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货币战争（2010年至今）-货币战争

“其目的……不是打压美元。这不应当被看成是货币战争中的某种桥段。”⁽¹⁾

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对量化宽松的评论

2010年1月6日

“量化宽松政策也可以通过汇率起作用……美联储可以采取更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削弱……美元。”⁽²⁾

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蒂娜·D·罗默对量化宽松的评论

2011年2月27日

由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发行的三大超级货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代表了新一轮货币战争（第三次货币战争）中的超级大国。第三次货币战争始于2010年，起因是2007年的经济萧条，其维度和后果人们才刚刚开始关注。

没有人否认其他主要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比如日元、英镑、瑞士法郎，金砖四国发行的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和南非兰特。这些货币的重要性取决于发行国的经济体量及其涉及的贸易和金融交易量的规模。按照这一标准，澳元、新西兰元、加元、新加坡元、挪威克朗、韩元和阿联酋迪拉姆，都占有一席之地。但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差不多占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就构成了一个核心，而其他的经济体和货币在某种程度上都处于核心外围。

每一场战争都有它的主战场，它的曲折离奇和鲜血淋漓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最重大最昂贵的军事对决。美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为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区，日本由其帝国扩张预期驱使，从缅甸发端，直到偷袭珍珠港。而英国人，看起来则是同时在世界各地开战。

货币战争也是如此。其主战场是跨太平洋的美元－人民币战场，跨大西洋的美元－欧元战场和欧亚大陆的欧元－人民币战场。战事是真实的，但战地划分是隐喻性的。事实上在主要的金融领域，货币战争在全球范围内所有的金融中心同时展开，由银行家、交易员、政治家和自动化系统全天候进行，经济和民众的命运则随之瞬息万变、安危未定。

如今，货币战争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发行货币的国家和中央银行，也扩展到多边和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联合国，以及私人实体如对冲基金、跨国企业和超级富豪的私人家庭办公室。无论是作为投机者、套期保值者或操纵者，这些私人机构对货币命运的影响与货币发行国一样大。要明白为什么战场不仅仅局限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是全球性的，只需要回顾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1992年乔治·索罗斯的基金在一场货币豪赌中“击败了英国银行”。今天则有着更多的对冲基金，万亿美元量级的杠杆，远远超过二十年前索罗斯所能想象的。

在太平洋、大西洋和欧亚大陆战场的第三次货币战争已经打响，战事波及了巴西、俄罗斯、中东和整个亚洲。第三次货币战争不是为雷亚尔或卢布的命运而战；它将为欧元、美元和人民币的相对价值而战，这将影响其发行国和它们贸易伙伴的命运。

现在，还不到一百年，世界再一次进入货币战争。它会像第一次货币战争那样以悲剧结束，还是像第二次货币战争那样软着陆，这有待观察。考虑到1980年代以来各国经济的增长、钞票印制和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比较清楚的是，这场货币战争将是全球性的，其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第三次货币战争将由政府和私人参与。这种规模、地域和参与者的扩张，会指数级地增加崩溃的风险。今天的风险，不仅是一种货币相对于另一种货币的贬值或金价上涨。今天的风险，是金融系统本身的崩溃——对纸币丧失信心以及对硬资产的大规模争夺。鉴于这些灾难性失败的风险，第三次货币战争有可能是最后一场货币战争，或是套用伍德罗·威尔逊的一句话，是终结所有货币战争的战争。

中国和美国之间，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战争，是今天全球金融的核心，并构成了货币战争的主战场。这场战争的演变，始于中国经济从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动荡中脱身，转向自由市场的那一时刻。

中国的现代经济奇迹，发端于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宣布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计划，1976年1月，因周恩来逝世，该计划的实施工作被迫延迟。随后，毛泽东于同年9月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被正式逮捕。

1978年12月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华国锋继承了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上来。在这方面，华国锋得到了刚刚平反并即将起主导作用的邓小平的帮助。真正的变化始于次年。在经过了一段时间旨在提高农场和工厂决策自主性的实验和试点后，1979年，中国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决定，打造四个经济特区以提供优惠条件、简化审批和税收方面的好处，从而吸引外商特别是在制造、装配和纺织业进行投资。这是1984年启动的更庞大的经济开发区计划的前奏，后者涉及中国东部大多数沿海大城市。虽然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增长就百分比而言十分迅速，但由于其基数低，无论是货币还是它与美国和西德等主要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关系，都未引起多少注意。

今天的货币战争的标志，是指责中国人为地低估了人民币币值。然而，迟至1983年年底，人民币还是被大大高估的，汇率为2.8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³⁾当时的出口，只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相对很小的一部分，领导层更注重用廉价的进口来发展基础设施。随着出口份额的增长，在十年里中国进行了六次贬值，到1993年，降低至5.32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水平。然后，在1994年1月1日，中国宣布改革外汇兑换系统，并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为8.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这一冲击导致美国财政部将中国贴上了“人为操纵”货币的标签，依据是1988年的《贸易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部揪出利用汇率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优势的国家。这也是美国财政部最后一次给中国贴上“人为操纵”的标签，自此之后，它只是明里暗里威胁着要这么做。作为回应，人民币估值有过一系列小幅回调，1997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为8.28元，直到2004年实际上一直维持不变。

198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党内部分保守派的反弹，后者反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计划。种种原因，最后促成了1989年的政治动乱。之后，中国经济放缓，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另一部分原因是海外对于1989年动乱的反应。然而，这次经济放缓被证明是短暂的。

1990年代，中国打破了“铁饭碗”，该政策以增长缓慢和效率低下为代价，满足了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类似于市场经济的事物开始出现，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工有机会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如果就业不成功，他们的生活也会失去保障。这一新的社会契约的关键，是为新的求职者稳定创造千百万个就业机会，而快速创造大规模就业机会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成为出口大国。货币挂钩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对中国政府而言，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也是应对1989年动乱后时期的一份经济保障。

1992年，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再次活跃起来。作为回应，邓小平启动了著名的新年南方之旅，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主要工业城市进行了访问，这对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正面支持，并且在政治上瓦解了反对派。1992年的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2000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然而，1990年代的飞速经济增长对美中经济关系的影响，由于美国对1989年动乱的政治性反应而被削弱，其中包括经济制裁和美国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总体降温。一系列的疏忽和失误，包括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加剧了局势的恶化，使两国的经济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最终，2001年基地组织的“9·11”袭击，以及中国对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坚定支持，打破了这一僵局并帮助美中关系回归正常。尽管从1976年开始，中国经济在约二十五年的时间里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直到2002年，美中双边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赖才开始高速发展。

2002年，也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开始实验持续超低利率的一年。格林斯潘在2000年夏季的科技泡沫破裂后开始削减利率。2000年7月到2002年7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了超过4.75%，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常规的周期性宽松，旨在帮助经济走出困境。⁽⁴⁾接下来是两年多额外的非常规期，期间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从未上升超过1.8%，2003年12月更低至1%以下。迟至2004年10月下旬，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为1.76%，几乎与2002年7月时完全一样。

这种低利率政策最初的缘由是回应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灭，2001年的经济衰退，“9·11”恐怖袭击和格林斯潘对于通货紧缩恐惧的挑战。然而主要是出于对通货紧缩的恐惧，导致格林斯潘保持低利率的实际时间，远比针对经济温和衰退通常需要的时间更长。现在，中国部分地借助其稳定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将通货紧缩出口到了全世界。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部分是为了抵消中国的通货紧缩对于美国的影响，但它为十年后的全面货币战争播下了种子。

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不仅是对潜在通货紧缩的政策反应，也是给华尔街注射的某种兴奋剂。设定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像是华尔街交易瘾君子们的一个毒品实验室。低利率意味着不同类型的可疑交易或风险交易都开始被看成是有吸引力的，因为表面上看，资质不足的借款人很容易负担融资成本。低利率也引发了机构投资者对收益率的追求，他们需要获得比无风险的政府证券或高评级债券所能提供的更高收益。由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次级房贷市场和商业房地产市场在贷款发放、处理流程、证券化和作为基础的资产价格方面爆炸性地扩张。2002年～2007年间，房地产的巨大泡沫正在孕育中。

2002年9月，正当低利率政策开始实行时，格林斯潘收获了一位盟友，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本·伯南克。伯南克对通货紧缩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同格林斯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恰好在宣誓就任美联储委员会委员的两个月后，伯南克用他在华盛顿特区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的讲演，快速提交了与通货紧缩战斗的投名状。他发表了题为“通货紧缩，确保其不会在此发生”的讲演，受到了广泛注意，因为他引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必要时可以用直升机洒下刚刚印好的货币以防止通货紧缩。伯南克还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直升机‘本’”。⁽⁵⁾

伯南克2002年的演讲为2008年的救市和2009年的量化宽松政策绘制了蓝图。关于美联储将如何通过印钞来弥补政府赤字，是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增加消费，伯南克说得直截了当：⁽⁶⁾

普遍的减税……配合开放市场采购的安排……几乎肯定是对消费的有效刺激。……货币资助的减税基本上等同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名的“直升机洒钱”……

当然……政府可以……甚至攫取现有的实物或金融资产。如果……美联储以后用新印制的货币购买相同数量的国债，这一整套运作，在经济上相当于在公开市场直接作用于私人资产。

伯南克解释了财政部如何通过发行国债来购买私人股票，以及美联储如何通过印钞来偿还债务。这实际上就是美国财政部接管AIG⁽⁷⁾、通用汽车⁽⁸⁾和花旗银行⁽⁹⁾，以及保释高盛⁽¹⁰⁾时所发生的事情。伯南克在许多年前就讲出来了。

伯南克加入委员会，使得格林斯潘在其反通缩征途中，有了一个完美的知己和继承者。格林斯潘－伯南克对通货紧缩的恐惧，在2002年～2011年间是一种常态。在他们看来，通货紧缩是敌人，而中国，由于其低工资和低成本，是通货紧缩的重要来源。

尽管经历了经济奇迹，直到2004年后期中国仍有对外贸易赤字。这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早期阶段并不罕见，因为要实现出口，就需要进口基础设施组件、工业设备、原材料和技术来推动。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确实有顺差；然而这并非是最初引起关注的原因。1997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低于500亿美元。此后赤字稳步增长，并在2003年～2006年三年间，爆炸性地从1 240亿美元增加到2 340亿美元。开始于2003年的这个时期，标志着对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元－人民币汇率所起作用关注的加强。2006年，纽约州参议员查理斯·E·舒默称，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动脉的慢出血”，并认为中国是一个主因。⁽¹¹⁾

中国内部的通缩，通过货币汇率输出到美国，最终在美国成为有威胁的通货紧缩。这始于中国决定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政策。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并不能自由交易，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其他可兑换货币不同。人民币的使用及其是否可用于交易结算受中国人民银行的严格控制。

中国的出口商向国外出口货物赚取的美元或欧元，必须交给中国人民银行，以银行规定的汇率换取人民币。当出口商需要美元或欧元购买外国材料或其他进口商品时，可以按实际数额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换汇，其余的则继续由银行保管。

吸收盈余美元的过程，尤其在2002年后，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银行并非只是收下盈余的美元，而是用新印制的人民币来购买它们。这意味着当美联储印制的美元最终在中国购买商品时，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印制相应的人民币来吸纳盈余。实际上，中国将其货币政策外包给了美联储，因而当美联储加大印钞时，中国人民银行也必须印更多的钞票，以维持汇率挂钩。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盈余的美元。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将其外汇储备做一定的投资，以赚取合理的收益。央行的投资政策传统上是极其保守的，中国人民银行也不例外，它偏爱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高流动性的政府债券。结果是，随着与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增长，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2011年初，据路透社估计，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约为2.85万亿美元，其中约0.95万亿美元被用于购买美国政府的各种债券。于是美国和中国被锁定在一个万亿美元级别的金融巨网之中，其本质是一个货币火药桶，一旦货币战争失控，将被任何一方所引爆。

美国竭尽全力敦促中国推动人民币升值，以减少日益增长的美中贸易赤字，并减缓中国人民银行以美元计价的大量资产的积累。但这些要求收效甚微。从2004年到2005年，人民币仍维持在约8.28元兑换1美元，与1997以来的水平大致相仿。突然，在2005年7月下旬的两天内，人民币从8.28元兑换1美元升值为8.11元兑换1美元，增加了近3%。始于这一突然的升值，人民币开启了此后三年中逐步升值的漫长过程，最终在2008年7月中期达到约6.82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

接着中国人民银行再次踩刹车，使得人民币在之后两年中稳定在约6.83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2010年6月，第二轮升值开始，直到2011年8月，人民币缓慢但稳步地升高至6.40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人民币币值的上升很难说平稳，且从来不乏争执。2004年～2011年间，中国和美国有关汇率的口头上和政治上的争执，主导着美中经济关系，尽管还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双边问题，包括伊朗和朝鲜问题。

设想一下，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和中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所造成的不平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会怎样演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国会以同样的方式开始购买美国债券，基于分散风险和流动性管理的考量，中国总有意愿持有一定数量的美国国债。但在某个时间点上，如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允许的，中国可以要求将其持有的部分国债用美国的黄金储备来赎回。一笔相对较小的赎回，例如1 000亿美元的国债，在2008年初当金价为每盎司1 000美元时，相当于1亿盎司的黄金，约合2 840吨。这相当于美国官方黄金储备量的35%。事实上，如果中国要求全额赎回其美国国债，美国的黄金储备将消耗殆尽。于是，美国将没有黄金储备，而中国则自豪地拥有超过9 000吨黄金。请设想以下情景：中国的海军舰艇抵达纽约港，一支全副武装的美军车队从西点军校沿着帕利塞兹州际公路向南移动与舰艇汇合，黄金被装运上船并最终到达在上海新建的金库。毫无疑问，这样的场景会令美国人民震惊，然而，这一假想的冲击证明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事实上，在旧的游戏规则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大到足以抹去其全部黄金储备的地步。不过，金本位的目的不是要耗尽各国的黄金储备，而是要迫使它们远在黄金耗尽前将其金融财政状况管理得井井有条。由于没有金本位及其相关的实时调整，美国人民似乎并不知道，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究竟恶化到了何种地步。

虽然上述例子看起来有点极端，但一直到四十年前，大部分世界货币体系就是这样运作的。1950年，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超过了20 000吨。⁽¹²⁾由于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当时是与欧洲和日本而不是中国），当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9 000吨左右时，尼克松于1971年关闭了黄金窗口。在1950年～1971年这二十年间，有11 000吨黄金流失，大部分去了几个出口大国。同期，德国的黄金储备从0吨上升到超过3 600吨。意大利的黄金储备从227吨上升到超过了2 500吨。法国从588吨上升到3 100吨。另一个新兴的黄金大国荷兰，从280吨上升到将近1 700吨。并非所有的这些黄金储备都来自美国。另一个黄金大国英国，其黄金储备从1950年的2 500吨下降到1971年的690吨。但一般说来，美国的黄金储备从美国转移到其贸易合作伙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自动再平衡的一部分。

中国崛起为新兴的出口大国，不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而主要发生在21世纪早期，其债权一般用票据或电子等价物结算。这意味着，中国并未因其成功的出口而获得海外的黄金储备。这也意味着，中国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核验美国的印钞、借款和保持超前支出的能力。这种借贷消费的热潮是由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超低利率政策鼓动起来的。没有金本位或其他对货币的约束，中美双方正在逼近第三次货币战争，在这规模空前的纸面债权中，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地图用来指引方向。

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主要指控，是中国操纵汇率以使其出口商品保持对外国买家的低价，该指控在媒体中一再被反复讨论，但是自1994年以来，却从未由白宫正式提出过。中国的出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以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都熟悉的——就业机会。中国沿海地区的装配工厂和交通枢纽，是来自中国中部和西南部农业地区人流的接收端，数以百万计年轻的劳动力来这里寻找稳定的工作，其工资水平只有美国同类工作工资的十分之一。

这些新进的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每周工作七十小时，乘坐公共交通，吃面条和米饭，几乎没有什么消费或休闲。他们得以结存的少量储蓄都被寄回农村老家，以抚养年迈的父母或帮助其他没有被社会保障系统惠及的亲属。不过，从中国农村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活就是21世纪的中国梦，堪与更为昂贵的20世纪的美国梦（房子、汽车、好学校和一份稳定的工作）相映照。当然，那些身在城市的农村移民，只需看看周围中国新贵们的奔驰、凯迪拉克和高层豪华公寓，就会知道世界上有着远比职工宿舍和城市公交更好的东西。

没有人比中国政府更清楚，如果没有这些就业机会将会发生什么。研究中国历史，就是研究周期性的崩溃。特别是1839年～1979年的一百四十年间，几乎是持续的动荡。始于鸦片战争（1839年～1860年），历经太平天国（1850年～1864年）、义和团运动（1899年～1901年）、1912年的清王朝覆灭、1920年代的军阀割据时期、1930年代初期的国共内战、日本的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年～1945年）、1949年共产党执政、“大跃进”（1958年～1961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最后是毛泽东的逝世和1976年“四人帮”的覆灭。

当然，美国也关心创造就业机会。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的统计数字来看，2001年的经济衰退是温和的，但失业人数大幅飙升，从2000年底的560万人增加到2001年底的820多万人。尽管2002年科技行业复苏，失业人数却持续增长并在2002年底达到860多万人。从那时起，失业率的下降非常慢，到2005年底仍有720多万失业者。2007年经济衰退开始时，美国仍处在失业率高峰，总失业人数在2009年10月暴涨至1 560多万人。如果包括那些打短工但仍寻求更长工作时间的，和那些还没有正式失业但渴望有一份工作的人在内，2009年底美国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总人数超过了2 500万。这2500万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副面孔、一个名字和一个家庭。在我们这个注重统计的时代，经济学家倾向于用百分比来表示这种现象，例如2002年末的失业率为6.0%，2009年为9.9%，但指出实际人数超过2 500万，更能使人们明白就业问题的深度。美国急需创造就业机会。

有一段时间，这种悲剧被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货币宽松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信用卡支出、房价上涨、股价上涨和对所有人的大额无首付贷款的快感掩盖了。虽然在2004年和2005年有一些关于中国操纵汇率和美国丧失就业机会的抱怨，但在借钱容易、繁荣高度可见但最终不可持续的岁月里，这些抱怨声被淹没了。当2007年狂欢突然停止并于2008年陷入恐慌时，美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决策者。

现在，以叫得最响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为首的美国政治家们，公开攻击人民币－美元汇率的挂钩，并指责中国使美国失去了就业机会。2008年，一个美国两党的参议员小组，包括舒默本人，写了一封信给小布什执掌的白宫，指出“被低估的（中国货币）给予中国企业不公平的价格优势，迫使许多美国公司宣布破产和倒闭，伤害了我们的工人、家庭和中产阶级”。⁽¹³⁾参议员舒默们对于就业机会与汇率之间的联系缺乏证据支持视而不见。北卡罗来纳州的家具制造工人，不会愿意以中国同行每月118美元的工资来做同样的工作。即使人民币升值一倍，中国的家具制造工人也只能赚取每月236美元，仍然没有提高到他的美国同行们能与之竞争的水平。对此，美元高估论的煽动者们无动于衷。在他们看来，人民币显然难辞其咎，中国人必须回应他们对汇率重估的要求。

小布什的行政部门非常清楚这种抱怨的大合唱，同时也意识到与中国保持密切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重要性。中国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最大买主，因此对于伊朗就发展核武器与美国对抗的立场具有影响力。而对于朝鲜，中国是不可或缺的经济生命线，两国还共享着一条边界，所以中国也可以帮助美国实现其在朝鲜半岛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大公司们对中国市场垂涎欲滴，试图通过扩张、并购以及与中国合伙人的合资企业，寻求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中国政府的批准。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被迫撤回了对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收购，因为当时美国众议院以398—15的投票数，呼吁布什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此次投标。然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收购中国企业的运作以牙还牙。简而言之，中美之间的任何对抗都会得失相当，持续的高级别的专家对话才是更富成效的一种做法。

小布什总统通过在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满足了保持中美货币得到控制的需求。这一对话由奥巴马政府继续并扩大，更名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 & ED），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和中国负责外交政策的国务委员。将外交政策官员加入经济官员之中，是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和国家政策的财政关联性的一种明确认知。

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其中几个双边和多边平台的一部分，设计目的之一是为了应对新的货币战争。它有助于避免汇率操纵指责带来的紧张局势的升级，却无助于解决问题。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之间也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峰会，但无论是S & ED还是双边首脑会议，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现在选择二十国集团（G20）作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平台，因为它可以吸引盟友们加入其中，同时与美国的单方面意见相比，中国对全球性意见会更为重视。近期人民币升值的重大进展往往跟S & ED会议无关，而是常常出现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之前。例如，一次微小但值得注意的升值，人民币从2010年6月15日的6.83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2010年6月25日的6.79元兑换1美元，恰巧发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多伦多召开之前。人民币的另一次升值，从2010年11月1日的6.69元兑换1美元，到2010年11月11日的6.62元兑换1美元，则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的时间点相吻合。这表明了中国对于二十国集团的关注，远不是其他平台可企及的。

2011年春季，货币战争中的太平洋中美战场平静无战事。但核心问题仍未解决。中国和美国都有就业压力，这意味着紧张局面随时可能爆发。2012年中国领导层的更替和同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使人不禁遐想，国内的政治力量会否成为进一步国际对抗的催化剂。

大西洋战场，美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最好被认为是相互依赖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的。这是因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对金融关系相比，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规模和程度都要大得多。2008年9月，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的直接后果，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从未有过的活生生的展现。虽然破产案是美国财政部牵头的救市失败后在美国的联邦法院递交的，但最大的金融受害者和当事人中的一部分，是欧洲的一些对冲基金，它们在雷曼的伦敦分支机构有场外掉期⁽¹⁴⁾业务或持有结算账户。这一当时被大量报道的跨大西洋的惨案，在2010年12月又热了一阵，因为美联储按照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要求，公布了2008年恐慌期间它在欧洲实施紧急贷款和救助的具体细节。

2011年初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几乎与2007年时完全一样。2007年1月初1欧元兑换1.30美元，四年后仍以大约1.30美元的汇率交易，但这种等价性不应被误认为稳定性。事实上，欧元与美元的比价曾高度波动，2008年7月，1欧元最高可以兑换1.59美元，2010年6月则低至1.10美元。(www.xing528.com)

欧元和美元，可以理解为同一艘船上的两名乘客。在任何给定时刻，一名乘客可能在较高的甲板上，另一名可能在较低的甲板上。他们可以随意改变位置，相对于另一方移向更高或更低，但归根结底，他们还是在同一艘船上，以相同的速度向同一个目的地行进。日常波动反映了技术指标、短期供需、担心违约或欧元解体而迅速执行的最终救市方案。通过这一切，欧元和美元结对而行，分开的距离从来不会超过它们所乘航船的最大尺寸。

然而，美国在货币战争的大西洋前线十分忙碌，不是试图过度加强欧元，而是确保它不会完全分道扬镳。欧元本身就是创建现代货币的某种奇迹，是经过欧盟成员国三十年讨论和十年密集技术研究和规划后创造出来的。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一个欧洲顶级项目，意在维护和平。

自16世纪中期文艺复兴时期末开始，欧洲已被战争折磨了超过四百年，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战争、三十年战争、英国革命、路易十四的战争、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铁幕的崩溃和冷战的核恐怖等。到20世纪末，欧洲对民族主义主张和军事优势的潜在追求深表怀疑。此外，种族、民族和宗教分歧依然存在。需要一种统一的力量，把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即便并非不可能，也要使得战争变得难以想象。

开始于1951年的欧洲六国煤炭及钢铁共同体，通过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和货币体系向前推进。1992年在荷兰城市马斯特里赫特谈判后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形成一个政治实体（欧盟）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导致1999年欧元的创建。欧元由新的欧洲中央银行发行。到2011年，欧元已被17个成员国使用。

然而从一开始，分析家就警告说，由单一央行支持的单一货币，与采用欧元的各成员国的多样化财政政策是不相容的。在历史上，挥霍过度、拖欠债务或将其货币贬值的国家，如希腊或西班牙，在包含了财政稳健的国家如德国的联盟中，将是麻烦的合作伙伴。

整整花了十年时间才充分显现出这个宏伟计划的所有缺陷，虽然缺陷从一开始就存在。腐败的政府官员，华尔街的衍生品骗子和不称职的布鲁塞尔欧盟官员的有毒组合，使得像希腊这样的国家的赤字和借贷水平远远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真实成本则被掩埋在年度和资产负债表外的合同中。同时，投资者兴高采烈地抢购来自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冰岛和其他欧元区成员国的数十亿欧元主权债券，其利率略高于稳健如德国的政府债券。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不称职的评级机构和政府官员发布的误导性的财务报表，以及投资者一厢情愿地认为，欧元主权债务决不会违约。

2010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部分是银行、借款人和官僚间新的协约所造成的苦果。银行购买欧洲主权债券，并基于任何主权债务都不会失败的信念，认为相关的利润是有保障的。国家乐意发行债券以推进不可持续的消费，很大程度上使公共部门的工会得益。布鲁塞尔的官僚们或许是最老谋深算的。如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自行解决，人人都会称赞欧元项目的成功。如果某些欧洲主权债务失败，官僚们的解决方案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由布鲁塞尔监督的一体化将会更多，而不是更少。通过无视危险，布鲁塞尔构建了一个必胜的局面。如果欧元成功，他们赢得赞誉，如果欧元受压，他们赢得权力。果然压力很快就来了。

被欧洲银行狼吞虎咽的不仅是欧元主权债务，还有房利美⁽¹⁵⁾债务和欺诈性的华尔街结构化产品如债务抵押债券（CDO）⁽¹⁶⁾。这些债务起源于美国各地缺乏经验的地方银行，被倒闭前的雷曼兄弟之流再包装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债券。欧洲银行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真正的薄弱环节，甚至还不如花旗集团、高盛和其他被救助的美国金融界的标识性企业。

2010年，欧洲的主权金融是交叉债务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¹⁷⁾希腊有2 360亿美元债务，欠英国150亿、法国750亿、德国450亿。爱尔兰有8 670亿美元债务，欠法国600亿、英国1 880亿、德国1 840亿。西班牙有11 000亿美元债务，欠英国1 140亿、法国2 200亿、德国2 380亿。同样的模式盛行于意大利、葡萄牙和欧元体系其他负债累累的成员。欧洲所有国家的债务之源，是意大利欠法国的5 110亿美元。

虽然主权债务亏欠了各种机构，包括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但绝大多数亏欠的是其他国家的银行。这正是2008年美联储对欧洲秘密救助的原因，美联储苦苦力求对细节保密，直到其中的一部分因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而被迫公开。这也是房利美和房地美⁽¹⁸⁾的债券持有人从未受到任何损失的原因，因为公司在2008年获得了美国纳税人的救助。这也是为什么当2010年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到达关键时刻时，主要国家如德国和法国，迅速团结起来支持外围的主权借款国家如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次救市背后的原因是欧洲的银行系统资不抵债。补贴希腊的养老基金和爱尔兰银行，是为了避免整个腐朽大厦倒塌而付出的一个小小代价。

然而，在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并非孤军奋战。无论是美国和中国，都出于不同的但最终是为了自身利益的原因支持救助欧洲。欧洲是美国庞大的出口市场。强势的欧元可以保持欧洲对美国的机器、飞机、药品、软件、农产品、教育和其他美国提供的多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欧元崩溃，意味着两个全球出口大国之间贸易的崩溃。一次欧洲主权债务的崩溃可能会把欧洲银行和欧元拉下水，因为投资者会立即对以欧元计价的所有债务产生反感并挤兑欧洲银行。欧洲的主权债务违约对于面向欧洲的美国出口商而言，后果太严重；这就是欧洲大陆版的大而不能倒。美国救助、互换额度以及支持债务发行人如房利美，都是支持欧元价值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努力。

中国也有支持欧元的兴趣，但带有政治背景。欧洲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美国的利益相同。但中国的银行与欧洲的银行之间，不像美国的银行与欧洲的银行之间那样紧密，这给了中国更多的自由度来决定，如何及何时提供帮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予中国的机会，是外汇储备和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是脱离美元而转向欧元，是获得美国拒绝交易的世界领先的技术系统，并发展大规模把技术转移回中国的平台。

德国欢迎美国和中国对欧元的支持。作为出口大国，人们可能觉得德国会偏爱疲软的欧元，就像美国偏爱疲软的美元和中国偏爱疲软的人民币一样：廉价的货币在货币战争中可以获得优势以促进出口。然而德国不仅是一个外部出口国；它也是欧盟中的一个内部出口国。对于那些欧元区的出口，不用考虑汇率，因为出口商和进口商，例如德国和西班牙，都使用欧元。如果欧元崩溃，或成员国放弃欧元，并在贬值的水平上使用旧的货币，德国就可能失去这些市场。

我们知道，德国为了支持希腊、爱尔兰和欧元区的其他薄弱环节吃尽了苦头。但事实上，德国没有其他更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欧元崩溃的成本远超区域救助成本。实际上德国受益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元的持续存在给予了德国在欧洲内部的主导地位，而在国际上有点疲软的欧元使它能够在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市场份额。德国的关键是：欧元足够便宜可促进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但又不是疲软到崩溃。2010年德国成功地找到了这个关键点，尽管环绕欧元本身的是一场疾风暴雨。

由于美国、中国和德国自身的利益都指向同一方向，对于欧元是否能存活是毫无疑问的。银行里到处都是烂账和不良资产，外围国家的财政政策又是不可持续的，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必须节衣缩食以保持西雅图和上海的装配线运行，所有这些都需要忍耐，以待来日。目前需要的是保证欧元挺住。

如果欧元和美元之间的关系是共存的，那么欧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关系则只是简单的相互依赖。中国的迅速崛起，可以成为欧洲经济体的某些外围国家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潜在救星，当然这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购买它们的一些债券。然而，中国对欧洲和欧元的态度仍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冷静考量。

强势的欧元对中国有切身利益。欧盟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欧洲的动乱导致希腊或爱尔兰等国放弃欧元，这些国家将恢复原来的货币并相对于人民币大幅贬值。这将严重伤害中国对欧洲的一部分出口。中国支持欧元有着巨大的利益，甚至大于其维持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利益。

中国现身欧洲的动机，包括多元化外汇储备以便拥有更多的欧元，赢得被协助购买债券的欧洲国家的尊重或友谊，并通过这样的购买获得抵偿物。抵偿物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对敏感的基础设施如港口和发电的直接投资，接触敏感的欧洲技术和购买通常只限于北约盟国或其朋友（如以色列）的先进的武器系统。中国支持欧元的兴趣完全不会不利于德国，尽管德国和中国在全球出口业务中的竞争十分激烈。

通过购买来自欧洲外围国家的主权债券，中国帮助德国承担欧洲纾困的成本。通过支持欧元，中国帮助德国避免了欧元崩溃时可能受到的损失，包括对德国银行灾难性的破坏。这对于中国是一个没有输家的局面，因此稳住了欧亚侧翼，以备将来与美国正面对抗。中国在货币战争中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为此在欧亚战线避免了两面作战。这既是因为欧洲的弱点，也是由于中国的巧妙应对。

美国同样支持欧元，原因与中国的相同：欧元的灾难性崩溃，将削弱它相对于美元的价值并伤害美国在中东、拉美和南亚市场与欧洲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中国和美国不仅希望欧元存活，也希望看到它相对于美元和人民币升值，以帮助各自的出口产业。欧洲、中国和美国团结一致，努力避免欧元崩溃，尽管它们动机各不相同并且在其他战场上持有对抗趋势。

这种一致的目的，意味着欧元有可能克服当前的危机，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保持完好，尽管有潜在的债务重组和紧缩计划。这种平衡能否继续，以及中国的魅力攻势在欧洲能否保持，尚有待观察。如果欧元真的崩溃，中国会在债券收益上遭受巨大损失，人民币升值和出口损失也将在同一时间发生。中国仍然可能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欧洲对峙，但它的西部战线目前一切平静。

除了货币战争的三大战场：太平洋（美元－人民币）、大西洋（欧元－美元）和欧亚（欧元－人民币），在世界各地还有其他的战场、附带事件和冲突。在货币战争的这些外围行动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巴西。

直到1994年底，巴西一直保持其货币雷亚尔与美元挂钩。⁽¹⁹⁾之后，墨西哥的“龙舌兰危机”于1994年12月开始在全世界蔓延，对雷亚尔施压从而迫使巴西捍卫其货币。结果是雷亚尔计划，由巴西实施的一系列有控制的雷亚尔对美元的贬值。从1995年到1997年，雷亚尔贬值约30%。

在成功控制雷亚尔的美元价值到更可持续的水平后，巴西再次成为金融瘟疫的受害者。这次危机并非起源于拉丁美洲，而是来自远东。这场新的金融危机于1997年爆发，并在全世界蔓延：从泰国到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俄罗斯，最后止于巴西。在那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紧急资金建立了货币防火墙，美联储则大幅降低利率以提供全球流动性。在金融风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巴西转向汇率自由浮动和更开放的资本账户，但仍然承受着周期性的收支平衡危机，并于2002年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援助。

巴西的命运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利好转机，新总统是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被大家称为卢拉。在他的领导下，从2003年到2010年，巴西实现了自然资源出口能力的巨大提升，以及技术和制造业基础的重大进步。它的安博威飞机具有世界水平，这使得巴西跃升为世界第三大飞机制造者。其巨大的内部市场也成为吸引全球流动资本获取更高收益的磁石，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经历了2008年的恐慌之后。

2009年～2010年间，雷亚尔大幅升值，从2.4雷亚尔兑换1美元变为1.69雷亚尔兑换1美元。在仅仅两年内雷亚尔相对美元升值了40%，对巴西的出口部门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两年中，巴西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从大约150亿美元的盈余转变为60亿美元的赤字。这种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崩溃，使得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泰加于2010年9月下旬宣布全球货币战争已经爆发。

因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雷亚尔对美元升值40%，也意味着雷亚尔对人民币升值40%。巴西的出口不仅在高端与美国技术竞争，也在低端与中国的组装品和纺织品对抗。巴西通过央行干预货币以进行反击，要求任何做空美元的地方银行必须提高存款储备金率，并施行了其他形式的资本管制。

2010年底，卢拉总统的继任者迪尔玛·罗塞夫，表示要向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以建立确认货币操纵者（大概指中国和美国）的规则，从而缓解雷亚尔的上行压力。巴西抑制雷亚尔升值的努力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2010年底，却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通货膨胀。现在巴西从美国进口了通货膨胀，因为它在美联储大量印钞时试图维持雷亚尔对美元稳定。

像中国一样巴西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它必须在通胀和升值之间作出选择。若美国大量印钞而另一个国家试图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则该国只能同样印钞以维持挂钩，这就导致了本国的通货通胀。结果是，在世界各地追逐高收益的投资者的热钱，从美国涌入巴西。情况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2011年初野村全球经济研究报告宣布，巴西成为货币战争中最大的输家。鉴于雷亚尔的升值，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2011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称，巴西“在货币战争中挥舞白旗”。看来，当货币管制、对外国投资征税等阻止升值的措施失败后，巴西不得不屈从于雷亚尔的更高估值。

由于缺乏中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和盈余，巴西无法通过仅仅购买涌入巴西的美元来保持对美元的汇率挂钩。巴西被困在货币升值与通货膨胀之间。就像之前的美国和欧洲一样，尽管原因有所不同。巴西越来越多地转向二十国集团，以寻求在货币战争中的帮助。

巴西因其地理、人口和经济体量，是一个重要的案例，但它绝不是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货币战争的交叉火力中受伤的唯一国家。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和泰国，也曾实施或考虑资本管制以阻止热钱（特别是美元）流入。它们的担心在于：由于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他们的货币将被高估从而损害到出口，由此产生的美元如洪水猛兽般在世界各地游荡，寻求高利润和快速增长。

出于采取措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偏好，这些资本控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2010年，印度尼西亚取消了短期投资票据的发行，迫使热钱投资者们进行更长时间的投资。韩国和泰国则对外国投资者购买政府债券所得的收益开征预扣税，以作为阻止这类投资和减少货币上行压力的一种方法。泰国的情况很具讽刺意味，因为泰国是1997年～1998年间金融恐慌开始的国家。在那个过程中，投资者试图转移资金逃离泰国，而泰国试图升值货币。2011年，当投资者试图让热钱进入泰国时，泰国则试图使其货币贬值。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在过去十年里新兴市场（如泰国）和发达市场（如美国）之间金融力量的变化。

试图压低其货币价值的外围国家（其中多数是亚洲国家），没有一个是被广泛接受的储备货币的发行者，也没有一个具有像美国、中国和欧元区那样的经济体量，它们没有能力通过直接的市场干预来打一场货币战争。这些国家需要一个多边平台来解决第三次货币战争引发的压力。虽然传统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但越来越多的大型贸易经济体，无论其是否属于二十国集团，都在期待二十国集团给予指导或引进新的游戏规则，以防止货币战争升级，从而对自己和世界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1)　Wall Street Journal, "Fed's Yellen Defends Bond-Purchase Plan," November 16, 2010,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3670004575617000774399856.html.

(2)　Christina D. Romer, "The Debate That's Muting the Fed's Respons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6, 2011, www.nytimes.com/2011/02/27/business/27view.html.

(3)　关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汇率的一个讨论，见Xiaohe Zha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hinese Yuan Revolut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Australia, July 13, 2006。

(4)　美国利率统计数字取自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tatistics and Historic Data, www.federalreserve.gov/econresdata/releases/statisticsdata.htm。

(5)　"Deflation: Making Sure ‘It’ Doesn't Happen Here," remarks by Ben S. Bernanke, National Economists Club, November 21, 2002, 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2/20021121/default.htm.

(6)　上引伯南克的讲演。

(7)　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美国国际集团），1919年创建于上海，是一家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性跨国保险及金融服务机构集团，总部设于纽约市的美国国际大厦。根据2008年度《福布斯》杂志的全球2000大跨国企业名单，AIG在全世界排名第18大，自2004年4月8日起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成分股，直到因为金融海啸而于2008年9月22日被除名。——译者

(8)　通用汽车公司（GM），成立于1908年，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首，旗下品牌包括雪佛兰、别克、GMC、凯迪拉克、宝骏、霍顿、欧宝、沃克斯豪尔以及五菱等并提供服务。2014年，其诸品牌全系列车型畅销于全球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电动车、微车、重型全尺寸卡车、紧凑型车及敞篷车。2009年破产重组，一年半以后重返华尔街。在中国有两个独资工厂和十一个合资工厂，在中国的销售量已五年居世界首位。——译者

(9)　花旗银行（Citibank, N. A.，中文名“花旗”源于上海市民对该行的习惯性称呼）是花旗集团旗下的一家零售银行，其主要前身是1812年6月16日成立的“纽约城市银行”（City Bank of New York），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和并购，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也是一间在全球近一百五十个国家及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大银行，总部位于纽约市。花旗银行在中国十三个城市有支行，有超过四十家分行。——译者

(10)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成立于1869年，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人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在香港设有分部，在上海和北京有办事处，并分别在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四十一个办事处。高盛集团同时拥有丰富的地区市场知识和国际运作能力。——译者

(11)　Press release from the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Charles E. Schumer, February 19, 2006, http://schumer.senate.gov/new_website/record.cfm?id=259425.

(12)　官方黄金持有量的所有统计数字取自World Gold Council, Investment Statistics, Changes in World Official Gold Reserves, www.gold.org。

(13)　"U.S. and China Agree to Negotiate Investment Treaty," Associated Press, June 19, 2008.

(14)　掉期（Swaps）是指在外汇市场上买进即期外汇的同时又卖出同种货币的远期外汇，或者卖出即期外汇的同时又买进同种货币的远期外汇，也就是说在同一笔交易中将一笔即期和一笔远期业务合在一起做，或者说在一笔业务中把借贷业务合在一起做。在掉期交易中，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之差称为掉期率。其目的是减少汇率波动引起的风险。——译者

(15)　房利美（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Fannie Mae），即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成立于1938年，是最大的“美国政府赞助企业”，从事金融业务，用以扩大资金在次级房屋消费市场上流通的专门机构。2008年9月发生次贷危机以来由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接管，并从纽约证交所退市。——译者

(16)　债务抵押债券（CDO），一种金融衍生品，银行把它的贷款或投资的债券重新包装后变成的证券。——译者

(17)　关于银行交叉持有欧洲主权债务的讨论取材于“Europe's Web of Debt,” New York Times, May 1, 2010, 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0/05/02/weekinreview/02marsh.html。

(18)　房地美（Freddie Mac, NYSE: FRE，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政府赞助企业，商业规模仅次于房利美。1970年由国会批准成立，旨在开拓美国第二抵押市场，增加家庭贷款所有权和房屋贷款租金收入。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房利美于2008年7月身陷700亿美元亏损困境。之后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迅速联手出击，对美股的稳定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译者

(19)　关于巴西债务危机及其发展的讨论取自Riordan Roett, The New Brazil,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