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流动人口本地化与禁军

常住人口和大量涌入京城的外来和流动人群，不仅改变了京城的居民结构，也改变了禁军的结构，并促成北宋对城市主户客户的划分有了实质性的改变^[5]。史家和学者往往将关注点聚焦在进入禁军的城市居民素质不高，或是富户以贿赂，或是恶少类的市井之徒，但应该考虑到：中央禁军的兵源在安史之乱后受到很大局限，各地藩镇各自为政，中央不再能大范围地招兵，而京城聚集了大量人口，其中包括很多无固定职业者或无业游民，他们希望进入军队获得优厚的待遇，中央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需要就近募兵。尤其是事发突然的临时用兵之际，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在洛阳保卫战、吐蕃进犯京城、黄巢进京等关键时刻，这些应募入伍并参加战斗的市井之徒，表现了保卫家园的勇气和决心。在利益受损时，如德宗时的加征间架税、僦质等，他们敢于遮拦宰相，用具体行动表达自己的抗议，并在叛兵列阵丹凤门下向皇帝示威时，他们袖手聚观，静待事变。面临强藩李茂贞的强势进逼，昭宗执意迎敌时，他们敢于投瓦石击打宰相以表示反对，其实是直接挑战皇帝的权威。是共同利益引起的自发行为，还是有利益集团做背后推手，没有进一步材料，无法推定，只能就事论事。

正如时人抨击“宫市”时，户部侍郎苏卞所言：“京师游手数千万家，无生业者仰宫市以活。”^[6]从军正是这些游手的不错选择。由此也可以理解，高仙芝于京师募兵十一万，“旬日而集”，只能是“市井子弟”的缘由^[7]。

但大量未经训练、未经拣选的禁军军士，主要是聚集在城市及周边的各类人，其中有大量无业、无产者，也有世代为兵的家族，从事小本经营的市民；有注籍的编户，也有外来的“客户”^[8]，还有大量的商人、富室、豪家子弟，很多人并不在军营中服役。进入禁军的人员，不论是收编的藩镇兵，或清理滞留的“胡客”，抑或是外来人口，长期的城居生活，不承担出征任务的现状，世袭的蔓延，市民化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局面，从唐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北宋。^[9]“浮浪”“无赖”“落魄”“亡命”“强悍”^[10]，是对这些应募组成的禁军兵员的描述。宋神宗时，司马光听说有人建议将驻京禁军年四十五以上者，连同妻子一同析置淮南，专门上札子表示反对，理由是：“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一旦“削廪”远行，恐造成惶惑与愁怨，万一引发兵变，后果不堪设想，建议采取更稳妥的措施^[11]。城市居民成为中央禁军的主要兵源，这种趋势其实是中央禁军逐渐市民化和世袭化历史过程的反映，且具有延续性。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对饱受诟病的“市井子弟”会有新的认识。^[12]

【注释】

[1]〔唐〕沈亚之《盩厔县丞厅壁记》载：“今又徙瓯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称护甸。而三蜀移民游手其间，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趋农桑业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囿，皆募其佣艺之，由是富民豪农颇输名买横，缓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诈相樱，虽贤宰处之，而丞与曹或不类，亦不能尽枉直之情也。”（〔唐〕沈亚之撰，肖占鹏校注《沈下贤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4—96页）这段史料不仅对我们了解唐后期的禁军兵源有帮助，同时对我们分析唐长安及京畿地区的人口结构的也很有意义。

[2]《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七月”，第7493页。

[3]《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锷传》，第5169页。

[4]《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七月”，第7493页。

[5]参见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有一条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十八日的敕令：“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余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及每处纳税。”（第1817—1818页）京城云集着大量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在住地纳税，成为改革财税的大趋势，也从侧面反映了官府对这些人户籍控制政策的调整。姜伯勤先生在《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中，根据唐判文分析了唐市籍制的衰落，认为京城神策军和地方藩镇对市人的影占，促进了市籍制的崩溃。（《从判文看唐代市籍制的终结》，《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www.xing528.com)

[6]《新唐书》卷五二《食货二》，第1358—1359页。

[7]活跃于京城的侠少、恶少的社会成分从隋到唐末有变化，唐后期他们与禁军有密切的关系，也成为人们抨击宦官专权和神策军为核心的禁军将士为恶京城的代表性群体，将在第八章中展开论述。

[8]《旧唐书》卷二〇上《昭宗本纪》：“初，茂贞凌弱王室，朝廷姑息，加尚书令。及是全忠方守太尉，茂贞惧，乞罢尚书令故也。崔胤奏六军十二卫名额空存，实无兵士，京师侍卫，亦藉亲军。请每军量召募一千一百人，共置六千六百人。从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招收于市。”（第777页）《新唐书》卷一六三《杨於陵传》：“（德宗末）入为京兆尹。先是编民多窜北军籍中，倚以横闾里。於陵请限丁制，减三丁者不得着籍。奸人无所影赖，京师豪右大震。”（第5032页）

[9]参见张同胜《宋代募兵制与瓦舍勾栏的兴盛》（《菏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论募兵曰：“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之比”，中华书局，1985年，第5299页。〔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养兵”条载：“韩魏公曰：‘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议者但谓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篇，调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后世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孙雪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还可参看张同胜《宋代募兵制与瓦舍勾栏的兴盛》一文论述北宋都城禁军的兵源、军俸、军卒消费水准等与瓦舍勾栏兴盛的关系。

[11]〔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第4573—1342页。

[12]对“市井之徒”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商贩之类，有可能是浮寄在坊市中从事各类职业的人。真正有稳定职业、做小本生意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铤而走险，入伍参军。市井之徒都是城市居民，这没有问题，但城市居民的的范围也不应仅仅局限在有正式户口的著籍居民范围，城市人口结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发生变化，外来的“客户”、流动人口占的比重日益加大。从唐中叶到唐末，禁军的兵源虽然是多渠道，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但从五代到北宋前期，禁军的兵源构成及其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日〕中川學：《唐代の“流庸”》（《束洋史研究》26：2，1967年）论述了与客户形成极有关的流移农民作为各类雇佣劳动力存在的都市生活形态和身份，在文章中他举了窦乂（《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的例子，指出窦乂从事加工业时，雇佣的短工即属于“流庸”一类的人，而京城频繁和大规模的公私营造更是需要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他的系列论文还探讨了客户的合法化问题。〔日〕岛居一康：《両税法下における客戸の主戸化と戸名について》，《鹿大史学》20号，1972年，第1—11页、〔日〕坂野良吉：《唐宋「变革」の客戸制度—中国「地主」制度研究序説—》（《名古屋大学束洋史研究報告》3号，1975年，第25—54页）讨论了客户的主户化。唐长孺：《唐代的客户》，《历史论丛》第一辑，1964年）。关于客户研究，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经济卷”第二章“客户研究”。这些论著有助于我们了解即便在市区立格召募，这些大量存在的“流庸”“浮寄”都有可能为生计而应募。《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五月癸未”载：“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第6831页）也可以想见，当边军的需求萎缩而禁军的需求膨胀时，大量存在的客户成为召募的对象是必然的。一些客户，已经在城区自谋生业，如《太平广记》卷一六五的“王叟”，“天宝中相州王叟者，家邺城，富有财，……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叟尝巡行客坊，忽见一客方食，盘飡丰盛。叟问其业，客云唯卖杂粉香药而已。”（第1210页）〔日〕妹尾逵彦：《唐畏安人口論》一文归纳了多位研究者对唐长安人口的推估，包括对脱漏人口的推估。其中，龚胜生在《唐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一文中推定长安人口总数为80万，脱漏人口为10—20万，是众多研究者中推估脱漏人口最多的。近年，张天虹在《再论长安人口的数量问题——兼评近十五年来有关长安人口研究》（《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第11—14页）一文对长安人口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可参看。冻国栋《略述唐代人口的城乡结构与职业结构》（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2002年）一文对以长安为首的大城市中大量的工商户、外来人口、浮寄人口都有涉及。总体上，对唐长安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对我们如何认识长安城市居民的构成具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我们对唐后期禁军成分问题研究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