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工程所需工匠与民夫，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服役的工匠和丁夫，二是禁军系统的卫士和官健，三是和雇或招募，四是科配当界居民。四种来源，一般是几种并存，但唐前后期又有明显的侧重和变化。下面分析一下四种来源的变化。
服役的工匠和丁夫[25]。隋和唐初的大型修建，动辄征调数万乃至数十万工匠和丁夫。据载，少府监管辖一万九千八百五十名工匠，将作监管辖一万五千名工匠，“散出诸州”[26]，单列匠籍，有需要时，征调至京师。如“其驱役不尽及别有和雇者，征资市轻货，纳于少府、将作监。其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有阙，则先补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27]所需丁夫，京畿地区是重点征役区，劳役负担畸重，朝廷也因此多次减免京畿地区民众的赋税。
据魏明孔先生的研究，自开元天宝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官府工匠已经由和雇而来，力役的征发反倒退居次要位置，而且越来越不重要，官府工匠的身份也逐渐与私人工匠的身份趋同。[28]虽然不是专指建筑工程，但也具有普遍性。[29]
通过专项和临时筹措的资金，采用和市和和雇，应该是唐后期官府工程营修解决所需工匠酬资来源的主要方式。[30]第一种征役的方式则逐渐淡化。
禁军系统的当番卫士、兵夫、官健。征用的禁军士兵，自开元后，逐渐成为营修皇城和宫城内的有关工程的主力，人数最多时征调一次达两万人。[31]
三是雇募。上文已经论及，直接征调丁夫、工匠服役从事营建及修造等工程的方式，逐渐被和雇、雇募等方式所取代，唐前期，这种趋势已经出现。如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一月，为修京城罗城，和雇雍州夫四万一千人，三十日毕。[32]玄宗天宝年间，筑兴庆宫墙起楼观，《旧唐书》记为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冬十月“和雇京城丁户一万三千人”[33]；《册府元龟》记载为十二载（公元753年）十月“役京师及三辅人一万三千人”[34]；《唐会要》则为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十月十七日“和雇华阴、冯翊、扶风三郡丁匠，及京城人夫一万三千五百人，筑兴庆宫城，并起楼，四十九日毕”[35]。又，同书又载“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十月，京兆府奏：故尚父子仪庙，因霖雨倒塌，敕减赐御膳钱三千贯，雇丁匠修筑。仍令所司，明年仲春，以太牢祭于庙。”[36]
当界居民摊派，征调劳力。第四种方式，即当界公共设施的修缮，会经常性摊派，向居民征调劳动力。按照规定，应该由官府和雇人工，朝廷希望按照既定的征调制度和原则，不增加当界民众的负担，因此有禁止广泛科敛和广有劳役的指令。这里的“广”并非指广泛的地区，因为不存在从全国或大区域征调民夫修缮当界公共设施的情况，只会征调和科敛当界民众，因此“广”是指具有普遍性。“变征役为雇召”的趋势，使得这些劳作和修缮也更多地采用雇召的方式。于是，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征收各种名目的免役钱由官府临时雇召，二是由官府出面成立专业队，进行修缮和淘沟疏渠等工作，经费仍然来源于居民缴纳的钱。在唐代，这部分经费和责任界定还处于过渡和混合期，不是很明确，因此中央和当界官府处置不一。北宋的情况就有不同了，官府采取雇役的方式，从事市政管理和维护，出现了官夫、役夫等称谓，有些应该属于官府掌控的负责城市修缮基建市政等工作的专业人员。[37]
皇家和宫府主持的营修工程，由下列概览表可见一斑：
唐长安皇家与官府工程概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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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极（公元712年正月至五月）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历时4个月。景云（公元710年七月至712年正月）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共计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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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上述统计并非全部，尤其中小型工程和临时性修补，很多都没有记载或记载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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