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流动人口集中的行业

唐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推行，大量人口溢出户籍，流寓异乡。这些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可以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的城市中，主要是以京城长安和洛阳为主的大城市。虽然史书上对与建筑业有关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蛛丝马迹。如《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大商人窦乂，从事了多种经营，所雇佣的人有长安坊市内的少年、“日佣人”（按日计算工钱的临时工）、“功人”等，还在西市营建二十余间店铺，但建筑工人的来源没有记载。显然，应该有专门的建筑行业的工匠和民夫营造“窦家店”。再如，唐睿宗为其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修建道观时，为招徕技术好的工匠和加快工期，不惜出高价雇募，于是长安附近的农民竞相舍弃农活，前来应募。修建的金仙观和玉真观，“南街东当皇城之安福门，西出京城之开远门”，位于繁华地段，两观修建得高大华丽，远来的访问者，一进城就可遥望到，宛如天上仙宫，可见用工量大，用料极尽奢华，而且应募而来的主要是长安以外的农民。《太平广记》中描述了一个从外地投奔长安的车工奚乐山，以其精妙的技术征服了车行的老板，并得到高额的报酬。那些原在京城服役或官府和雇之闲暇时期，继续留下寻求工作机会的工匠也是可能的，京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所得回报也比从事农业生产更高。

除了建筑业，外来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和娱乐业。

李白的“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1]诗句中的胡姬，当然是指西域来的胡人女子。再如陈季卿，本是进京赶考，多年未考中，无颜回乡，于是流落长安考卖书判（即类似为考试而准备的范文）为生。唐后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随着商业的繁荣，长安城的餐饮业、旅店业、屠宰业、租赁业、小商品销售业、雇佣服务业、运输业、丧葬业、剔粪业、修理业、拾荒业日益繁盛，这些行业起点低，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大，容易生存，大量外来人口充溢着这些行业。还有很多流动的艺人和民间表演团体活跃在京城的开阔场地。《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唐宪宗时，皇城东墙景风门外宽阔的街道上，一支流动的民间演出团体，演出杂耍和类似魔术，吸引了将近万人的围观。(www.xing528.com)

这些流动和外来人口，承担了都城建设的重要任务，活跃了长安的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居民对商业和服务业的需求，解决了随着城市发展、居民日益增长和拓展的日常需要问题。也有利于满足城市居民的出行、饮食、人力、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城市日常生活需求的行业不仅从业人员增加，还逐渐向规模经营、专业化方向发展。据《唐国史补》记载，长安城东西两市的餐饮业，三五百人的礼席，“立待可办”；宋代都城已经有专门的经纪人行业，掏粪、消防都有专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租赋的主要承担者——农民，主动或被动流入如都城长安、洛阳，南方的扬州、成都、广州等大城市，唐长安的“浮寄流寓不可胜计”^[2]，后周的都城开封的“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的现象^[3]。北宋的开封，被描绘为“十二市之环城”，城周“百里之内并无闲地”，从事相同的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往往聚居在同一区域，有些街道也明显带有行业的特色，如马行街、牛行街、鸡儿巷等。说明外来人口不断从流动人口转为常住人口，形成环绕城区并不断扩展的商业和生活区。而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如前文所述，外籍居民已经超过土著。人口向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唐朝的中后期更为明显，而且从五代延续到宋。如果说唐朝前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地流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生活的需要，官府对农民和工匠居住地和户口限制的松弛，长安的外来人口的涌入更多的是主动的行为。唐安史之乱后，户籍流散的严重，导致官府掌控的户籍仅为玄宗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其中还有五分之二属于“浮寄人口”，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税收，以致唐德宗朝宰相杜佑对此忧心忡忡，感叹“出租赋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可仍旧”^[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