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都城妓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与城市社会及其变化息息相关,她们的存在是唐宋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唐到宋,生活在都城的妓女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们的身份、生活方式乃至经营方式、经营场所、经营对象的变化,反映了城市社会的流动性特点日益突出。
唐长安城坊市规划整齐,制度严密。但在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经营性的商业服务业活动逐渐突破坊市界限。据史料记载和今人研究[3],唐长安城坊区以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区属万年县,西区属长安县。平康坊位于东区第三街(自北向南)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临春明大道,与崇仁坊夹春明大道南北相望,南邻宣阳坊,都是“要闹坊曲”。尚书省官署位于皇城东,而皇城东门是景风门,门外诸坊就成为举子、选人和外省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地方各方镇驻京办事处称进奏院,据考证,崇仁坊内设有进奏院25个,平康坊内设有15个,宣阳坊内设有6个,务本坊(平康坊西邻坊)内设有2个,崇义坊(宣阳坊西邻坊,位于平康坊西南)内设有5个,胜业坊设有3个,永兴坊设有4个[4]。朱雀门南贯通城东春明门与城西金光门之间的春明大街是城内东西向大街中最重要的街,它经过东西两市的北沿,西端与漕渠连通,商贾及流寓人口可由此入城交易谋生,平康坊和崇仁坊夹道南北。考生和选人每年少则数千,多至数万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使上述两坊成为外来人口最多、流动人口出入最频繁的坊区,最引人注目的喧闹之地,并带动一条大街的喧嚣,“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5]。平康坊成为诸妓聚居坊曲也可想见。(www.xing528.com)
长安妓女可以分为几类:一部分人身份是宫妓,是专门供奉宫廷的艺人[6],按规定不能随便出宫,基本没有自由。据《太平广记》记载,崔氏女弟菃奴,善鼓筝,早卒,在阴司簿属教坊,宪宗召宫居一年,又“更直穆宗皇帝宫中,以筝导诸妃”,后又“复得侍宪宗”,须定期上番,“五日一直长秋殿,余日得肆游观,但不得出宫禁耳”[7]。第二部分人是挂籍在教坊,随时可能要应召,但居住地在宫外,有专人(都知、假母)管理,行动受到限制,如有朝士宴聚,须有诸曹署行牒,然后才能外派。私自外出也较困难,应召侍宴但不侍寝,只在坊中接待来客。虽然有人被权贵包占,但未脱籍者仍要应官差。第三部分是不属教坊、不受官府管束的私娼。从晚唐小说笔记看,当时官府对私营妓女没什么有效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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