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选人对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

举选人这一群体虽然只占唐长安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按百万人计），但由于他们独特的政治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所造就的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交流融汇的文化氛围，与其他流动群体如工商业者、僧道、番上军将、民工、伎艺人等相比，对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等方面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朝野所瞩目。由于举选人群体的进出，使诡谲万变的政治风云、沸沸扬扬的朝野舆论、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荒诞不经的神怪异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诗文并茂的文化氛围，演绎得更加有声有色、如泣如歌。在探讨中国中古时期发生的大都市化进程时，上述诸多流动群体构成了多姿多采的风貌，留给后人无限的余韵，也拓展了后人探索的空间。

科举制和中央铨选体制的建立所造成的流入京城人口的激增，当时人已有评论，《通典·选举五》载，开元时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刘秩言：“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中书舍人贾至论及不宜恢复乡举里选，其理由是“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5]。

关于士族的迁徙趋向，毛汉光先生在《从士族籍贯迁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指出：“唐代官僚制度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6]根据毛氏的统计，旧士族的迁徙趋向，在安史之乱前，多集中于两京一线。正如白居易为崔玄亮作墓志铭中所言：“自天宝以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

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提到反对恢复汉代辟召法仍坚持吏部选集人的主要理由是：“帝王之都，必浩穰辐凑，士物繁合，然后称其大。若权散郡国，远人不至，则京邑索矣，如之何？”沈既济认为：“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鸟聚云合”，而“若仕进外绝，要攒乎京，惜时怀禄，孰肯安堵。必货鬻田产，竭家赢粮，糜费道路，交驰往复，是驱地著而为浮冗者也！”^[7]

《唐语林》记载，王沐，家居江南，以从兄王涯作相，骑驴至京师投奔^[8]。又，令狐陶以姓氏少，宗族有归投者，多慰荐之^[9]。足以见虽非举选人，赴京投亲靠友以求进身者当不在少数。

京城对士人的巨大吸引力，正在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从属的选举制的向心作用。

我们仅仅讨论了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对其他流动人口，如：游历、游宦的士人，地方进京出差官吏，各地承担运输物资进京任务的官吏和民夫，涌入并活跃在京城的工商业者、艺人、因工程需要而征调的民夫和工匠、外商、使团、留学生、游方僧道等，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远远大于不过数万人的举选人，更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注释】

[1]《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第5636页。《通典》卷一七《选举五》载，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国子监祭酒杨场言：“三千学徒，虚费官廪”，应是正常名额。(www.xing528.com)

[2]《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附牛徽传》，第4474页。

[3]《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第362页。同书卷十九《职官一》和卷四十《职官二二》都记为一万八千八百五，不知孰是。

[4]严耕望：《唐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第1069—1099页。

[5]《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孝廉举》，第1395页。

[6]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3分。后收入所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

[7]《通典》卷一八《选举六》，第445页。

[8]〔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六《补遗》，中华书局，1987年，第599—600页。

[9]《唐语林校证》卷七《补遗》，第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