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以城墙或市形成为标志，政治与经济利益皆被包裹

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是以城墙为标志，还是以市的形成为标志，众说不一。秦的咸阳城和西汉长安城确是由多组宫殿苑林组合而成的一座宫殿城池，市区和工商业者居住的地点往往是在城墙周围或被包括在借助自然地势的外郭城内。隋唐两朝，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中国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雄伟的长安城内外三重城墙，周回近八十里，相当于今天西安城的九倍还多。宫殿、官署都被围在宫城和皇城的高墙之中，坊区排列纵横有序，被南北十四条大街和东西十一条大街分割成棋盘状，市区则被固定在东西两区，有墙隔断，与坊区分开，按规定，坊区是居住区，市区为商业区，一切商业活动都按规定在市区进行。

城墙是权力的象征和维护权力的工具，唐末，朱温胁迫唐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首先是拆撤宫室官署，使残喘的雄都成为丘墟，从此往日辉煌不复再现。高骈盘踞成都已经坐稳，于是大举兴修外城，每日征发十万民工，用时三个月，计九百六十万工，计钱一百五十万贯，“趣十县之人丁，抽八州之将校”，将周匝不过八里的旧城扩建为“周回四十三里”的新城，把百万人众妥善安置在城里，于是官民两安，势力坐大也就有了切实的保证。

后周定都开封，原有旧城的外城周回才二十五里，无法容纳需要安置在城墙里的百司官廨、军队营房、官民住宅，再加上“工商外至，络绎无穷”，于是大举扩建新城。周世宗（公元954—959年在位）显德二年（公元954年）“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周回四十三里”，“开广都邑，展引街坊，种植树木”，都城才具规模。于是形成三重城，核心是宫城，皇帝居住和理政之所，第二重是内城（即原旧城），安置官署，第三重是外城，主要是居民区和商业区。内城中，官署民居商业店铺混杂。

由唐入宋社会变革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城市坊市制度的突破，北宋以后，坊市合一，形成街市，坊名还在，坊墙已不存，因此，进入坊区无须通过门，只有一个标志性建筑——牌坊，使人们知道你所在的是何坊。市墙自然也不存在了，整个一条街都是市场，摊贩肆无忌惮甚至一度挤占了官员待班上朝的御路。于是才有《东京梦华录》的生花妙笔，才有《梦粱录》的湖光山色等专门描写城市的笔记类著述，才有荟萃都城风貌的历史画卷《清明上河图》，使我们能够领略到都市的熙熙攘攘。

据《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记载，宋太祖（公元960—976年在位）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雍熙三年，“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企图用城墙将官署民居分开，“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1]，于是北宋都城开封，就没有能承袭隋唐长安和洛阳城用城墙将官署与民居分开的格局，很多官署就在内城和外城与民宅、商业店铺、手工作坊分散杂处。南宋临安城，除了大内仍牢牢地包裹在宫墙里，门禁森严，而宫墙外已是另一片天地。中央大道御街两侧成为最繁华的商业街。

北宋以后，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型城市外城规模再也没有超过唐长安城，而南方新兴的工商城市和雨后春笋般的市镇、草市成为城市发展的亮点，它们有的原就是一级行政治所在，于是有城有墙，有的因市而兴，行政级别升格，于是也开始建造城墙，或整修扩建原有城墙。有的只是集市，始终只是劳动产品和商品的交换场所或集散地，当然是既无城也无墙了。但既无城也无墙的集市，不管规模多大，交易多繁盛，只要没有升为县一级行政单位，就无需城也无需墙，或许是因无资格，或许是没有必要。

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五月，彭州新置唐昌县（今四川彭县西南）建德草市“因其乡名，万家欢笑，共事修营，不旬日而告就。今则百货咸集，蠢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榆杨相接，桑麻渐繁。……又每及上春，以蚕为名，因定日而有知所往，公亦约之以期而候之。其日，商旅辇货至者数万，珍纤之玩悉有”。但所谓建，可能只是简单的区划、界限，必要的摊位门铺，尽管“百货咸集”，尽管一日间“商旅辇货至者数万”，百姓襄助，不到十天草市就营造完工，并无城与墙修建的痕迹，因此，也始终在城市建制系列中属于不入流者。

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北），因是茶叶经销的集散地，南唐时，自县升格为都制置，于是马上建新城，“城周环十里”，虽然城墙规模并不大，但因辖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郡，城墙成为权力的象征和保护层。

要摧毁一个政权时，摧毁其都城或中心城市就成了首要大事，于是有项羽焚烧秦咸阳宫大火三月不熄的记录，有董卓迫汉献帝西迁长安而毁洛阳的惨烈，有朱全忠挟唐昭宗迁洛而毁撤长安宫室府廨官宅民居的劣行。百年古都在这类劫难中，或废为丘墟，或仅余断壁残垣，以这些城墙为标志的政权，似乎也随之失去了生命力。改朝换代或政权重建时，兴建都城亦是首要之举，高大的城墙又一次把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包裹进去。

于是我们看到唐后期蓬勃兴盛的南方城市，又在大事兴修城墙与府衙中发展着，虽然它们的兴盛大多不是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的结果。

只有从北宋苏轼的议论中曾透露出一丝新信息。当时有人建议，宿州（今安徽宿州一带）因多年发展，人口增加，罗城已嫌狭小，居民多在城外，应修筑外城，苏轼认为，类似宿州城这种情况太多了，“岂可一一展筑外城”^[2]。结果不得而知，但看来，至少苏东坡已认识到，不展筑外城，并不会影响宿州城市职能的发挥，而且如宿州城者尚不在少数，没有展筑外城的也不在少数。不过都是江南二三流城市，不直接当敌锋镝，政治和军事地位无碍全局，是否把与城市有关的人口都包裹进城墙也就不重要了。因此，有些城市城墙周匝始终在一里左右，而城墙外面不论是集市还是人口都不受约束地扩展着。

南宋定都临安后，大约花了二十年时间，致力于宫殿郊庙建设，形成方圆九里的宫城（又称大内），又进一步扩建外城。但如果说北宋东京的政治和生活中心还是按宫城—里城—外城—郊外的顺序依次扩展的话，南宋临安则形成多中心，外城城门外形成若干大型生活用品批发市场（主要有粮食、蔬菜、水产品、肉产品等），西湖沿岸则形成又一个中心区，楼台沿湖林立，园林斗艳争奇，寺观众多，正所谓“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俨然是一个集居住、娱乐、文化、商业于一体的繁华区。由于各种原因，西湖区并没有被括进临安城圈。据说五代十国时期，曾有人建议吴越王钱镠（公元907—932年在位）填西湖，以建府治，钱缪认为：百姓借湖水溉田，无水即无民。他不仅不填湖，还大举疏浚，于是，西湖仍然是西湖，虽在城墙之外，却成为杭州不可分割的部分。享受灯火楼台、夜夜笙歌的达官贵人，也绝不认为自己住在城外就成了乡下人。(www.xing528.com)

城墙的作用不仅有御敌的功能，还使中国的老百姓被分为了城里人与城外人，于是又有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分。不知苏轼在乞罢修宿州外城时，是否考虑到这一纸状子，有可能断送了多少人正式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抑或如宿州这样的二三流城市，城里、城外的区别不如京都等大城市明显。抑或是，城周围的居民已经具有了城里人的身份，筑外城与否关系并不大。但苏轼透露的新信息，似乎并没有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此后的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地建造着宫城、皇城和外城，把统治权力包裹在高大的城墙内，还环绕着深而宽的护城河。

元、明、清统治者给后人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国人引以为豪的雄伟壮观、规划有序的北京城（尽管远逊于隋唐长安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城市城墙为主体标志的权力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老百姓仍然生活在城里和城外。城墙的作用在以火器为主的攻击性武器面前，防御功能已大打折扣。

城墙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似乎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有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城墙大拆撤。今天的北京城由于城墙、城门等主要古城建筑的荡然，据说已无资格整体城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儿时曾怀着恐惧与仰慕心情注视过的高大城墙和带有宽阔高大门洞的城门已然不存，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取决于一本户口簿。劫余的断壁残垣正以古城遗址公园的形式精雕细刻地被小心规划着。

唐后期五代至北宋，大都市外来人口的膨胀，城市开始由内城和外城的二重制向内城、外城和罗城或新城的三重制扩展，扬州的新城（罗城）、汴梁罗城的修建，就是典型的例子。原有的城关自然经济区被括进了罗城，城市的商业区仍继续外延，形成新的城关经济区。不少州城都有外城、罗城。如梓州，唐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2年）六月，因“玄武江涨，高二丈”^[3]，水溢入罗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夏，黄河决口，“浸郑、滑外城”。^[4]

五代后唐明宗（公元926—933年在位）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七月敕：“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及关城草市内，应逐年买官曲酒户，便许自造曲，酝酒货卖”^[5]，说明关城内草市已成规模，管理也有严格规定。与“城郭”或“城内”“州镇”等经常连用的“草市”，位置往往在城关一带，既是城内市场的补充，又是城内市场的延伸和扩大，使城市的容纳量和涵义都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唐宋时期大都市化进程的展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的。两宋都城城厢的有机结合，正是隋唐以来城关经济区发展的继续。

【注释】

[1]〔元〕脱脱：《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2097页。

[2]〔宋〕苏轼撰，张春林编《苏轼全集》卷三五《乞罢宿州修城状》，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864页。

[3]《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第934页。

[4]《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第934页。

[5]《五代会要》卷二六《曲》，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