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ADR在全球获得快速发展，其直接原因和推动力源于诉讼制度面临空前的压力。在现代社会中，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压力和所存在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诉讼量激增，积案严重，一些国家的法院出现了超负荷运转态势，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诉讼爆炸”；（2）诉讼迟延，案件从起诉到判决往往经年累月，严重的诉讼迟延无疑削弱了诉讼机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功能，降低了司法制度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信；（3）诉讼费用高昂，当事人负担增加，从而凸显当事人在利用司法资源方面的不平等；（4）程序复杂，当事人往往无法亲自参与诉讼，而必须借助于律师等法律职业者；（5）在许多情况下，判决结果不符合情理，严格依据法律所作出的判决“非黑即白”，常常与当事人的期望相距甚远；（6）诉讼的对抗性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许多当事人实际上并不愿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那些基于长期性、综合性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如家事纠纷）；（7）虽然公开审判制度可以保障程序进行的公正性，但是当事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也由此暴露于众，而这是许多当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等等。[3]鉴于ADR方式能够与诉讼制度实现功能互补，并且在纠纷解决中已经表现出了独特的价值，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ADR纳入司法改革乃至社会改革的总体计划。调解更是受到青睐，并且已经成为最重要的ADR方式。
虽然调解制度一度被冠以“东方经验”的美誉，但是随着熟人社会的碎片化和陌生人社会的逐步形成，传统的“马锡五式”的调解方式因社会转型而遭遇发展的瓶颈。我们不自觉地将惊羡的目光投注于美国、日本等西方法治先发国家，这些国家的ADR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发展相对成熟，希望ADR的引进能使得古老的调解制度焕发新生。近几年，各种形式的ADR在全国各地不断推陈出新，地方新闻媒体的报道对此则是好评如潮，鲜见批判之词。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法院的创新机制亦予以肯定。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确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的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等50家法院被确定为全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号召全国各级法院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学习。(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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