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对法律解释的意义的介绍

制定法的论证在传统的关于法律解释或是法律的具体化[74]的争论中直到今天也占有中心地位；在其相对立的两个方面中，一个方面是以主观性的关键词、以历史立法者的意志为导向的解释方法为特征，另一个方面则以客观的，尤其是以制定法的目的为导向的解释方法为特征。[75]即使这两种立场早就不存在纯粹的形式了且它们现在只是造成了在论证中的细微差别[76]，但是理解它们之间的争论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使对法律论证的意义的观察更为清晰。

在法律的解释时需要考虑——在其存在以及结构上就有的争议的——立法者的“意志”，这一点属于当今方法论的普遍承认的基础。[77]不过，有争议的是，怎么去确定这一意志以及怎么去确定那些由立法程序的参与者所表达出来的个别立场和看法具有哪些约束力，尤其是在法律草案的论证以及委员会的决定推荐中，因为这二者通常最为重要。[78]

在立法材料中可以找到的各种意见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偶然性的特征，这一偶然性特征涉及众多的观点。例如，在立法草案初稿的论证中，以下这些主题会得到特别详细的讨论，即这些主题要么对争取政治上的支持特别重要，要么通过这些主题能够反驳可能遭受到的批评。而那些还没有预见到的争论点，或者那些在立法程序中最有可能逃避讨论的点，很自然不会或者只是很少地才会被作为一个讨论的主题。

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人们一方面会碰到这一原则，即历史或者起源的解释只是为了填补其他的解释方法才被使用，以此来克服既存不确定性或者来加强已经获得的解释结果。[79]虽然把起源解释划分为是一种次位和相对的种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有大量的例子来说明，通过回溯到立法时的立法材料，某一解释结果不仅仅是得到了加强或者说得到了辅助，而是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成。[80]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起源解释的至关重要，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特定的事实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权能划分的规范的解释时就经常会涉及它们产生的原因。[81](www.xing528.com)

只要议会（在宪法上）没有规定对制定法的系统性的论证，也没有规定时间上后来的论证，那么所有的程序上的资料都只具有辅助性的功能。尤其是在法律草案的论证中所表达出来的法律观点并不能发挥约束力。这会导致得出表面上令人吃惊的结论，即立法者“变得更加聪明”，能在联邦宪法法院的程序中“从帽子中用魔法变出”新的论证。在此，立法者获得了一个“宽限期”，以纠正错误和不当的观点。

立法者的目的设定以及对比例性控制的衡量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赋予了立法者相当广泛的安排和论证的裁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