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

模式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和比较法的工具，模式一词的意义十分宽泛，以社会科学研究为视角，“模式分析通常只关注那些足以代表事物本质属性的基本要素，而对该事物的一些具体特征或细枝末节往往忽略不计。模式分析经常具有比较考察的属性和功能，可以被研究者用来对两个处于同一层面的事物加以比较分析”^[2]。在评价刑事程序运作问题上，以模式作为价值选择标准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并且符合实际。^[3]

刑事司法制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参照系或最基本的载体。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适应，刑事诉讼模式经历了奴隶制时期的弹劾式，封建制时期的纠问式，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职权主义模式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诉讼模式。^[4]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的历史变迁遵循上述轨迹，但却一直保留着诸多的特有传统。例如，“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5]。这些传统的刑事诉讼文化一直影响着我国刑事司法的运作模式。

据考证，我国尧舜时期即已存在诉讼，当时的“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刑事诉讼机关。西周时期出现了官纠举，至秦代日趋法律化，唐宋两代走向完善，清代将更多更细的规定体现在法典、法律、条例之中。由此可知，西周前，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主要为弹劾式，而后就转向了纠问式。在古代，由于讼师的行为是与官府进行“分庭抗礼”的争辩，所以为统治者所不容。在刑事诉讼中，官方“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而胜，所欲罪而罪”^[6]。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案件承办人重结论而轻分析，重实体而轻程序，重表象而轻内涵，重感性而轻理性。这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刑事诉讼法这一状况息息相关。从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作刑书开始，至清末沈家本修律之前，中国有发达的刑事实体法，但却无独立的刑事诉讼法典。例如，“诉讼断狱，附见刑律”，诉讼程序只是附属于刑律的一部分内容。(www.xing528.com)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刑事诉讼文化开始步入近现代阶段。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编成并奏请试行，标志着我国程序立法的开始。国民政府时期，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8年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刑事审判机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以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制度为基础，建立了新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诉讼职能不分，未实现控审分离。第二，未赋予被告人辩护权。第三，刑事审判遵循群众路线。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这等于从法律上正式确认检察机关的消亡。1979年7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法的颁布结束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长期无法可依的状况，在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全社会对程序正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学者指出，2012年的修法是在建构本土化的刑事诉讼模式，一方面沿着“当事人主义化”的路线前行，另一方面体现出加强惩罚犯罪、为专门机关扩权的倾向。^[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