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在职官吏、城内常住居民一般是不涉足平康坊的。出入平康坊的主要是外来流动人口，包括进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停替待选赴京参加吏部铨选的选人[24]、地方驻京官吏、地方进京官吏、外来客商等。各地方镇进奏院有二十多处设在平康坊，其余数十座也分布在平康坊附近各坊，以崇仁坊为最多。平康坊诸妓接待的主要是这批人。如果以为官僚贵族都可以公开宿娼，频繁出入平康坊诸妓住所，那显然是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
崇仁坊冠绝诸坊不是偶然的。出入平康坊诸妓住所有所限制，与平康坊紧邻的崇仁坊更靠近景风门，各地进奏院最多，又是进京举子寓居的首选之地，因此，平康坊多才多艺的妓女与辎重丰厚的风流举子、衣轻策肥的纨绔子弟、财大气粗的驻京邸将，造就了京城“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的崇仁坊。
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终日携妓冶游，而未曾获谴。对此，宋人颇不以为然，“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亦”[25]。清朝人赵瓯北也认为唐人对官吏管束过于宽弛，因此作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26]。但我们通过对《北里志》的分析，可以知道，唐代对地方官猥妓的约束是比较松弛的，包括洛阳在内，娼妓疏离官府控制，向自由职业者发展的趋势更明显。京城官贵有宴聚可召妓，但未发现有公开宿娼的记载。(www.xing528.com)
唐后期，不少妓女或因嫁人而赎身，或自行开业经营，收入不菲。《北里志》中记述的平康坊假母，都已经有私营性质。其一，“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其二，“王团儿，前曲自西第一家也。己为假母，有女数人。……次曰福娘，字宜之……幸未系教坊籍”。私营妓女并不限于平康坊，据《两京城坊考》，靖恭坊有姬，字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27]。前述的杨娼是长安中有籍的娼妓，“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显然因私营而收入丰厚，“大售于时也”，她的行动也是有很大自由的。[28]霍王庶出之女霍小玉沦落风尘，私宅在胜业坊；李娃（“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29]）安邑坊有宅；有地方帅子邢凤寓居平康坊内，用钱百万质得豪宅，梦一美人“自西楹来”，显然因是身处温柔之乡不由得感而入梦[30]。
唐后期长安城突破坊市界限，包括平康坊和崇仁数坊在内的繁华区是敏感区。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频繁流动，促进了娼妓业的私营化，娼妓业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包括饮食、娱乐、文化、服务等消费市场的繁荣。由于妓女服务的对象或是有权有势的王公贵人，或是辎重丰厚、仆马豪华的举子，或是服轻御肥、声色犬马、堆金博饮的贵游子弟，也有“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的京都侠少和浪荡子，他们往往出手非同一般，以此炫耀。娼妓业是一种畸形行业，它所带动的消费市场繁荣也是一种畸形繁荣。如《北里志》所云，进京举子“率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由是仆马豪华，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鼓扇轻浮，仍岁滋甚”[31]，成为平康坊的主要客人。由于娼妓行业的私营化程度加深，妓女身价也随着市场行情而涨落。名妓如李娃，居平康坊，乃私营娼业聚集及最兴盛之所，平时接待“多贵戚豪族”，收入极为可观，“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32]，并且有余房出租。荥阳公独子迷恋李娃，一年就把父亲为他准备的在京参加科考的费用全部耗光。前述破落子弟杜子春，在长安西市东门得一老者资助，于是“乘肥衣轻，会酒徒，徵丝管，歌舞于倡楼”，一二年间，就把三百万钱挥霍的“稍稍而尽”，后又得资助一千万钱，不一二年间，“贫过旧日”[33]。迷恋李娃的荥阳子，善于挥霍的杜子春，都属于流动的外来人口。再如长安“里中殊色”杨娼，“王公钜人享客，竞邀至席上，虽不饮者，必为之引满尽欢。长安诸儿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产而不悔”[34]。虽然来访者为“长安诸儿”，显然还没有正式的官职，很可能是浪荡于长安的贵族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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