗·塞缪尔森和其他人发展凯恩斯理论的同一时期，另一批经济学家发展了资本市场理论。来自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发表了一系列经过缜密推理的学术论文，其作者是未来诺贝尔奖得主，比如哈里·马科维茨、默顿·米勒、威廉姆·夏普和詹姆士·托宾。他们的论文发表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们认为投资者无法在市场中持续保持完胜，因此广泛跟踪市场的多元化投资组合将产生最好的长期结果。十年后，年轻一代的学者，包括麦伦·舒尔斯、罗伯特·C·默顿（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之子）和费舍尔·布兰克，又对期权定价提出新的理论，引发了金融期货和其他衍生品合约的爆炸性增长。这些学者和其他人的工作，在五十多年里积累并持续至今，构成了被称为金融经济学的经济科学分支。

大学里研究传染性病毒的生物学家，通常会有气密设施以确保其研究对象不会逃离实验室并伤害一般大众。不幸的是，经济学部门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对于每一个高明的见解，都会有一些危险的误解，去感染世界金融血液并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被称为金融经济学双胞胎的“有效市场”和“风险正态分布”，所造成的危害最大。

有效市场背后的理念，是投资者只感兴趣于最大化他们的财富，并会对价格信号和新信息做出理性的回应。该理论假定，当重要的新信息来临时，它会被立即反映到价格中，从而使价格根据新信息平稳地从一个水平过渡到另一个水平。由于市场立即将所有的新信息有效地反映到价格中，除了纯粹运气，没有一个投资者可以击败市场，因为任何投资者打算用来决策投资的信息，已经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了。而因为下一个信息是不可能事先知道的，未来的价格走势就是不可预测和随机的。

风险正态分布的想法是，因为未来的价格变动是随机的，价格波动的严重程度和频率也将是随机的，就像是掷硬币或骰子。温和事件经常发生，极端事件不常发生。把经常发生的温和事件和不常发生的极端事件按其严重程度（横坐标）和发生频率（纵坐标）画图，得到著名的钟形曲线。⁽⁵⁾绝大多数事件都发生在严重性低的区域，只有少得多的事件发生在严重性高的区域。由于曲线陡峭，高度严重的事件是如此罕见，几乎不可能发生。

在下面的图1中，纵坐标记录了事件的频率，横坐标显示记录事件的严重程度，或正或负。以0为中心的区域记录那些经常发生的温和事件。曲线在-3和3以外的区域则代表了更严重的极端事件，例如股市崩盘或房地产泡沫破裂。然而，根据钟形曲线，它们几乎不会发生。这可以用曲线几乎触及横轴这个事实来说明，如果有接触点，那么它代表了永远不会发生的极端事件。

图1：显示风险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

基于钟形曲线的诺奖理论的问题在于，经验证据表明，这并不对应真实世界的市场和人类行为。根据大量的统计和社会科学研究，很明显，市场不是有效的，价格变动不是随机的，风险也不是正态分布的。

对金融经济学以上信条的学术反击来自两个方面。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至少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而言，投资者归根结底不是理性的。来自打破常规的数学天才伯努瓦·曼德尔布罗特的洞见说明，未来的价格并不独立于过去的价格，市场有一种“记忆”，可能导致它以破坏性的方式反应或过度反应，从而产生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

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在一系列简单而精辟的实验中显示，个人充满了非理性的偏见。他们的实验对象更关心规避损失而不是获得收益，虽然经济学家会说这两种结果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这种特质被称为风险厌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投资者在恐慌中会抛售股票，但当市场转向时其回归却十分缓慢。

当经济学家开始搜索资本市场数据以寻找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展示的非理性时，他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在被发现的异常中存在这样的趋势，一旦开始行动，就趋向于继续而不是逆转——“动量投资”的基础。小盘股似乎比大盘股表现得更好。还有人发现了所谓的1月效应，即股票在1月份的表现要比其他月份更好。所有这些发现没有一样同有效市场或价格随机变动相一致。

有效市场理论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可以是另一场晦涩难解的学术争论。然而一个关键的事实是，有效市场理论及其推论（价格随机变动和风险的钟形曲线分布）逸出实验室，感染了整个华尔街的交易机制和现代银行制度。这些有缺陷的理论在实际资本市场活动中的应用，对于1987年的股市崩盘、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内爆以及所有金融灾难中最大的一个（2008年的恐慌），都产生了影响。使金融经济学疾病蔓延的另一种传染性病毒，被称为风险价值法（VaR）。

风险价值法是华尔街几十年来用以管理风险的方法，它导致了2008年的恐慌，但今天仍被广泛使用。这是整体投资组合中衡量风险的一种方法——某些风险仓位被其他仓位抵消从而降低了风险，据称风险价值法可以度量这一抵消额。例如，根据风险价值法的说法，长期仓位如十年国库票据可以用五年国库票据的短期仓位来抵消，从而使净风险比起两者的单独风险要低得多。可以建构的复杂的抵消组合的数量不受限制。很快各种数学计算就会让人望而生畏，因为同一债券长线和短线间的清晰关系，让位于对冲组合中多品种间的多重关系。

风险价值法是金融经济学五十年来的数学上的顶峰。重要的是，它假定了未来的价格间的关系会与过去相似。风险价值法假设价格波动是随机的，而风险嵌入在净仓位（长线减去短线）而不是总仓位之中。风险价值法把有效市场和风险正态分布这些认知错误带入了风险管理的世界之中。

风险价值法对造成2008年的恐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一点从未被彻底探究过。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几乎没有考虑过交易风险模型。按揭经纪人、投资银行家和评级机构备受争议的欺诈性作用已受到广泛审视，然而，风险价值法的作用却一直未被揭露。在许多方面，风险价值法是贯穿所有导致崩溃的过度行为的无形线索。是什么使得银行、评级机构和投资者认为他们的仓位是安全的？又是什么使得美联储和证监会（SEC）放心地认为银行和经纪人有着足够的资本？为什么银行的风险管理者会不断向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答案都与风险价值法及其相关模型有关。正是风险价值模型给更高的杠杆化和大量失衡的资产负债表开了绿灯。

由于监管机构对风险价值法的了解不如银行那么深，因此他们无从质疑风险评估。对风险和杠杆化，监管者允许银行自我监管。这就像假设美国核监管委员会允许核电厂的建造者自己设定安全规范，而没有外来的独立审查一样。

许多学者和实践者已经意识到风险价值法的这些缺点和限制。事实上，缺点是众所周知的，十多年来在学术界和华尔街广泛讨论过。银行继续采用风险价值法不是因为它真的有效，而是因为它貌似安全，可以让他们过度使用杠杆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且当事情搞砸时转嫁给纳税人承担。利用风险价值法进行管理，就像驾驶一辆汽车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行驶，而速度计则被人为操控显示为每小时50英里。监管机构坐在车的后座，看到表显为时速50，于是放心地继续睡觉。实际上，汽车狂乱倾侧，就像《疯狂的麦克斯》⁽⁶⁾中的电影场景。

金融经济学的破坏性遗产，其有关随机性、效率和风险正态分布的错误假设很难量化，但2008年恐慌后的几个月里，据估计，有60万亿美元的财富被摧毁了。衍生品合约并没有把风险转移到真正强有力的人士手中，而是把风险集中于那些大而不倒的家伙手中。风险价值法未能准确估测风险，而是把风险隐藏在方程构成的一堵大墙之后，吓跑了那些本应更了解实情的监管者。人性及其一切癖好都被银行和监管者有意地忽略了。如果金融经济覆灭，那么它扶持商业的能力也就被彻底摧毁了，经济增长引擎将进入低速区，并且一直会留在那个挡位。

2010年新一轮的货币战争开始，美国央行并非出于健全货币的原则，而是基于中央银行家们利用宣传误导公民意图的能力。货币主义基于周转率和货币间的不稳定关系，这使它事实上无法作为政策工具。凯恩斯主义采用鲁莽的神秘的“乘数”，假设会由此创造收入，但实际上消灭了收入。金融经济学仿佛是一座高耸于有效市场和风险正态分布流沙地基上的摩天大楼，它与资本市场的行为没有真正的关系。整个财政政策体系、货币政策、银行和风险管理系统，是认知错误和不诚实的结合体，并且这些缺点一直延续至今。

最近出现了新的更好的经济范例。然而，华盛顿和华尔街在过去的模型上占有既得利益。凯恩斯主义是华盛顿增加开支的借口，而货币主义是美联储集中权力的借口。对于华尔街，金融经济理论为高杠杆和失衡的资产负债表衍生品的欺骗性销售提供了掩护。在华尔街，利润第一，科学第二。一种理论，不管有多少缺点或如何过时，只要它可以用适当的学术门面包装并提供承担风险的理由，那就是好的。如果政治家和监管者在学习曲线上比华尔街更落后，那也没有问题。只要利润继续留在华尔街，就不会有人认真提问，更不用说给出答案。

(1)　FDIC（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简称）是美国国会建立的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通过为存款提供保险、检查和监督金融机构以及当其倒闭时接管，来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众信心。——译者

(2)　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me，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译者

(3)　P是一个大于1的因子，标识通胀程度，例如通胀为10%，则P=1.1。这里对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量有时并未明确区分，阅读时请注意。——译者

(4)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也译作罗塞塔碑），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古希腊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当时的通俗文字刻写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意义与结构，于是成为古埃及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里程碑。——译者

(5)　译者对与钟形曲线有关的数学描述部分做了一些字面上的修改，以方便中国读者理解。特别需要指出，钟形曲线虽然在-3和3以外的区域十分靠近横轴，但却永远不会触及横轴（理论上，这一区间包含了所有可能事件的97.74%），也就是不存在不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件，只是其发生概率非常之低。——译者

(6)　《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美国／澳大利亚科幻／动作片。从1971年到2015年共拍了四集。——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