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善用协助送达
送达事实上是一种各方相互协作的行为。尽管进入诉讼程序后，法院是送达的责任主体，然而囿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法院难以将大量的时间与人力放在送达工作上。为了尽可能缩短送达的周期，原告方的配合尤为重要。农村金融机构既对其区域内的借款人状况有所了解，又有较充足的时间与人力资源，故在涉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农村金融机构也能发挥协助送达的作用。在进行送达时，一方面，可咨询原告的意见，对涉诉的涉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进行初步区分，对涉案被告较少并有可能一次顺利送达的案件先行排庭。对重复涉案或被告较多的案件，则尽可能往后排期，以防无法一次送达的状况发生。另一方面，对经过法院司法专邮无法送达的案件，鉴于原告较熟知被告的现状，可由原告协助寻找被告行踪，通过原告带路或将被告直接带到法院的方式直接送达，以尽可能充分利用原告资源。
2.运用司法建议
法院在审理涉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常会发现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商银行在贷款操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对此，2013年10月，同安法院向厦门农商银行大同支行发出司法建议书，总结出其在贷款审查、告知义务、后续监管等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包括加强信贷流程管理、规范告知义务履行制度、提高贷款风险防范意识、立足本土特色加大宣传力度等四个方面的建议。该举措得到了厦门农商银行大同支行的重视，并就该司法建议回函，提出反馈意见，增进了法院与银行间的良性互动。
3.做好司法应对
随着涉农金融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受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进入司法领域的涉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将会逐渐增多，该类案件的诉讼主体类型也会不断增加，[6]这将给法院的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例如，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涉农借贷的性质，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认定：一是认定为民间借款，二是认定为金融借款，三是以借款合同进行笼统概括认定。不同的定性会影响审理工作及法律适用。必须针对各类型贷款主体的特点，区分各主体的法律性质，做好相应的司法应对工作。仍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尽管在相关金融政策的影响下，小额贷款公司在“三农”领域的服务力度不断增大，然而，从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目的与其不吸收公众存款的性质来看，小额贷款公司应属于非金融机构。因此，将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借贷定性为民间借款更为合适。此外，法院还应加强对涉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调研工作，对涉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执问题进行汇总，总结审判过程中的有益经验，以更好地应对新矛盾、新纠纷。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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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题指导：廖惠敏（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院长）。课题负责人：方建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课题组成员：李金森、叶采惠（以上成员均为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法官）、梁碧仪（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报告执笔人：梁碧仪。
[2]本文所称“涉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指一切包含“三农”因素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3]自2012年起，厦门地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全部更名为农村商业银行，为行文方便，本文暂不作区分，统一将此类机构称为“农商银行”。
[4]赵锦飞、王贺生：《厦门农房抵押融资，为何叫好不叫座？》，载《福建日报》2014年6月1日第2版。
[5]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涉农案件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基于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实证分析》，载齐树洁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14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目前，银监会正积极培育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及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涉农借贷机构。2012年，厦门市首家村镇银行——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在厦门市同安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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