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军队的地方化是个普遍现象，驻守京城的中央禁军也有同样倾向，但又有其特殊性。禁军的市民化和世袭化，从唐后期开始逐渐凸显。进入禁军的主要由几部分人组成：一是陆续收编的藩镇军队，有的直接转入禁军系统如神策军，有的纳入编制后以行营的名义受中央统辖而继续驻守京畿以西诸镇，屯驻京畿的军将恃恩骄横，常驻京畿的则逐渐市民化和世袭化。二是多次因临时需要召募而来的士兵，主要来源是京城及周边地区居民，不仅仅是“佣保市井”“沽贩之徒”，还有大量的游民、游手[1]。考虑到京城内外充斥着大量外来和流动人口，推测会有相当一部分无固定居所和稳定职业的人会踊跃应募，但战事结束后，这些人的去向不明，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禁军。三是京畿常住人口，富室和商贾及其子弟，奸猾无赖，普通市民，通过各种途径寄名以神策军为代表的禁军，他们中的很多人照常生活，平时不进行军事训练，往往倚仗军士身份，为非作歹。第一类人，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收编举措受到局限，而逐渐减少；第二类人往往不具有稳定性；饱受诟病而又不具备战斗力的主要是第三类人，但他们的影响大，往往成为京城市民利益的代言人，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又有盘根错节、上挂下联的复杂关系，也成为京城无法根除的痼疾。
德宗贞元（公元785—805年）初，时任宰相的李泌对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滞留长达数十年，且仰给官费的“胡客”进行清理整顿，共计四千人，先是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被遣送回国，结果胡客“无一人愿归”。于是实行第二方案，“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2]，岁省经费“五十万缗”[3]。这些胡客早就融入坊市和居民打成一片，“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4]，自然属于广义的“市井沽贩”之徒。这些“胡客”，最早是作为使团和商队而长途跋涉来到长安的，但因种种原因，滞留达几十年，从外来人口变为常住人口。李泌的这次整顿，将他们一律编入神策军，他们有了正式身份和户口，应该转换为著籍人口了。(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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