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城市人口及其变化的介绍

但各城市人口的变化，又有不同。

长安城，隋唐都城所在，隋平陈后，强迫陈后主（公元582—589年在位）及王公百官迁居长安，史载“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1]。唐玄宗开元、天宝时著籍户口为36万余户，安史之乱，造成“京畿户口，减耗大半”^[2]，但由于唐王朝仍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维持了150年左右的统治，户口下降的比例低于北方其他地区。如以开元户数与（宪宗）元和户数相比，关内道下降了399‰，而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分别下降了110‰、339‰、171‰（据《元和郡县志》，河北道因不申报户口，应有缺漏）^[3]。但就实际人口来看，一般认为，天宝时长安城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已达百万之众。岑参《秋夜闻笛》诗云：“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4]。而到唐德宗、宪宗（公元805—820年在位）、穆宗（公元820—824年在位）时，有诗文仍称长安有百万人口。韩愈《出门》诗云：“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5]，贾岛《望山》诗云：“长安百万家，家家张新屏”^[6]。如果说文学作品可能有夸大之嫌，那么，韩愈上的《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中“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应是比较客观的数字。唐后期，安史之乱给中原地区经济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户口流失极为严重，元和时著籍户口有所恢复，关内道约相当于天宝时期户口的三分之一，京兆府户数相当于天宝时的三分之二，而长安仍有百万之众，可知虽然北方地区人口变化的总趋势是下降（中间也有回升，但幅度有限），从人口分布的格局上看南方超过了北方，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长安的经济地位亦明显下降，而长安仍具有的政治职能对恢复和维系百万人口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代宗（公元762—779年在位）时，李栖筠为浙西观察使，“奏部豪姓多徙贯京兆、河南，规避徭科”^[7]。遇到灾荒，不少流动人口也纷纷趋避京师，权德舆在《论旱灾表》中言及甸畿因旱灾，“流庸转徙之人，或趋近畿，或抵京西”^[8]。可见京都吸纳人口的能力还在发挥作用。

太原府，隋唐两朝经略北边的重镇，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在位）起家之所，唐五都之一，因而府辖人户的变化不同于河东道其他州府。河东道人口变化的总趋势是隋大业年间户数为852001^[9]，达到隋唐时期的最高点，贞观户数急剧下降为27199，开元、天宝户数比贞观时有显著增长，分别达到587397和630511，元和时又下降至241224，更少于贞观时期。唐太原府的人户统计数字在唐代没有发生大起大落的现象，贞观时期为97874户，天宝时为129805户，元和时为124000户，变化比较平缓。原因之一，太原的政治和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政治军事职能的需要，使城市人口维持着相当的规模。安史之乱对河东地区也有影响，但河东节度使在唐后期始终是强藩。唐末五代北方地区的军阀大战，主要是以太原为根据地和控制河汴地区的两大集团势力逐鹿中原之战。原因之二，太原府及其周边地区工商业并不发达，又不是重要的转输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相对于较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少得多，如没有受到大战乱的直接破坏，人口的变化一般不会骤起骤落。

洛阳和开封户口的变化明显是由政治和经济双重因素决定的。洛阳（河南府），开元时为127440户，汴州（开封）为82190户，约为洛阳的四分之三；天宝时，洛阳为194746户，较开元时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左右，汴州为109876户，较开元时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左右，户口总数约为洛阳的二分之一强，可以说就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言，汴州远逊于洛阳。元和时，洛阳户数降至18799户，汴州则降至8218户，两者都只相当于天宝户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汴州的降幅大于洛阳^[10]。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诏书中说到河南道人口锐减的原因和状况：“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雕残，地阔人少稀，多有盗贼”^[11]。唐末，僖宗（公元873—888年在位）光启年间，因军阀“迭相功伐”，洛阳城居民“不满百户”^[12]。北宋初年，开封府成为拥有10万户以上的大城市，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达到17万户。河南府（唐洛阳）户数虽然也有较大增长，但增长幅度和城市规模都比开封小得多，与盛唐时的规模更不可同日而语。代宗时刘晏改革漕运，实行分段运输法，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于扬州，汴河之运积于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轻货自扬子至汴州”^[13]。河阴位于洛阳与汴州之间，汴州位于河、汴交汇之处，舟船可自江淮直达河洛转输东南财赋，地理位置更为优越，政治中心在从洛阳东移到开封的过程中，河阴起到了过渡的作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使洛阳和开封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口比例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www.xing528.com)

幽州。以蓟城（或称幽州城）为中心的幽州地区（大致相当于今京、津大部分地区及河北部分地区），其人口流动的趋向及由其所引起的社会变化，既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反映，也是幽州地区历史地位变化的关键时期。幽州的地理位置有三大特征：首先，它处于中国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接、过渡、转换区，使得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民族构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经济形态和民族构成、文化取向的转换频率高；其次，以幽州为中心形成多点次中心和向四外辐射的交通线，是东北亚大区域的主要交通干线，是东北亚贸易往来的中心枢纽，幽州的社会环境和统治集团所属群体意识直接关系到这一贸易枢纽的兴衰与地位；最后，幽州地区是北方民族南下大通道的东缘，是东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也是中亚民族沿草原边缘两侧向河北、东北地区流徙、进而南下的主要聚居区，在整个东北亚局势变幻中，幽州的得失与倾向至关重要。唐宋时期，幽州地区的社会变迁和人口的空间流动，揭开了东北亚政治民族变动的新格局，引发了民族和区域文化的重组。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重心东北移及经济重心的东南移，幽州在全国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政治重心边缘次中心逐渐向政治重心中心区转移，这种转变的枢机正是自唐代开始启动，到元朝定型。而人口流动的大趋势，与西北、西南边境人口自唐玄宗天宝末年被迫不断外迁的局面相反，以幽州为中心的河北、东北地区，人口内迁的趋势不仅没有中断，而且继续发展。唐末五代，西北与中原地区之间人口双向流动呈现停滞状态时，以幽州为枢纽的河北地区仍然是东北、北方人口南下和北方各地区横向流动的大通道。^[14]

北方的某些州城，由于水陆交通的便利，又位于重要中心城市的幅射区内，人口数量仍能保持一定规模。如许、陈两州，安史之乱后，人口减损严重，后又有所恢复。唐文宗（公元826—840年在位）大和四年（公元830年）三月，两州分别发生大火，“烧万余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