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用户数据保护梳理与界定

（一）数据权属问题的局限

在华为——腾讯事件中，事件的核心问题被归结于数据的权属问题，如华为给出的解释是数据属于用户，因而用户有权进行处置。然而数据权属无法有效解决争议。数据具有非排他性，并非民法意义上的“物”。数据权属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数据作为提供服务的衍生品，数据持有者和权益人相分离，数据权益是一种新型的权益，各个利益相关方均享有特定权益，因而需要对各方权益进行细化的梳理和界定。

欧盟在《发展欧盟数据经济——数据权属问题白皮书》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探讨数据权属问题无益于解决争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数据驱动的创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大数据》同样指出，对于数据“权属”的探究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多元利益相关方均享有相应的权益，应妥善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权益。

（二）数据流通合规的三重维度

数据流通体系里面涉及多重维度的数据合规和数据治理的要求。我们将数据合规问题梳理出三个层次：第一，从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维度，涉及数据安全可控、数据留存、数据跨境与本地化、数据执法协助、数据内容管理等，多为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第二，从商业利益与商业竞争的维度，涉及知识产权及商业秘密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合同及侵权等问题；第三，从个人权益保护的维度，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数据保护等问题。由此可见，三个维度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

（三）数据的商业竞争及企业数据权益的维护(www.xing528.com)

华为－腾讯事件已经跳脱了（个人）用户层面的问题，用户在中间能够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了。它更多涉及的是双方的商业竞争问题，华为即便不与腾讯合作，也在与支付宝等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华为获取用户数据经由了用户的授权，满足了用户数据保护层面的要求。因此，问题不出在用户数据保护本身，更多是基于两家的商业竞争，这与顺丰－菜鸟事件如出一辙。

数据流通中涉及多元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包括数据被收集者（用户）、第一方收集者、第三方收集者、持有、加工者、使用者、数据中介等。具体到华为－微信事件，主要涉及用户、微信和华为三方主体。在这里微信具有双重身份：相较于华为，它是数据的提供者（当然这里构成的是被动提供），相较于用户，它又构成第一方采集者。当然，研究该问题的首要前提是从国家安全和政府监管的角度，分析是否有权获取用户微信聊天记录、是否违反宪法关于保护通信秘密的规定。然后从商业维度分析微信的权益。许多专家学者均强调了微信作为用户数据采集者基于《网络安全法》等应履行的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然而与此同时往往容易忽略另一个角度，即微信作为数据提供者享有的权益。微信对于自身产生、持有的数据是享有权益的，这种权益在目前法律框架中尚无清晰界定，然而实践中，很多案例确认了企业的数据权益，从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反不正当竞争等多种角度，对数据的采集、持有或者加工方的数据权益进行保护。

（四）个人用户数据权益的边界

从用户权益边界的角度而言，同样能证明用户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用户能够基于同意行使授权的范围有限。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例，GDPR及其前身《95／46指令》对用户的权利边界已经做了非常清晰的界定，用户能够行使授权（同意）的范围受到很多限制，一是同意“无法”行使的情形，例如依照法律的强制规定或履行法律义务是必需的，用户没有权利进行授权，有时甚至无权知情；二是同意“无需”行使的情形，例如基于履行合同义务或提供服务所必需的数据采集，则无需用户同意，只需通过隐私政策告知即可。三是用户能够行使同意的范围，据国际隐私专家协会（IAPP）去年的一项调研，企业在很少的情况下（占36％）是基于用户同意来采集数据的。在华为－微信事件中，用户可以通过同意（或取消同意）来决定是否允许华为采集或访问自己的微信聊天数据，然而无法决定华为是否与微信进行合作，这完全基于两方商业洽谈与商业竞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