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与帝京的商业服务业

宋人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帝京风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东京的商业和服务业极为发达，三重城内店铺林立，街市、桥市熙熙攘攘，早市、夜市昼夜喧闹。京城官妓私妓并存，官妓已经商业化，私营娼妓的经营方式和对象也有了很大变化：一是随着坊市的突破，妓馆已不局限于个别坊区；二是由于都城人口结构的变化，服务对象已不限于官贵士人，而是扩大到各阶层民众，经商务工的外来流动人口成为妓馆顾客的大宗，不同区域的妓馆服务对象虽然仍有一定区别，但士庶混居，商用民居不分，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流动人口的增加等，使得区别已经不明显；三是由于顾客数量的增加，妓馆林立于城内外各繁华街市、繁华风景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商品交易场所；四是酒楼茶坊餐饮业与娼妓业合流以及官妓的商业化，使得不同类别的消费市场呈现空前的繁荣。

分布区域的变化。唐长安妓女主要集中居住在平康坊，或零散居住在平康坊周围各坊。北宋东京的情况已有很大变化。

北宋东京城为三重城，即宫城、里城和外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的突破，娼妓业也根据经营需要布点设馆，与其他商业性经营活动一起，街市化、市场化。仅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城内妓馆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以下街巷和场所：南北斜街，即里城旧曹门外大街；牛行街两边，即旧曹门至外城新城（新曹门）大街；马行街两边，即通往外城旧封丘门的御街北段；里城正门朱雀门内西大街；朱雀门外东西大街；相国寺东南的录事巷。此外蔡河两岸也分布着众多妓馆。除了固定的妓馆，城内大大小小的酒楼是妓女们经常出入的营业场所。由于城郊也是繁华胜地，妓馆也就把营业范围扩大到了城郊。城西新郑门大路，直过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馆。城东郊和城南郊也有园林馆所，《东京梦华录》虽然不载，恐怕也不会例外。

服务对象的变化。唐长安诸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王公贵族、士人举子、纨绔子弟、地方官吏，后期也有比较富裕的商人，但南来北往的商客始终不是妓女的主要顾客，这从晚唐笔记小说中也能反映出来。北宋东京的变化是服务对象的扩大。虽然官贵士人、进京举子仍是主要顾客，外来商贾、手工业工匠和其他外来人口也成为顾客的大宗。从上述分布区域的扩大就可以看出服务对象成分和比重的变化。

里城正门朱雀门内大街宣德楼前为“省府宫宇”，如秘书省、尚书省等，“向西去皆妓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大概因与省府宫宇连接，是里城内主要的商业区，官署和官吏有公私宴聚、招待应酬之需，外地来京办事的官吏、进京的举子、赴选的选人等也多在周围居住和活动^[35]。

朱雀门外大街，向东到保康门（里城南墙东门）是妓馆比较集中的街巷，这条街上有状元楼，有住家，“余皆妓馆”，看来应与考生多聚集于此有关^[36]。

朱雀门外大街向西通新门（里城南墙西门）瓦子，以南有杀猪巷，原有大规模的肉市，后成为妓馆会集地^[37]，应与临近教坊有关。

相国寺和景灵宫周围，有录事巷妓馆，小甜水巷妓馆，脂皮画曲妓馆^[38]等，这带街巷与尚书省等府署和相国寺临近，是外地官、进京举子、外来商贾、艺人等聚集之地^[39]。

蔡河妓家。洪迈《夷坚丁志》卷十一“蔡河秀才”条，有江东秀才在京夜游失踪，“众谓江东士人多好游蔡河岸妓家”，后查明果然是有妓女贪财害命，“投尸于河”^[40]。据《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条，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缭绕，自东南陈州门出门”，城内沿河有太学（后为国子监）、民居、店铺、商家^[41]。因此，蔡河妓家必然成为江东士人经常光顾的场所。

旧曹门外的朱家桥，“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出旧曹门以东是牛行街，有看牛楼酒店，因是大牲畜交易场所而得名，“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马行街是里城内从土市子通往安远门的大街，“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鹩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向西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马行街中还有庄楼，“楼下乃卖马市也”^[42]。“北去扬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43]，当然妓馆的顾客中会有不少外来的手工工匠和尚未成家的单身工匠。设在这些街市坊巷的妓馆，服务对象主要应是外来商贾和手工工匠，因此档次不会太高。

城西郊有金明池和琼林苑风景游览区，春游时，“游人还往，荷盖相望”^[44]，勾肆罗列、店舍林立，成为商业娱乐业的盛地，河东陕西等五路官署亦建有别馆。南郊和东郊园、池、亭、榭、观、庙众多，《清明上河图》主要描绘的是东南城区内外的盛景^[45]。城北虽不似东西郊但也有园。百里无闲地，城郊繁华之地，特别是西郊和东郊，人员繁杂，九流汇聚，没有城内的管束和拘谨，又当官道，外来务工、谋生、经商贾贩，城内外官宦、进京举子、待选官吏等都会由此经过，有的在此驻足，有的在此谋生，有的在此流连，客流量自然很大，必然成为经营妓馆的好场所。

上述这些场所主要服务对象虽然有一定区别，但由于东京城内官民混杂，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北宋东京酒楼业和娼妓业已趋合流，“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46]。

政府对任职京师的官吏有严格的规定，不仅不得涉足妓馆，酒楼也是禁地。所以妓馆酒楼的顾客外来人口占有很大比例，有的街坊也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存在，才成为繁华商业区。

唐朝每年进京举子少至以千数，多至上万，而宋朝又有发展。据《燕翼诒谋录》卷二记载：“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47]照此计算，承平之时，仅参加科举的士子就达到数万，仆从等还未计在内。又如“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48]，保康门内外妓馆众多，因此，居住在这一带的南方官吏、外来商贾、普通军人，都是妓馆招徕的顾客。也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这一带的娼妓业才能发达。正如《东京梦华录》谈到东京“民俗”时说“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乐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与唐长安城相比，北宋东京城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从事工商业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二是流动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变化使宋代东京呈现出与唐代不同的面貌。娼妓业的变化只是全豹之一斑。如果我们继续追索，会发现南宋临安又有新的发展。

【注释】

[1]〔唐〕孙棨：《北里志》，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2]〔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

[3]有关史书参见《长安志·长安志图》；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今人论著可见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等等。

[4]参见前注和〔日〕妹尾逵彦《唐代畏安の盛り埸（上）》，《史流》第27号，1986年。

[5]《长安志·长安志图》，《长安志》卷八“崇仁坊”条，第275页。

[6]参见高世瑜《唐代妇女》第二章第六节《妓优》，三秦出版社，1988年；〔唐〕崔令钦《教坊记》（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描写了宫内外隶籍左右教坊的妓女。

[7]《太平广记》卷四八九《冥音录》，第4021页。

[8]〔五代〕王仕裕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风流薮泽”，中华书局，2006年，第25页。

[9]《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杨娼传》，第4032页。

[10]《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第109页。

[11]《北里志·后序》，第13页。

[12]〔唐〕白居易：《悲哉行》，《全唐诗》卷二四，第313页。

[13]《北里志》“天水仙哥”条，第2页。

[14]《北里志》“颜令宾”条，第4页。

[15]《北里志》“王苏苏”条，第9页。

[16]《北里志·后序》，第13页。(www.xing528.com)

[17]《北里志》“王团儿”条，第7页。

[18]《北里志》“裴思谦状元”条，第12页。

[19]《北里志》“郑举举”条，第3—4页。

[20]《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第1页。

[21]《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第1页。

[22]〔唐〕白居易：《长安道》，《全唐诗》卷一八，第196页。

[23]《北里志》“楚儿”条，第2页。

[24]唐朝官吏任期有年限，任期满后，六品以下官吏必须进京参加吏部主持的铨选，依据任官考课政绩、资历、铨试成绩、待选年限等综合评定再拟官职。

[25]〔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白乐天”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页。

[26]〔清〕赵瓯北：《题白香山集后诗》，转引自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二章第六节《妓优》，第61页。

[27]《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夜来宅”注引段成式《酉阳杂俎》，第155页。

[28]《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杨娼传》，第4032—4033页。

[29]《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第3985页。

[30]《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三“邢凤宅”注引沈亚之《异梦录》，第88页。

[31]孙：《北里志序》，《全唐文》卷二八七，第2715页。

[32]《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李娃传》，第3985—3991页。

[33]《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第109页。

[34]《太平广记》卷四九一《杨娼传》，第4032—4033页。

[35]《东京梦华录注》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第52—57页。

[36]《东京梦华录注》卷二《朱雀门外街巷》，第58—64页。

[37]《东京梦华录注》卷二《朱雀门外街巷》，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二《唐宋之际都城制度的重大变化》，第276页注9。

[38]《东京梦华录注》卷三《寺东门街巷》：“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或是南方人聚居在此开店，也可能是此地是外人口中南方人居多，因此南食店和妓馆多。

[39]《东京梦华录注》卷三《相国寺内百姓交易》：“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百姓交易。”〔宋〕王得臣《麈史》对相国寺庙市有如下描述：“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东京相国寺》：“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40]〔宋〕洪迈：《夷坚丁志》卷十一“蔡河秀才”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630页。

[41]《东京梦华录注》卷一“河道”条，第27页。

[42]以上见《东京梦华录注》卷二《潘楼东街巷》，第70页。

[43]《东京梦华录注》卷二《酒楼》，第71页。

[44]《东京梦华录注》卷七《三月一日开金鱼池琼林苑》，第181页。

[45]关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内容有不同意见，参见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46]《东京梦华录注》卷二《酒楼》，第71页。

[47]〔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淳化贡举人数》，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

[48]《东京梦华录注》卷三《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