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大多数通过法院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果，并随之产生社会效果。“跨域·连锁·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能否及如何为法院的司法活动转化出社会财富，即在效率提升上产生帮助，是对该平台实践功能所起到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一个评价标准。诉讼服务的“成本”投入如果可以增进社会财富，或者以提升效率转化为社会财富，则投入可视为具有相应价值。如果效率的产生将提升当事人对法院信任、提升法院的工作质效，则上述的“成本”投入与“回报”将呈正向指标。
1.效率资源的信息化调配
产生效率的资源在于对决策层所制定的政策贯彻力度，过去我们大多依靠不间断的资源调配（部门协调）、人际沟通等初级方式，有一定的效果，但容易产生重复劳动。当前，资源调配的初级模式仍是主流，而信息化模式是新兴的辅助模式。通过信息化辅助配置可明显提高效率。“跨域·连锁·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主要在两个方面来对司法效率进行科学配置。一是传统模式，即法官及司法工作人员的内部的人力配置。以执行力的角度考察，法院要配齐从事立案的审判人员及材料登记收转等的工作人员，尤其在基层法庭。基层法庭大多担负了立案、审判等多重司法工作职能。任何诉讼服务平台的运作都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基层审判队伍。那么，配齐配强司法人员，就必然能促进基层审判力量的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可以明显改善基层法庭人员配备不足、人员职责分工不明、司法工作人员任务繁重、法庭审判执行工作超负荷运转的尴尬境况，效率将得到提升。二是数字传递模式。在审判运行流程中，以数字信息化将案件信息进行采集，并分类和打包流转。实际上即利用网络这一信息交流模式来提升司法效率，并在网络上完成信息储存、流转、过滤、审核等方面的过程控制，使体验用户（当事人与司法人员）之间形成一个能够有效分享信息的数据链接。
相对于传统模式，数字信息的交流使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回到“跨域·连锁·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的职能之中，现实情况下，由于各个法院的人力资源并不平均，但直通式诉讼服务却在“网络”中平均了各个法院的司法资源。如果将全市乃至全省的法院视为一个整体网络，各法院即为拓扑端，由于有部分区域的法院人员配备较强，并能帮助其他区域法院完成部分司法业务，那么随之带来的是“端性能”的集中提升。(www.xing528.com)
2.效率提升的可预见效应
在诉讼程序中，效率提升的对应指标之一即是诉讼成本的减低，广义的诉讼成本包括全社会因诉讼行为所支出的成本，包括诉讼的“运作成本”以及错判、误判给当事人造成的财富的损失[4]的总和。所以错误的判决在一定意义上会带来社会财富的损失。“跨域·连锁·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的建立将避免部分法院法官在审理本属于自己管辖的民商事案件的同时，又必须兼顾立案任务，考虑新收案件对本庭结案任务的影响（尤其在山区法院，虽然案件增多，但增长的部分案件却是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跨域立案，其深层次的原因即为城镇化发展和人口流向的趋势）。此举一方面为当事人带来了一定便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审判人员因精力有限而导致业务失误，出现误判、错判的情况。另一方面，“跨域·连锁·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的建立更可促进审判人员认真研究法律理论及业务知识，因为在信息化网络中，审判人员不再以独立个体为存在，其司法行为代表了整个网络的司法行为，如果因其业务技能低下而导致工作失误，其“影响力场”将作用于整个网络。可见，通过“跨域·连锁·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将更好地倒逼法官业务能力提升，并进一步防止因司法能力不强而导致的错判乃至社会财富的减损，实际上也起到了效率提升的效应。
“跨域·连锁·直通”式诉讼服务平台所提供的“异地立案”功能还能起到减少立案、审理受到的非正当干预和地方保护的作用。因为决定一个案件是否进入审判程序，诉讼进程将如何展开，都将以数字信息为载体在网络中传播，而这个网络是阳光和透明的，使得诉讼参加人绝对不会因程序上的非正常干预而造成成本的增加，法院的公信力及法官应有的地位也会相应提升。可以预见，以往因不服裁判、信访等产生的“维稳”成本将降低，当事人因缠访、缠诉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减少，最终的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如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提出的交易的结果一般是双方均获益的结果。在交易过程中，如果双方基于信任基础，那么产生纠纷的可能性会减小，利益也会扩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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