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厄运当头：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

不去管戴安娜王妃究竟为何身亡，还是从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的求婚传说说起。想要破解这些谜团，也许我们还要等上几十年。其实，答案是怎样，并不重要。重重迷雾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的三角恋故事里，是是非非，虚虚实实，这其中，每个人都是无辜的，而每个人也都难脱其责。这段故事纷纷扰扰30载，温莎家族从此不再安宁。

1972年2月。先看看英国王子查尔斯的一堆头衔：威尔士亲王、切斯特伯爵（Earl of Chester）、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罗撒西公爵（Duke of Rothesay）、卡里克伯爵（Earl of Carrick）、仁弗鲁男爵（Baron of Renfrew）、苏格兰外岛的领主（Lord of the Isles）和苏格兰王子。最重要的，他是英国的王储。此外，他还有一个军衔：准海军少尉。正在潜艇上服役的王子每天忙着学习如何从水底逃生，这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件危险的活儿。就在这个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英国皇家海军派遣王子所在的潜艇部队，前往英国南部港口城市戈斯波特（Gosport）执行任务。

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就住在离戈斯波特不远的隆赛郡（Romsey）的布朗德兰兹庄园，在辈分上他是查尔斯爷爷的兄弟。这里对查尔斯来说并不陌生，他以前就经常带女友来布朗德兰兹庄园幽会。庄园的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和茂密的树林，使这里变成了情人们谈情说爱的好去处。这里的服务生也都口风很紧，从不向外界透露里面的情况。1947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新婚丈夫就是在这里度的蜜月。

等到星期六，查尔斯王子带着他的女友来到这里；就在路易斯夫人套房（Lady Louis Suite）的卧室里，他郑重其事地跪在女友面前，向她求婚。他问她，卡米拉·尚德，是否愿意嫁给他，成为威尔士亲王的夫人？卡米拉被这一情景感动得不知所措，也许她是惊呆了。以前，每当他说起这个想法时，卡米拉都是一笑了之，根本没有当真。她曾经问他，为什么我要选择水族馆一样的生活，整天让别人品头论足？不过，这一次她必须严肃地给他一个答复。尽管查尔斯情真意切，但是她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对不起，我不能嫁给你。

这就是流传很广的经典时刻。当然，要是想增添一些浪漫色彩的话，人们还可以加入鲜花、香槟酒和结婚钻戒等情节。英国王室家族历史上有很多经典瞬间，提供给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因为，除了当事人之外，再没有第三者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比如说，在上述的情节里，是否有鲜花或是香槟酒，就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然而，更主要的是，这一感人的场景是否真的发生过？肯定有一些人对天发誓，查尔斯王子的的确确是在那个房间，是在那个周末，向卡米拉提出正式的求婚。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纯属子虚乌有。在他们看来，查尔斯他俩当时根本没到那个地步，他不敢向心爱的女友提出结婚请求；因为，首先他知道（而且担心）对方的答复一定是否定的，其次他也明白，王室内部对卡米拉的态度也是否定的。

对于查尔斯来说，蒙巴顿勋爵的角色更像是义父、挚友、兄长和教父。他明确地告诉查尔斯，作为王位继承人的他只能娶一位处女为妻，她必须是一个没有婚史的女孩。在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娘以前，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在脂粉堆里周旋，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我的天啊，你可是全英国最受欢迎的钻石级单身汉！”生性好色，而且喜欢玩双性恋的蒙巴顿将军如此教诲自己的孙辈，“只要你看上的女孩，都可以追到。”

最受欢迎的钻石级单身汉？难道真是这样吗？许多熟识查尔斯的人都认为，这位王子是个疑心重重的人，性格内向，腼腆害羞，行为死板，少言寡语；无论女孩们怎样诱惑挑逗，他总是表现得非常木讷，毫无情趣可言。不过，70年代初，他认识了卡米拉·尚德，并从此神魂颠倒，也许恰恰是卡米拉的性格令他如痴如醉：卡米拉个性很强，言出必行，从不妥协。布朗德兰兹庄园的路易斯套房隔壁是伯蒂科房（Portico Room）。每次，查尔斯和卡米拉光顾时，这里被用作临时客房。随着卡米拉的到来，这里立刻变得生机勃勃，充满欢声笑语。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会感到非常开心，她身上具有一种磁石般的魔力。“查尔斯完全被她迷住了。”同时代的传记文学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

按照大多数人的观点，当时的卡米拉并不想结婚。她心里清楚，如果一旦成为王妃，她的生活将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她和英国王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与查尔斯结婚之后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许，她早已预感到，一旦她成为公众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麻烦事就会接踵而来。她不是处女。她担心，媒体会把她当作靶子，把脏水都泼在她的头上。

不过，也有一些人，其中包括卡米拉的好友，他们并不认同上述说法。在他们看来，一个25岁的女人面对王子的求婚，是不可能拒绝的。更何况，卡米拉深爱着查尔斯。如果查尔斯不向她求婚的话，卡米拉肯定会嫁给别人。然而，嫁给查尔斯王子的念头，卡米拉始终没有断过。

千古之谜，何时破解？也许，我们还要等上几十年，因为两位当事人显然不会现在就向公众揭开谜底。其实，答案怎样，并不重要。重重迷雾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查尔斯、戴安娜和卡米拉的三角恋故事里，是是非非，虚虚实实，剪不断，理还乱。这其中，每个人都是无辜的，而每个人也都难脱其责。这段故事纷纷扰扰30载，温莎家族从此不得安宁。

从王子最有分量的一本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查尔斯的青少年时代并不幸福。这本传记出版于1994年，查尔斯本人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乔纳森·丁布尔比（Jonathan Dimbleby），一家著名私人电台的继承者，也是和查尔斯关系很要好的记者，对这位王子进行了几次采访，并把采访内容写进了传记中。我们从中了解到，查尔斯小的时候被父亲管束得苦不堪言，心情压抑。从丁布尔比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看到了另外两位英国王子儿时的影子：温莎公爵（爱德华八世）和阿尔伯特·爱德华（爱德华七世）。他们的童年是那么相似，每当父亲大发雷霆，他们就成了出气筒。在家长制的专权之下，孩子们显得那么柔弱、无助和可怜。丁布尔比写道：菲利普亲王“看上去不仅是在纠正王子的错误，更像是在讥讽他，使他在众人面前显得那么愚蠢和无地自容；无论是在家人面前，还是当着亲朋好友。父亲经常拿他开玩笑，常常把小王子吓得哭天抹泪；他只能忍受这一切，没有任何解决办法”。与以前的王子相比，查尔斯的境遇更加糟糕：他的母亲对他也是漠不关心，他根本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精神上的安慰。查尔斯后来坦言道，虽然他坚信，父母一直都很爱他；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上来看，他们根本就不喜欢他（丁布尔比把这段话也写入了书里）。这段话听起来更像是责难，非常耐人寻味。

对比一下温莎公爵和查尔斯两个人的经历，很有一种轮回的味道，而且都有些悲壮的色彩。查尔斯的儿时也不是一片黑暗。他的两个保姆——海伦·赖特伯蒂（Helen Lightbody）和玛贝尔·安德森（Mabel Anderson），就曾带给他很多温暖。他在他的家庭教师凯瑟琳·皮布勒斯（Catherine Peebles）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本功，而且日子过得很快乐。后来，查尔斯的弟弟妹妹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都是跟着凯瑟琳·皮布勒斯学习长大的。此外，王室生活中也不乏一些美好的回忆。比如，在查尔斯王子看来，巴尔莫拉城堡就是户外活动的天堂，宫外那片广袤的大地始终是萦绕在小王子脑海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儿时的王子可以去钓鱼，长大以后可以去狩猎；查尔斯还记得，在那里玩过的寻宝游戏、观察小动物和森林探险等。

与以前的王位继承人相比，查尔斯的小学还算是相对平民化的学校，这也是英国王室前所未有的。这所学校是山家国际学校（Hill House），是肯辛顿的一所私立学校，是一所预备小学（Prep School）。刚满8岁的查尔斯终于有机会接触到同龄的孩子，而且大多来自普通平民家庭，他们在一起快乐地玩耍嬉戏——这比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二世的童年要进步多了。1957年，父母又把他送到了契姆寄宿学校（Cheam School）。想当初，在1930年，他的父亲菲利普亲王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就被送进这所学校。在那里，菲利普曾经接受过“斯巴达式的严格教育”，那所学校把每个孩子都管束得服服帖帖。“这里的体制可能有些古怪的地方，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学校的价值从中得到了提升。”1976年，在讲述这所学校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菲利普亲王题写了上述这段话。

然而，年仅9岁的查尔斯显然在这里过得并不开心。他感到很孤独，不喜欢与人交往，讨厌学校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慢慢地，生性腼腆的查尔斯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他的各门功课还算过得去。值得一提的是，他有生第一次走上舞台，参加了学校的话剧演出，扮演一位早期的格洛斯特公爵，而且演得相当不错。

公众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查尔斯王子的生活。在山家国际学校上学的那段日子里，媒体还算客气，没怎么打扰他；然而，随着王子转学去了契姆，记者们就开始盯梢了。来到契姆的第一个学期，在仅仅88天里，报纸上有关王子生活的报道就多达68篇。也正是在媒体舆论的催促下，伊丽莎白女王于1958年夏正式宣布授予查尔斯威尔士亲王的头衔，确立了他的王位继承人的地位。此时的查尔斯还在学校里上学，并从电视上获知了这个好消息。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向他祝贺。查尔斯觉得很不好意思。

回忆往事，在契姆学校的那段日子，查尔斯仿佛活在天堂里一样。从契姆毕业之后，查尔斯来到了高登斯顿寄宿学校。仍然和上次一样，这里是查尔斯父亲曾经待过的地方。在菲利普亲王看来，这所位于因弗内斯（Inverness）附近的莫里湾（Moray Firth），由德国教育家卡尔·哈恩（Karl Hahn）创建的寄宿学校非常了不起；然而，刚刚转到这里的查尔斯再次感到大失所望。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记者都骂这里是“日耳曼”风格的学校，缺乏教育理念；让查尔斯倍感惊奇的是，在这里受训的竟然都是英国学生。查尔斯被安排住进了温德米尔（Windmill）一所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每间屋子里摆着14张床；未来的一国之君居然要忍受如此严酷暴虐的管束。性格内向的查尔斯完全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同学们都嘲笑他，因为他长着一对扇风耳；当大家知道了他的身世之后，反而变本加厉地戏弄他。每天晚上，同宿舍的学生都会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一顿暴打，并用枕头和鞋子扔他。“一到了晚上，这里就变成了地狱。我根本没睡过一次好觉。和我同宿舍的都是一群坏蛋。我的天啊，他们简直是坏透了；我真的难以想象，人怎么可以如此龌龊……我盼望着能回家。这个鬼地方简直就是魔窟。”1964年2月，查尔斯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可惜，不准他回家，绝对不允许。父亲菲利普对他的管束非常严格，并希望他能脱胎换骨，喜欢上那里的环境。两年之后，查尔斯终于慢慢融入了学校的环境，心理上的受挫感也有所缓解；然而，媒体给他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有一次，查尔斯驾驶帆船外出游玩，被狗仔队盯梢，偷拍到了他在一家饭店酒吧间里点了一杯樱桃白兰地，违反了学校的禁酒规定。第二天，王子偷偷外出喝酒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一年之后，汉堡的著名杂志《明星周刊》（Der Stern）刊登了查尔斯王子作文簿里的几篇文章，据说是他的同学从他那里偷出来的，转手就卖给了这家德国杂志社，赚了一万英镑！和英国的媒体有所不同，德国人的这种做法不会惹上官司。通过这些文章，我们看到了王子生活中真实的一面：一个16岁的男孩独自一人跑到无人岛上，他会带什么东西（帐篷、刀子、便携式收音机）；在多数选举法和相对选举法中，是否更选择前者（是的）；对于新闻自由有什么看法（很多看法）。在媒体曝光之后，查尔斯感到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像是个傻瓜一样被出卖了。从此，他开始讨厌记者，而这种情绪始终伴随着他。

这些年里，查尔斯的生活也有不少亮点。他可以登台表演话剧，向人们展示他在表演上的天分：在高登斯顿学校，他先是参加排演了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几个月后又亲自主演了《麦克白》。1966年2月，他作为交换学生，离开苏格兰，前往澳大利亚学习半年。澳大利亚的这所寄宿学校名叫吉朗文法学校（Timbertop Campus of GGS），位于墨尔本以北150公里，各方面条件跟高登斯顿学校也差不太多；不过，查尔斯觉得异国他乡的生活要比苏格兰的苦日子有趣得多。这里的同学很有人情味，他们从不拿他的王室出身开玩笑，甚至从不把他当作英国王位继承人来特殊对待。半年的外出学习让查尔斯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抚慰，使他重新找回了信心。在回到高登斯顿完成最后一年学业的过程中，他甚至当上了同学中的“孩子王”（Head Boy），想当年他的父亲上学时，也得到过这一头衔。此外，他还学会了拉大提琴，展现出不俗的音乐才华。

1969年，查尔斯来到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此时的他仍是个毛头小伙子，举止腼腆，思想也不成熟，待人接物都显得有些拘谨。“他在我们这里成长了起来。”当时担任系主任的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回忆说。巴特勒后来成为英国保守党的著名政治家，曾经历任英国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和内阁首相，在英国民众心目中威望很高，被誉为是“前所未有的最出色的首相”。身为王子的查尔斯在学院里享有的一项特权，就是每天晚上都可以去巴特勒那里聆听教诲，师生二人促膝谈心半个多小时。在气氛轻松的炉边谈话时，聪明的巴特勒不仅为查尔斯指点迷津，让他懂得今后在政治舞台上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并且还给他勾画出英国社会发展的蓝图。巴特勒还鼓励查尔斯，让他多多参与学生运动，做个有主见有想法的人。1968年，欧洲掀起的学生运动也波及了剑桥大学，校园里不时会有些骚动。与此同时，查尔斯还结交了一位好友，海韦尔·琼斯（Hywel Jones），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威尔士人，具有鲜明的左倾主义思想，和查尔斯同住在一层宿舍。两个人经常彻夜不眠地辩论政治问题，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不过，查尔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与另外一个人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她就是卢西亚·圣克鲁兹（Lucia Santa Cruz）。

花季少女卢西亚的父亲曾经担任智利驻英国大使。在剑桥大学，卢西亚的工作是助教，帮助巴特勒整理文献，誊写他的备忘录等；在认识了查尔斯之后，俩人的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她就成了第一个跟查尔斯偷尝禁果的女人。显然，与懵懂无知的王子相比，卢西亚的床笫功夫一定颇为老练。她教会了查尔斯如何与女性交往，帮助他慢慢踏入男欢女爱的交际圈子。在卢西亚之后，西比拉·多尔曼（Sybilla Dormann），马耳他总督的女儿，也和查尔斯搞到了一起。此后，通过西比拉，查尔斯又结识了另外一个女孩露辛达·巴克斯顿（Lucinda Buxton），她是查尔斯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在这段时期里，查尔斯身边的绯闻不断，就连媒体记者们都无法弄清，究竟还有几个女孩与查尔斯有染。以前，媒体总是能顺藤摸瓜，不断地挖掘新鲜猛料。可如今，查尔斯的行踪却更加扑朔迷离，他跟记者们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让人难以琢磨。

1970年6月，在温莎城堡附近的马球场边，马球队一名队友的随行女友跟查尔斯王子搭讪聊天；这一情景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那个女人就是卡米拉·尚德。现在回忆起那个经典的瞬间，颇有些浪漫的味道：风雨大作，两个人都被雨水浇透，站在一棵大树下避雨；查尔斯牵着他的马，一边和卡米拉聊天，一边等着开场比赛的哨音。俩人聊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记录下这经典一刻。那张著名的身穿针织马球服的查尔斯与卡米拉在树下的合影是后来拍摄的，绝对不是俩人第一次邂逅时的场景。

其实，在最初结识卡米拉的那段日子里，两个人的关系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性爱。如今，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一事实。早在当时，人们就冠冕堂皇地把这次邂逅比喻为“一见钟情”；就像丁布尔比在查尔斯的传记中粉饰的那样，说什么王子在那一刻“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真爱，她一下子就俘获了他的心”。在这一问题上，安东尼·霍尔登、卡罗琳·格雷厄姆（Caroline Graham）或是丽贝卡·特里尔（Rebecca Tyrrell）在他们各自所写的传记中的推断或许更加贴近事实：卡米拉主动勾引查尔斯，为的是报复她的男友。卡米拉当时的男友是安德鲁·帕克·鲍尔斯（Andrew Parker Bowles），比卡米拉大10岁，是个英俊潇洒的皇家军官。在霍尔登的笔下，“与他的那些出身豪门一掷千金的战友们相比，他更能俘获女人们的心”。很快，卡米拉就知道了男友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事实，于是她也伺机报复。显然，勾引对方的朋友是最为有效的办法。

在卡米拉交往过的男生里，查尔斯绝对与众不同：世界闻名、富可敌国、地位显赫；出入上层社会，结交各界名流，出席重要场合；人们见到他都要尊称其“王子殿下”，施君臣之礼。总之：要是能钓上他这条大鱼，就能尽享荣华富贵。卡米拉很快就把查尔斯迷倒了。对此，安德鲁倒也没有十分在意，毕竟他和查尔斯的妹妹安妮公主也慢慢勾搭上了。

不过，和查尔斯开始的这段风流往事，卡米拉或许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据她身边的朋友们讲，卡米拉曾经不止一次地吹嘘，她的祖奶奶艾莉丝·科普尔就曾经是爱德华七世的情人。如今，她终于有机会让历史重演。她曾经开门见山地向查尔斯坦言说：“我的祖奶奶就是你的祖爷爷的情人。你觉得，咱俩又会是怎样呢？”虽未经考证，但这也成了广为流传的经典名言。

如此热辣公开的调情，似乎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拒绝；查尔斯顿时心潮澎湃，为眼前这位金发美女倾倒。当时的卡米拉·尚德的确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虽然没有模特一般的身材和容貌，但是她在性生活上却非常主动；个性彰显和我行我素的她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而且为人坦率，为人处世果敢坚毅。不仅是查尔斯，卡米拉给其他男人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人们想象中的传奇经历有所不同，卡米拉并不是邻家女孩的类型。虽然，她的家族没有贵族头衔，但是却与英国的王室贵族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她的父亲，布鲁斯·尚德少校（Major Bruce Shand）是二战中的战争英雄。战后，他合伙经营葡萄酒的生意，是英国上层社交圈的各种酒会活动的供货商。此外，他还被封为东萨塞克斯郡（East Sussex）的主管官员，也就是充当了女王在当地的代表的副手。卡米拉的母亲罗莎琳德（Rosalind）也有些来头。结婚时，她带了一栋漂亮宽敞的房子作为陪嫁。这座房子位于普兰顿（Plumpton），离休养胜地布莱顿（Brighton）温泉只有几公里之遥。罗莎琳德出生在英国建筑大亨库比特（Cubitt）家族，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就为英国王室修建行宫。罗莎琳德的母亲索菲亚（Sophia）就是艾莉丝·科普尔的女儿，而艾莉丝·科普尔与爱德华七世的关系早已尽人皆知了。

卡米拉与妹妹安娜贝尔（Annabel）、弟弟马克（Mark）一起在乡下长大；一家人其乐融融，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长大以后，他们姐弟三人经常一起出去骑马、射击、打猎，或是开着豪华汽车外出兜风。5岁那年，卡米拉被送进了离家不远的迪琴（Ditching）附近的丹布尔斯学校（Dumbrells School）；很有意思的是，那里的教学理念与查尔斯上过的高登斯顿学校非常类似。孩童时代的卡米拉就已经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开朗活泼、很有主见、好强勇敢、幽默风趣和高贵典雅。后来，卡米拉又转学去了伦敦市郊的富人区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上了那里的女王之门学校（Queen’s Gate School）；这所学校精心培养出来的女生大多成了外交官夫人。60年代初期开始，这所学校就旨在培养学生们的社交礼仪，而没有传授什么专业课程。因此，卡米拉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大的成就：在相当于职业高中水平的会考中，她只有一门功课及格，总评成绩是“差”。这在那个年代并不稀奇。许多富有家庭的女孩都不太看重学习成绩。她们所追求的，就是找个好老公，嫁人。

为了学习传统礼仪，尤其是为了今后在社交圈子里找到如意伴侣，卡米拉的父母又把她送到了巴黎和瑞士的女子学校。在那里，卡米拉学会了大家闺秀的做派、家庭主妇的烹饪技巧和交际花的风情万种。1965年初，当她再次回到伦敦，就一头扎进了社交圈子，过上了梦寐以久的生活。她从此一鸣惊人，成功地跻身上流社会。卡罗琳·格雷厄姆在卡米拉的传记中援引了当时一些女友对她的评价，她们觉得卡米拉长得并不迷人，却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人着迷的气质。“她进到一个房间里，人们立刻就发觉到她的存在。她长得并不漂亮，也没有完美的身材；她没有贵族头衔，也没有攀附任何权贵。但是，她的确有自己的一套。她身上充满了自信，很容易使人为之动情。”事实的确如此。她具有一种“原始的性诱惑力”，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因此，她经常成为各类聚会的焦点人物。

马球场上的那次邂逅对于查尔斯来说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此时的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刚刚完成剑桥大学的各项结业考试之后，查尔斯王子参加了由他的姨夫斯诺顿勋爵组织的一场盛大的受职仪式；全世界有超过2亿观众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典礼，从此查尔斯在各个场合都要以英国形象代言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显然，如果在这一段时期里闹出花边新闻，那将是非常令人难堪。

3月和4月，他跟随父母出访澳大利亚；随后，他“一个人”前往日本东京，参加那里举行的世界博览会。7月，他和妹妹一道飞往加拿大，参加加拿大西北领地和曼尼托巴（Manitoba）的百年庆典活动。随后，他又去了美国华盛顿，与尼克松（Nixon）总统会晤。10月，他又出访斐济群岛，参加那里的独立庆典活动；之后，他又顺道访问了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岛国吉尔伯特和埃利斯（Gilbert and Ellice）群岛，也就是后来宣布独立的图瓦卢（Tuvalu）和基里巴斯（Kiribati）。年底前，他又出访了百慕大群岛，参加当地议会成立350周年的庆祝仪式。从这一年开始，查尔斯王子慢慢走上他的工作岗位，马不停蹄地出访世界各地。

尽管如此，查尔斯仍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卡米拉幽会。人们时常在伦敦的社交晚会上看到俩人出双入对，还见到过查尔斯前往卡米拉的住所普兰顿看望她，而卡米拉也偶尔出现在白金汉宫，与查尔斯会面。至少在1971年以前，查尔斯和卡米拉的行踪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主要话题之一。然而，媒体对此并没有大做文章：24岁的卡米拉和23岁的查尔斯在一起交往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王子来说，结交一个红颜知己并不稀奇。

现在回顾这段往事，有些细节的确令人感到非同寻常：难道当时就没有人看出来，俩人的感情到底发展得如何？也没有人想到，为什么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关系会如此亲密？而今，许多人都在放马后炮，声称自己当年就预见到了查尔斯和卡米拉之间的伟大爱情。事实上，当时根本没有人看好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看待查尔斯和卡米拉的情感道路的问题上，总是缺乏先见之明。这种现象恰恰造就了历史，使得英国王室的故事看起来像是情节跌宕起伏的肥皂剧，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不过，也有媒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究王室生活，来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1969年，英国BBC拍摄了一部备受瞩目的纪录片《王室家族》（Royal Family）。为了真实展现原貌，BBC派出的摄制组连续几个月跟踪拍摄女王一家人的工作和生活，记录下许多珍贵的场景。比如，女王接见新任美国驻英大使，女王参加英联邦会议的实录，女王一家人在爱斯科（Ascot）看赛马和在巴尔莫拉城堡度假的场景，以及那段著名的海边烧烤的片断（现在的人很容易发现，这段片子是人为制造的效果，并非纪实拍摄）。这部影片经过严格的审查和删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宫廷生活，也是迄今为止披露王室家庭生活最多的影像资料。这部影片与其说是BBC的一大成功，倒不如说是新任的王室对外发言人——澳大利亚人威廉·赫斯廷（William Heseltine）运作的一次出色的公关活动。赫斯廷认识到，与以往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人们对于王室的关注度不再是经久不衰；对此，宫廷内部不能再把媒体拒之门外；恰恰相反，必须主动邀请外界媒体走进王宫，报道王室生活。然而，《王室家族》一片也引起了很多非议（所有批评温莎家族的传记作品都以此为榜样），特别是片子中记录下了一些灰色瞬间，让人们看到了女王及其家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这无疑是“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使得王室生活的神秘感彻底消失了。看到那些场景之后，民众才意识到，国王一家并不是上帝指派的超人家族，而是和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比如，女王陛下有时也穿着拖鞋在王宫里溜达；5岁的小王子（爱德华）也整天哭哭啼啼；女王一家人晚上也坐在一起看美国人拍的无聊闹剧。不过，那些批评的论调听起来还是非常愚蠢的。在所有的评论中，只有本·皮姆洛特点明了问题的实质。他写的女王传记是所有传记中最好的一部，透过表面现象来阐述问题的本质：“即便是在25年之后重新观看这部影片，我们仍能发现其中最大的亮点，即它用戏剧化的手法来再现了王室家庭成员的生活，使得他们更具有人性化。”

这部影片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好评，同时也招致宫廷内部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把摄制组请进宫里，完全是“蒙巴顿的做法”：哗众取宠、忸怩作秀、刻意逢迎、玩火自焚。因为，观众们的胃口是根本满足不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批评也不无道理。在这部影片在电视台播放，并大获成功之后，各方媒体都纷纷仿效，掀起一股热潮，使得人们愈发关注王室生活中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使大众品味变得低俗无聊。然而，批评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媒体的导向是要满足大众品味的：就像肥皂剧里面的主人公一样，王室成员的性格特点也逐渐被公众所发现，并随着大众的要求来进一步完善。在《王室家族》中，人们明显发现，查尔斯显得那样木讷，缺乏坚毅果敢的气概。因此，在舆论的压力下，查尔斯在受职成为威尔士亲王之后不到几周，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让世人见到了一个全新的、气定神闲的年轻王子。如果没有这部影片，也许人们始终都无法看到查尔斯身上的缺点，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也许，历史往往喜欢和人开玩笑。延续至今盛演不衰的这部王室家庭肥皂剧，在1971和1972间的那段情节，恰恰帮助卡米拉渡过了难关。在媒体眼中，查尔斯王子的角色并不是准新郎，而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人们希望把他打造成为一个类似007一样的“动作英雄”：外形英俊、善打马球、开直升机、驾驶游艇、周游世界，让全世界的女性都为之倾倒。9月，查尔斯按照祖传的老规矩，来到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部队，成了一名准少尉。他先是在“诺福克”（Norfolk）号战列舰上服役，巡视英国近海海域；随后，又被派往“米内瓦”（Minerva）号战列舰，前往加勒比海地区执行公务。从媒体的报道上来看，王子对未来的婚姻根本不感兴趣。究竟是谁会在此时出现在王子的生活里？人们的确忽视了爱情的魔力，甚至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眼皮底下，大家竟然对此视而不见。事情的发展似乎对当事人双方都越来越不利。

首先是查尔斯，他尝到了情场失意的滋味。1971年10月，卡米拉的原男友安德鲁·帕克·鲍尔斯结束了在德国的工作，重返英国。虽然他在外面不断拈花惹草，但是卡米拉还是没能抵御他的诱惑，再次投向了他的怀抱。1972年，卡米拉与王子分手；有人说卡米拉正式地回绝了查尔斯，也有人说不是。不过，他们俩仍频繁见面，关系一直维持到秋天，反而显得更加亲密。圣诞节前，卡米拉再次来到布朗德兰兹度周末；与此同时，蒙巴顿勋爵接待了查尔斯，并灵机一动，带上卡米拉来到了“米内瓦”号，与查尔斯一起欢度佳节。在接下来的整整四周时间里，卡米拉和查尔斯经历了最后一次幽会。就在查尔斯跟随部队重新启程离开英国之后，他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泰晤士报》刊登了卡米拉·尚德和安德鲁·帕克·鲍尔斯的订婚启事。据一位军官同事说，查尔斯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痛不欲生，哭了三个小时之久。1973年7月4日，卡米拉与鲍尔斯的婚礼隆重举行，成为伦敦社交界轰动一时的事件。王室家族的很多成员也出席了婚礼，其中包括女王的母亲、玛格丽特公主和曾经与新郎有过一段恋情的安妮公主[几个月后，她嫁给了奥运会马术运动员马克·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嘉宾中还有一位费莫勋爵（Lord Fermoy），即戴安娜·斯宾赛（Diana Spencer）的叔叔。而此时的查尔斯正在加勒比海上独自开着一艘名为“福克斯”（Fox）的摩托艇，疯狂驰骋，排遣心中的忧伤。随后，他给蒙巴顿勋爵写了一封信，向这位最亲密和最值得信赖的叔祖父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尽的孤楚感：“从现在起，我一无所有了，我的心已经无家可归。”

这一年，戴安娜年仅19岁。8年以后，在一次假面舞会上，戴安娜坐在王子的身边，亲身感受到了对方的苦痛。“您真是太孤单了，您应该和那个关心您的人在一起。”戴安娜·斯宾赛对王子说了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整整8年，查尔斯的感情之门再度被开启，而戴安娜也因此进入了查尔斯的生活。

在这8年里，查尔斯一直在苦苦地追寻。他不仅是在寻找一位可以谈婚论嫁的女子，更希望能对公众有个交代；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人们对他的婚姻问题也越来越关注。与此同时，他也在探寻作为威尔士亲王，英国王位的继承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在他之前，没有任何榜样性的人物值得借鉴。虽说他的曾祖父，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也曾经过了60多年无忧无虑的单身汉的日子，但那时的媒体（特别是报纸）可从来不找他的麻烦。在对付这一问题上，查尔斯无法求助任何人，只能自己寻找答案。“我一生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目前，我仍没有找到答案。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明白的。”1978年11月，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查尔斯的这番话让人们大吃一惊。

查尔斯的父母——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出困境。在生活上，他们对查尔斯没有丝毫的建议。他们从未私下里和儿子促膝谈心。他们虽然经常见面，也聊天攀谈，但是从来没有谈及个人的私事。每次谈到查尔斯的生活作风问题，父亲总是大惊失色，然后就是挖苦讽刺，把儿子批评得一无是处。查尔斯和父母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女王本人表面上显得很热情，实际上却非常冷酷。

求助外人指点迷津也是非常重要的。此时的查尔斯王子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站在琳琅满目的玩具店里，却不知所措，因为头顶上总是有个监视器在盯着他。如此形势之下，查尔斯只能继续当他的“动作明星”，接受指令，执行任务；或是一如既往地打猎和玩马球。不过，查尔斯显然已经厌倦了这一切，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求索。1975年，查尔斯结识了一位好友劳伦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 der Post），是著名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学生。在和普司特的交往过程中，查尔斯开始对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兴趣。此外，女佛学家佐伊·萨利斯（Zoe Sallis）也传授给查尔斯一些东方式的禅思冥想的理念。与此同时，查尔斯也开始在金融投资方面有所作为。二战以来，查尔斯首次把英国王室的财富进行有计划的投资，慢慢在金融界搞出了一番名堂。他创建了王子信托基金会（不顾王室家族的反对），旨在激励那些成功的年轻人，为国家培养人才。当然，王子的日常生活中仍少不了各种各样的活动：聚会、晚宴、应邀出访、假期旅行、滑雪、驾驶帆船，另外也包括和女人交往。其中，女人们在他生活中仍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不同的女人交往的时间有长有短。不过，也许是吸取了卡米拉的教训，查尔斯从未付出真情。

“一些忠实的朋友，不是那些拍马屁的人，都担心王子的生活会迷失方向，会失去重心。更令人不安的是，人们发现王子内外表现形成剧烈的反差：他的内心充满激情，一直追寻着心灵的归宿；而在行为上，他却让人琢磨不透，朝三暮四，反复无常。大家都担心，王子会不会重蹈温莎公爵的覆辙。”丁布尔比在查尔斯传记中的这番话没有丝毫的批评成分。1978年，蒙巴顿在一封信中也表露出同样的担忧。他注意到，查尔斯表现得有些特立独行，完全被宠坏了。“我必须承认，那些传言令我陷入沉思，这是一种唯我独尊的表现。”戴安娜的传记作家萨莉·比德尔（Sally Bedell）在书中援引了蒙巴顿有关查尔斯的这段表述。

1979年8月27日，查尔斯经历了一生中最为震惊的一刻。蒙巴顿勋爵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了。当时，蒙巴顿勋爵及其家人乘坐一艘渔船，在靠近爱尔兰海域的时候，爱尔兰共和军引爆了事先安放在那里的炸弹，把整个渔船都炸飞了。同时殉难的还有蒙巴顿14岁的孙子尼古拉斯·科纳切布（Nicholas Knatchbull）和另外一个爱尔兰男孩。蒙巴顿儿媳的母亲多伦·布拉伯内夫人（Lady Doreen Brabourne）当场受重伤，送往医院，几天后抢救无效身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英国王室成员成了爱尔兰共和军暗杀活动的牺牲品。查尔斯的心里受到了重创。蒙巴顿勋爵是他最信赖的人。失去了他，查尔斯的精神就失去了寄托。此时，查尔斯再次来到了卡米拉身边，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支持，尽管卡米拉已经是鲍尔斯夫人了。据卡罗琳·格雷厄姆断言，就在暗杀发生之后的几天，查尔斯再次跪倒在昔日女友的面前，握着她的手，向她求婚。她断然回绝了他的请求。身为王子的他却要做第三者拆散别人的家庭，再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为妻，这在大英帝国是万万行不通的。“她可以随时随地陪伴在他身边，但是绝对不能以妻子的身份。”格雷厄姆这样写道。鉴于他的身份地位，他只能找另外一个女人来结婚。

然而，事与愿违。为了解决王子的婚姻问题，蒙巴顿花了五年的时间，撮合查尔斯与自己的孙女阿曼达·科纳切布（Amanda Knatchbull）进行交往。在这五年里，俩人成了好朋友，而且彼此都非常理解对方。终于，查尔斯鼓足勇气，向阿曼达提出了结婚的请求。阿曼达早就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也准备好了答案：不，对不起，不能接受。不是针对你本人，而是我根本没想谈婚论嫁。

和王子上床睡觉，这又另当别论了。云雨之欢过后，还能作为日后爆料的资本，或者就当作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段经历。但是，结婚就不然了。“对方无论是谁，我未来的妻子都将承担艰巨的任务，”在回答BBC记者阿拉斯泰尔·科克（Alastair Cooke）的提问时，查尔斯道出了心声，“她要始终站在我的背影下，在身后默默地支持我，大概就是这样吧。”没有搞错吧？查尔斯的话的确很有道理。未来的王妃只能扮演花瓶的角色，任由公众来品头论足，而她的人生规划、个人理念和对于王室的种种看法都要退居其次。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这样。

“我的婚姻将会永久。”1975年，在接受《标准晚报》的采访时，查尔斯信誓旦旦地说道。他心里清楚，王室家族的主要成员一旦闹出离婚丑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60年代开始，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很多名人在私生活方面无所顾忌，也不太在乎媒体的压力；与之相比，查尔斯谨言慎行的做法没有让媒体抓到任何把柄。他学会了和媒体周旋，在谣言四起之前就透露口风，平息了很多捕风捉影的猜想。

慢慢地，查尔斯也感到岁月不饶人。1980年，已经32岁的他开始有些饥不择食了，身边的女子层出不穷。简·沃德（Jane Ward）跟查尔斯好了几天便无影无踪了。此后，查尔斯向萨布丽娜·吉尼斯（Sabrina Guinness）敞开大门，邀请她来巴尔莫拉城堡欢度良宵。最有意思的要算是安娜·华莱士（Anna Wallace）。身为大农场主女儿的她在社交圈里以脾气火暴而闻名，被大家称为“皮鞭手华莱士”。然而，面对看似窝囊的查尔斯，华莱士却没有一点办法。俩人的交往以一次尴尬的局面结束：1980年夏，华莱士兴高采烈地参加温莎城堡举办的舞会；然而，在几个小时的舞会过程中，查尔斯把她晾在一边，却没完没了地陪着另外一位有夫之妇跳舞；这个人也就是卡米拉·帕克·鲍尔斯。

如此这般，那些深谋远虑的人们把一个又一个美女推到查尔斯身边，希望能够真正走上红地毯。然而，所有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查尔斯对这些女人都不感兴趣。也有人怀疑，是女王的母亲，查尔斯的外祖母在从中作梗。就在众说纷纭之际，戴安娜终于出现了。1980年7月，戴安娜接受她少年时代好友的邀请，去对方的父母家度周末。查尔斯王子也受邀来到他家。好友告诉戴安娜说，那家伙还是个“雏儿”，长得女里女气的，“你可以拿他寻开心”。

戴安娜同意了，并应邀来到了佩特沃思（Petworth），那是隐藏在伦敦西南绿色山丘中的一座小镇。下午，宾客们观看了马球比赛；晚上，大家在一起户外烧烤。整个活动安排得非常平民化，宾客们无拘无束地坐在一起。戴安娜兴致勃勃地吃着肉排和烤香肠，她身边坐着的就是查尔斯王子。接下来就是假面舞会，大家戴着草编的面具，玩得很开心。最经典的一幕场景发生了。在和戴安娜聊天时，查尔斯王子向她讲述了自己心底的秘密，告诉她自己是如何经历了蒙巴顿勋爵葬礼时最令人心酸的时刻：“那是我一生中见到过最悲惨的一幕。”看到查尔斯如此动情，戴安娜也发自内心地说：“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了您。我想，这肯定是不对的。”随即，戴安娜说出了那段真正打动查尔斯内心的话：“您真是太孤单了，您应该和那个关心您的人在一起。”

这句话的确触动了查尔斯的心。孤单——这才是他生活中的问题所在。他感到非常惊奇，眼前这个女孩居然一语道破了他的心事。接下来，查尔斯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戴安娜坐在一旁静静地倾听。俩人一直聊到了晚上。查尔斯还是像以往一样，迫不及待地想带这个小姑娘回白金汉宫。然而，出于英国贵族少女的矜持，戴安娜礼貌性地回绝了王子的邀请。

回顾这一情景，如果除去了那些添油加醋的成分，那么整件事情显得再简单不过：那就是，查尔斯王子主动上门示爱，而戴安娜竟然一口回绝。这或许是戴安娜一生传奇的开始：她是命中注定的牺牲品，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有关这件事情的各种说法探究起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戴安娜对此一直缄默不语，保持低调，没有在任何回忆录中透露相关细节，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后来，当上王妃的她小心翼翼地珍藏了那段故事，这也是人之常情。其实，在1980年7月，戴安娜已经认识查尔斯王子一年了，俩人彼此熟识，甚至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假面舞会只不过是个难得的契机，在讲故事的时候更加使人信服而已。这就是一场游戏，戴安娜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并且知道整个游戏的规则。这一计划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公众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

1961年7月1日，斯宾赛家的千金戴安娜·弗朗西丝·斯宾赛（Diana Frances Spencer）降生。那时，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小家伙会在未来的一场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37岁的父亲约翰尼·斯宾赛伯爵（Earl of Johnnie Spencer）得知女儿出世之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戴安娜的母亲在这之前已经生了三个女儿；斯宾赛多么希望能有个男孩子继承祖业，这一愿望随着戴安娜的降生再次落空。戴安娜刚出生时，是个“身体健康的完美产品”，这是父亲看了一眼婴儿秤之后给女儿做出的评价。好在，斯宾赛家的儿子也在不久后出生。1964年，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赛（Charles Spencer）顺利降生，让斯宾赛伯爵感到大喜过望，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办了盛大的洗礼仪式，而伊丽莎白女王就是孩子教父的姨母。而戴安娜的受洗仪式就要简单得多，只是去桑德林汉姆宫，邀请了几个亲朋好友而已。

在斯宾赛没有被封为奥尔索普子爵（Viscount Althorp）之前，戴安娜的身份还算不上是上层贵族。不过，他们一家人和英国王室的关系非常紧密，特别是和温莎家族。早在15世纪，斯宾赛家族就跨地区做起了绵羊生意，大发横财。在查理一世当政时期，斯宾赛祖辈讨好当局，获得了贵族头衔，并进而与上层社会名流结亲，逐渐跻身英国高等贵族的圈子。斯宾赛家族后来投靠了辉格党，通过联姻渠道慢慢渗透进了王室家族内部，不过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早在18世纪初，就曾出了一个戴安娜·斯宾赛，差一点就成了某个威尔士亲王的王妃。细数斯宾赛家族与各国政要和上层名流之间的亲属关系，其中的豪门要算是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美国先后9位总统、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Bismarck）家族、美国影星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和美国黑社会大佬阿尔·卡彭（Al Capone）。

不过，在英国王室看来，斯宾赛一家更像是宫里的仆人，地位并不很高。在女王母亲的眼里，戴安娜的外祖母就是个宫廷近侍，而她的父亲斯宾赛则特别像乔治四世时期的骑兵上尉侍卫官；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也觉得，戴安娜的姐姐莎拉也像是自己身边一个跟班的，因为莎拉于1978年嫁给了罗伯特·费罗斯（Robert Fellowes），而后者恰恰就曾担任女王私人秘书的助理，后来升任女王秘书。由此可见，戴安娜想要接近王室成员，是非常容易的。

与其他辉格党人有所不同，斯宾赛家族的财力非常雄厚。戴安娜从小就生长在位于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帕克公馆（Park House），里面有10间卧室，是斯宾赛家的别馆公寓。斯宾赛的老家位于奥尔索普，当时戴安娜的爷爷还活着，却与儿子一家人相处不好；戴安娜的父亲就带着一家人搬出去住了。除了家里人之外，斯宾赛还雇用了6个仆人。帕克公馆的设施齐备，有带热水的游泳池、网球场和板球练习场。帕克公馆附近有个池塘，是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乐园。戴安娜养着一只猎犬和一只可爱的小猫；她经常跟父母到郊外玩耍，搭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沙滩小屋。3岁的戴安娜就学会了骑马。

看起来美满的家庭实际上危机四伏。早在戴安娜降生的时候，斯宾赛与妻子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夫妻俩经常吵架，有时甚至会大打出手。1967年，母亲弗朗西丝带着戴安娜和她的弟弟搬出了家，在伦敦的卡多根广场（Cadogan Place）附近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是伦敦最贵的富人区，在那里很容易结交各界商贾名流。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孩子们就回到帕克公馆与父亲团聚。然而，没过多久，婚姻危机再度升级。弗朗西丝在伦敦有了一个情人，他就是皮特·尚德·基德（Peter Shand Kydd），一个在澳大利亚发迹的地毯商，一个有妇之夫。1969年4月，基德的妻子珍妮特·蒙罗·凯尔（Janet Munro Kerr）发现了丈夫的不忠，向法院提出离婚。随即，弗朗西丝也向丈夫正式提出离婚。这件事很快就在社交圈里传得沸沸扬扬，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斯宾赛在处理这件事情时，表现得镇定自若；相比之下，弗朗西丝则显得过于鲁莽，只顾自己享乐，完全把婚姻当作儿戏，缺乏责任感。在法庭之上，弗朗西丝的母亲旗帜鲜明地站在女婿一方，斥责女儿的不忠。最终，法院把孩子们的抚养权判给了父亲斯宾赛。1969年5月，弗朗西丝改嫁，与43岁的基德走到了一起。对于女儿大逆不道的行为，戴安娜外祖母一辈子都没有原谅。

戴安娜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是在寄宿学校里度过的。她爱自己的父亲，但是似乎更愿意与父亲保持一段距离。她先是上瑞德沃斯豪尔（Riddlesworth Hall）国际学校。戴安娜在那里是个非常活跃的分子，总是在寝室里或是在体育课上大喊大叫，从来不老老实实地“坐着”学习功课。她的各科成绩都是一团糟。小学毕业后，她去了肯特郡的西海斯女中（West Heath Girls’School），她的姐姐就在这所学校学习。在那里，戴安娜的成绩仍然没有什么起色，总成绩只有“O”级，是英国中学成绩中最差的等级。从各科成绩上看，她似乎还不如卡米拉：5门成绩是“D”，5次不及格，而且补考仍未过关。

戴安娜的糟糕成绩并非她本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缺乏鼓励的机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人的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纪时期。尤其是上层社会的家庭，对于外界的变革根本无动于衷，依旧沿袭着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于贵族家的女孩来说，度过纯真的童年时代，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无须过多追求学有所成，然后找个门当户对的丈夫，生儿育女——这就是她们的人生道路。她们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英国贵族传宗接代。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冷酷，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与戴安娜相比，她的姐姐们更有出息，学习成绩比她好多了。每到考试，戴安娜总是会晕倒在考场上：浑身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难道这就是她的呼救方式？还是她成心演戏装得楚楚可怜？戴安娜后来回忆说，她一直梦想成为芭蕾舞明星；即便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只要能站在舞台上表演，引起人们的关注，她就会感到非常满足。她在校外报名学习舞蹈，希望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然而，她的个子长得太快，已经不适合从头开始学习舞蹈了。在上寄宿学校的那段日子里，戴安娜经常在晚上偷偷溜进舞蹈教室，自己一个人练习站桩和腾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她是否在这段时间里就患上了食欲过盛的毛病？即使是这样，她也非常巧妙地掩饰过去，没有被人发现。(www.xing528.com)

1975年，父亲斯宾赛搬回了奥尔索普庄园，并且带回了另外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很不平常，有关她的故事恐怕单开一个章节都说不完。戴安娜的这位继母名叫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总是喜欢穿一身艳丽的玫瑰红晚裙，配上玫瑰红的服饰，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她是个女作家，写了很多讲述人生命运的长篇小说。她以前的头衔是里维斯汉女爵（Lady Lewisham），后来出嫁后又被封为达特茅斯女伯爵（Countess Dartmouth）；在70年代，她是个保守派的社区女政客，后来为戴安娜写传记的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如此描述了这位继母的形象：“故意把头发梳得笔直坚硬，像是刚从美发厅里出来似的。”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女人让人一看就觉得讨厌。戴安娜的大姐简整整两年都没和继母说过一句话。另外一个姐姐莎拉更是不把她放在眼里，仿佛这位新的女主人就是一团空气。小弟弟查尔斯也不好惹，他开始清点家里的财务，就像家里来了一个贼似的。后来被封为奥尔索普夫人（Lady Althorp）的芭芭拉在接受女记者简·鲁克（Jean Rook）采访时回忆说，孩子们中只有戴安娜“表现得一直很乖。她只是埋头干自己的事情”。这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在那个浮躁的年代，戴安娜的情感没有寄托，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就像当年的卡米拉一样，高中毕业之后，父母把戴安娜送到了瑞士的一所学费昂贵的贵族女校“阿尔卑斯韦德玛奈学院”（Institut Alpin Videmanette）。在那里，戴安娜只是对滑雪感兴趣。很快，她就写信回家，劝说父母省下这笔学费，因为她想回英国。1978年3月，戴安娜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英国。回国后，她先是在乡下当了一段时间的保姆。终于，她说服了父亲，让她来到伦敦，并送给她一套四室的公寓，作为她18岁的生日礼物。这套房子位于伦敦高档住宅区科勒赫公寓（Coleherne Court）60号。

很快，戴安娜就融入了伦敦的社交界。当时她的一位闺中密友回忆说，她看起来“潇洒自在，活泼开心，没有什么烦心事”。在女校同学的介绍下，她很快就进入到了社交圈里，成为男人们关注的焦点，轻轻松松地当上了交际花。对于想要得到的东西，她并不急于求成，而且也从不刻意地追求什么。1977年，通过姐姐莎拉的引见，她结识了查尔斯王子。几个月之后，她就成了王子的新女友。显然，她的手段也非同寻常。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她从没和任何一个男人上过床。戴安娜曾经先后和几个男人有过恋情——詹姆斯·伯基（James Boughey）、西蒙·贝里（Simon Berry）和亚当·鲁塞尔（Adam Russell），发生过亲密行为。几年之后，戴安娜坦白了自己当时的想法：“我知道，我必须保持清白，为了未来的那个他。”在接受安德鲁·莫顿采访时，戴安娜的同学卡罗林·巴特洛缪（Carolyn Bartholomew）说，那时的戴安娜看上去“就像是被罩上一圈光环”，周围的男人都不太敢“越雷池半步”。戴安娜一直保持着处女之身，这的确令人感到惊奇；尽管她的家庭非常保守，但是在那个思想开放的年代，能够独善其身，实属不易。恰恰是她身上的这份气质令她显得更有魅力，尤其是对查尔斯王子来说，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那次假面舞会邂逅之后，查尔斯很快就邀请戴安娜来巴尔莫拉城堡做客。

1980年9月8日，一个看似平静的秋日，彻底改变了戴安娜的生活。在这一天，有一位记者终于窥探到了她与王子之间的秘密。在离巴尔莫拉城堡不远的一条名为“底河”（Dee）的小河岸边，记者詹姆斯·惠特克（James Whitaker）用照相机捕捉下了一个镜头：查尔斯在安静地钓鱼，戴安娜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惠特克是“皇家鼠袋”（Royal Rat Packs）协会的成员，非常热衷（甚至有些不择手段）打探王室秘闻，专门负责报道有关王室家族成员的各类小道消息；这一次，他是接受了《每日星报》（Daily Star）的委派，在这里蹲点守候王子的出现。就在几个月前，安娜·华莱士与查尔斯在此偷情的场面就被他逮个正着。不过，这一次，查尔斯和戴安娜有了察觉：惠特克使用的长焦镜头在阳光下形成反射光束；随即，戴安娜飞快地跑到一个灌木丛里，躲了起来，并拿出随身带的小梳妆镜，观察了一阵偷窥者，然后就离开了。查尔斯继续装作钓鱼的样子，并拿出一条围巾，帮助戴安娜遮住了头部。“这简直太精彩了。”惠特克暗自叫绝。

惠特克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很快就辨别出了戴安娜的身份。他把这一惊人的发现偷偷转告给了自己的好友，同为报社记者的哈里·阿诺德（Harry Arnold）。阿诺德所在的报社是著名的《太阳报》（The Sun），是默多克传媒集团旗下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专门报道各种花边新闻。第二天，《太阳报》的头版头条出现了一则醒目的标题：“他又坠入爱河了！”（He is in love again.）阿诺德在报道中明确指出，戴安娜就是王子的新宠，并对俩人的关系进行了大胆的推测：“有一些观察家认为，王子将仿效其他王室家族的做法，那就是先结婚，后恋爱。”

回到伦敦之后，媒体开始对戴安娜进行围追堵截，把这位涉世不深的女孩搞得焦头烂额。记者们整天蹲守在戴安娜居住的科勒赫公寓附近，或是来到皮米里科（Pimlico）区，因为戴安娜在那里的幼儿园当兼职老师。从此，戴安娜的私生活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不过在她看来，这是了不起的胜利。以默多克的《太阳报》为首的各大娱乐报纸都开始大肆鼓噪，在读者中掀起一场新的造星运动，把王子的这段新恋情吹捧得无与伦比。摄影师记录下男女主人公的一颦一笑，文字记者更是堆砌各种肉麻华丽的辞藻。人们争相阅读相关报道，一时废纸篓里再也见不到人们丢弃的这些小报。翻遍所有的报纸，竟然没有一篇带有批评性的文章。报社主编们都非常珍惜这个令人心动的爱情故事，不想泼冷水来拆散这对恋人；他们希望把戴安娜打造成为现代版的灰姑娘，让她成为人们梦想中的英国王妃。

很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戴安娜当时的形象深入人心，至今仍挥之不去。在他们的印象中，戴安娜始终是那个平凡普通的“幼儿园老师”，被人们亲昵地称为“淑女戴”（Lady Di）或是“羞女戴”（Shy Di）。她穿着瘦长的棉布短裙，上面带有碎花图案，一副楚楚动人的青春美少女模样。故事的情节更令人着迷：富有的王子在乡下偶遇了庄园主的三个女儿；王子没有看上两个任性的姐姐，唯独选择了美丽娴静的小妹妹。于是，一个普通女孩的美梦变成了现实；在现代版的童话故事中，俩人不仅一见钟情，而且很快就完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结合。这些场景如梦如幻，令人浮想联翩。对于戴安娜本人来说，这个梦也是刚刚到来。她身处梦境之中，难以自拔；而没有哪个旁观者能够帮助她指点迷津，告诉她现实究竟是怎样的。

对此，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查尔斯要保持冷静，不过早已坠入爱河的王子根本听不进去这些。比如，尼古拉斯·索米斯（Nicholas Soames），温斯顿·丘吉尔的外孙，如今也是一位保守党的国会议员。1981年初，他曾提醒查尔斯要谨慎考虑，因为戴安娜才疏学浅，并非知书达理之人。另外，潘尼·科纳切布（Penny Knatchbull）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查尔斯说，她对于戴安娜没有丝毫的好感。按照乔纳森·丁布尔比的说法，潘尼·科纳切布是“王子身边最能仗义执言和最明察秋毫的挚友”。在潘尼看来，19岁的戴安娜只不过是在编织自己的梦想，她并不爱查尔斯这个人；她就像是在出演一幕人生大戏，陷入角色中难以自拔；而她并不知道人们对她的期望。潘尼的丈夫是诺顿·科纳切布，是查尔斯的老朋友，他完全认同妻子的观点，对于查尔斯的执迷不悟感到非常愤怒。

然而，有没有人设身处地为查尔斯考虑过？多年以来，来自各方的压力都敦促王子，尽快找到一位新娘，与她结婚，为温莎家族生育继承人。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王子可以继续做他的公益活动，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以及从事各项体育活动。如今，在面临这项人生大考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公众都一致认可的清纯少女，她甚至“没有任何感情经历”。就连卡米拉对此也没有什么反感：她还算过得去；长得不错；可以调教；不招人烦。即便如此，查尔斯仍然遭受了指责。

身为一国的王子，必然成为众矢之的，被别人说三道四也在所难免。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1981年初，王室方面对他施加了压力：菲利普亲王给儿子写信说，他不该总是拖着戴安娜，必须尽快下定决心，娶她还是放弃。烦闷之余，查尔斯索性去滑雪休假。其间，他和老朋友查尔斯·帕尔默–汤姆金森（Charles Palmer-Tomkinson）进行了长谈，并最终做出了决定。返回伦敦之后，他邀请戴安娜于2月6日晚来温莎城堡共进晚餐。席间，他郑重地向戴安娜求婚，问她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为妻。戴安娜欣然接受说，是的。一切问题就此迎刃而解，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盛大婚礼就此拉开帷幕。

现在看来，整个事件顺理成章的发展阶段已经接近尾声。查尔斯从那时起，就搞起了阳奉阴违的把戏。11月，有媒体记者见到一位金发美女登上了王室专列，与查尔斯共度良宵；人们满怀欣喜地猜测，那个人就是戴安娜，实际上却是与王子藕断丝连的卡米拉。对这一切，戴安娜并非没有察觉，在和查尔斯的交往中，她早就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戴安娜曾经看到一个男式手镯从信封里滑落，上面刻着“F&G”的字样，是弗雷德（Fred）和格拉迪斯（Gladys）的首字母，这正是查尔斯和卡米拉彼此之间的昵称。还有，查尔斯和卡米拉背着戴安娜打的那些电话；卡米拉的照片不时会从查尔斯的书里滑出；等等。所有这些，把即将走入婚姻殿堂的戴安娜推向了深渊，她心中忐忑不安，处境十分尴尬。

现在的人要比当时狡猾得多。1992年，安德鲁·莫顿撰写的戴安娜回忆录中，对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采访，并录下了很多戴安娜的独白感言。1995年，《纵览》（Panorama）节目对戴安娜进行采访，并公开播放了那段录音资料。此外，朱利·波希尔（Julie Burchill）和贝特里斯·坎贝尔（Beatrix Campbell）也都发表文章，谴责了查尔斯的背叛行为。他们认为，是查尔斯勾引了戴安娜，在海誓山盟一番之后，却让她独守空房。查尔斯自始至终只爱过一个女人，那就是卡米拉；然而，作为王室继承人的他必须完成生育继承人的使命，需要和一个未婚女子结为夫妻，生儿育女；因此，他把戴安娜当作合适的人选。戴安娜曾经以为查尔斯是爱过她的；而查尔斯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这桩婚姻完全是走走过场，没有丝毫的爱情可言。

为什么在当时，没有人发觉这一切？为什么全球各大媒体没有发出任何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时刻关注这段爱情故事的人们都没有丝毫的感觉？所有的过程都通过电视转播展现给亿万观众，难道人们就没有发现其中的蹊跷所在？1981年2月24日上午，查尔斯与戴安娜订婚的消息正式公之于众。下午，俩人在闪烁不停的镁光灯下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能否请您简单描述一下此刻的心情？”一位ITV的记者问道。“我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查尔斯看了一眼身旁的戴安娜说，“简而言之，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她能有这个勇气最终接受我，令我感到非常惊喜。”他转过身，面对戴安娜说道。在场所有人都笑了。ITV记者不依不饶地继续问道：“我想，这是出于爱情？”“当然！”戴安娜眼珠一转，回答说。“不管这爱情意味着什么。”查尔斯补充道。他微笑着，戴安娜随声附和：“是的。”

“不管这爱情意味着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很圆滑：与那些花边新闻杂志和书中记述的完全不同，也与戴安娜本人事后回忆的截然相反；当时，戴安娜听到这句话时，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诧或是不安。她甚至开怀大笑：爱情就意味着两个非常幸福的人在一起。“就像您现在看到的一样”，戴安娜频频点头。

1981年，一切都顺理成章，事态的发展也是波澜不惊。接下来就是准备婚礼，庆典仪式一旦敲定就不能延迟。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亲自参与了主会场舞台的背景设计。两年前，出生在商人家庭的撒切尔夫人上任时正陷入低谷、支持率一路下滑的英国内阁。英国经济在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没有什么起色，老牌国有企业纷纷倒闭，工会组织独揽大权，引发一片抗议之声。摆在政府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和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一切都与撒切尔上任之初的预言大相径庭。随着经济的衰退，社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不过，人们也开始崇尚新的思潮和新的理念：追求自我实现，强调个人主义，倡导新的享乐主义。对于“铁娘子”来说，王子的这次大婚可谓是天赐良机，可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使她获得一定的喘息之机。

1981年7月29日，英国王室为王子查尔斯和王妃戴安娜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婚礼大典。在普通人看来，这无疑是一场梦幻般的婚礼。与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结婚时有所不同，人们对于王室家族不再感到神秘，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更多是寻求自我的陶醉和欢乐。人民需要这种娱乐。伦敦街头的60万群众开怀畅饮，其中不乏戴安娜的粉丝和查尔斯的拥趸，更多的人并不是保皇派。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查尔斯王子拥吻了戴安娜王妃；世界上超过1/4的观众通过电视直播见证了这一经典的瞬间。毫无疑问，这次婚礼会永垂青史；然而，奢华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对于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关系，并没有丝毫的改善。

虽然，戴安娜入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宫里的人在这件事的态度上却非常复杂。戴妃成了王室家族中冉冉上升的新明星。在大庭广众面前，查尔斯和戴安娜的举动让许多人彻底抛弃了幻想；查尔斯后来发现，原来的一些宾客好友从此不再来温莎城堡做客了。为了戴安娜，查尔斯也开始四处收集鲜花和泰迪熊，哄她开心。起初，他还能面带微笑。他后来回忆说，整个王室家庭在戴安娜刚过门时，都非常欣赏她，认为她棒极了。然而，过了不久，查尔斯就看出来，这个从乡下来的女孩的确有些手腕，并以自己的方式来和公众、媒体周旋。与其他出生在王室家庭的孩子相比，戴安娜的举止非常率真，更像是普通民众，偶尔也会在仆人面前大喊大叫。她很会和群众打成一片，批评家们认为，她这是在“刻意讨好”大家。在公众场合，她表现得也非常自然，经常伸出双手与群众交流，亲吻小孩子们，或是与陌生人拥抱。与一向高高在上的伊丽莎白女王相比，戴安娜的表现更令人称道：她很会与人交往，鼓励别人，让每个接触她的人都感到备受鼓舞，觉得她与众不同。她经常和自己的支持者们亲切交谈，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令她感到烦恼。的确，她活得十分开心。

菲利普亲王对戴安娜提出了善意的警告：不要被暂时的荣耀冲昏了头脑。戴安娜对此不以为然，或许她根本没有理解菲利普亲王所说的话，也或许她觉得对方是在嫉妒她的成功。她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赞誉之声所包围，搜集着各方媒体对她的报道，为下一次的出镜做着精心的准备。随着地位的提升，戴安娜的行为举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爱慕虚荣”这个词开始慢慢适合她。不过，王室家族成员中还从没有人与这个词沾上边儿。

1982年，王子威廉（William）降生人世，舆论界对此的反响程度毫不亚于当年查尔斯出生时的水平。一家三口的美满生活再次成为街头小报的重点报道内容——其中大部分都是人为编造的。在报纸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初为人父的查尔斯，激动而高兴；美丽的戴安娜在生产过后，虽然略显疲惫，但是俨然是一位幸福的母亲。在白金汉宫住了几个月之后，查尔斯夫妇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威廉搬到了肯辛顿宫。不久前，查尔斯刚刚买下海格洛夫（Highgrove）庄园，它位于格洛特斯郡的科茨沃尔德（Cotswolds）附近，正在紧张地装修之中。在外人看来，查尔斯他们很快就要拥有自己的温馨之家了。

不过，宫里的人慢慢有了异样的感觉。他们发现，王妃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她的情绪令人捉摸不定。刚刚还是幸福开心的样子，随即就会痛哭流涕。她经常把自己一个人锁在屋子里，就像是青春期的花季少女一样。对此，罗伯特·莱塞写道，面对古板、教条和乏味的现实生活，“21岁的她心里起了变化，这种抵触情绪很难被人察觉”。伊丽莎白女王怀疑戴安娜患上了产后忧郁症，于是请来医生、心理学家和咨询师为她会诊。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但是戴安娜却偷偷地把药藏了起来。她经常关起门来，一个人呕吐不止。就连她最亲近的女伴都不知道戴安娜究竟怎么了。现在，我们都获悉，戴安娜患上了严重的暴食症。在她身上显现的症状与其他消化不良症没什么分别，但是仅从简单和单一的病源来推断，很难解释她的种种怪异的表现。许多作家在他们的书里都解释说，戴安娜始终在和自己的心理疾病做斗争。他们一致认为，戴安娜感到周围的人都不喜欢她，都不理解她，都故意疏远她；于是，她四处寻求精神上的救助和支持。有一些相对比较客观的作家认为，即使是在正常状态下，戴安娜的这些要求也很难得到满足：戴安娜从骨子里就不肯接受别人的关爱。在秩序森严的王宫，面对完全不能满足她要求的丈夫，在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之下，戴安娜根本无路可走。她开始变得跟自己过不去，特别是在1984年9月生下小儿子哈里（Harry）之后，她的情绪越来越抑郁，对卡米拉的妒忌也越来越强烈（后来变得对查尔斯的所有朋友都反感）。后来，病情发展得更加可怕，戴安娜甚至开始用玻璃杯、裁纸刀和指甲刀等东西自残身体以排遣郁闷。

在宫里，人们无须深入调查，就能发现导致戴安娜患上心理疾病的元凶。女王伊丽莎白和其他人都明白，紧张和焦虑是引发戴安娜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她整天都要面对摄影师的镜头，媒体的围追堵截也使她不堪重负。自从结婚以后，她基本上失去了行动自由。伊丽莎白女王认为，这恐怕是戴安娜最难适应的。为此，女王陛下特意邀请各大报纸的主编，召开了一次王室内部的茶话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女王亲自和记者们聊天，并恳请他们多多关照年轻的戴安娜王妃，尽量放她一马，别再缠着她了。

然而，女王的一番苦心根本无济于事。媒体更变本加厉，甚至用多达两版的篇幅来报道有关戴安娜的各种花边新闻。而戴安娜自己也开始主动迎合媒体。1982年之后，报道内容有了新的转变。读者需要新的信息。于是，王妃出访时携带的衣箱数量，她在海军慰问时的引吭高歌，甚至她身上所穿的女士胸衣的样式等都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各大报纸也不厌其烦地刊登这些消息，满足读者们的猎奇心理。有关戴安娜的所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被拿出来爆炒一番。有些人甚至津津乐道地探讨极其无聊的话题：为什么戴安娜每天晚上饱餐一顿之后，还要吃一盘香草布丁？也还真有一个营养学专家跳出来说，戴安娜实际上得的是一种极端的暴食症。

报纸就是喜欢这样恶搞，依靠传播谣言来吸引读者。很快，有关戴安娜婚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被人们拿出来进行分析研究。甚至就连戴安娜晃晃脑袋，都被赋予了某种含义。20世纪80年代英国报纸上充斥着这些纯属捕风捉影的猜想和无聊透顶的炒作。然而，报社主编和出版商对于什么职业道德伦理观念根本不感兴趣，他们这样做自然有其原因：直到90年代，头版登有戴安娜王妃照片的娱乐报纸的发行量提高了20%。包括德国和美国在内的海外市场上，戴安娜也成为无可争议的媒体宠儿，是确保高销售量的绝对法宝。

戴安娜的出现对于王室政权来说，也是一大福音；事前所有的担心都一扫而空，人们为王室家族的新成员感到荣耀。80年代上半叶，人们对于英国王室政权的支持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恰好帮助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使她的关注度相对降低。在此期间，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Falkland）的归属问题发生争端，两国为此正式开战。安德鲁王子作为英国空军直升机中队的飞行员，直接参加了这场危险的战役，亲赴前线，重新夺回了被阿根廷人占领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人被王子的英勇行为所鼓舞，大加称颂女王的伟大英明。撒切尔夫人也借此机会拉拢人心，成功地为下一届大选赢得了不少选票。撒切尔夫人一时得意忘形，在欢迎前线将士们凯旋的巡礼上，她居然没有安排女王一家人出席观礼。女王和这位自私自利的女首相关系一直紧张，外人很难觉察到其中的玄机。实际上王相之争已是由来已久。女王心里清楚，在某些场合下，她的一个表情都可以打压撒切尔的气焰。比如在英联邦首脑会议上，许多老殖民地的国家首脑都支持这位保守党的女主席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国内，工会领导人也都站在撒切尔这一边。而在女王的阵营中，绝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政界首脑在很早以前就曾与年轻的女王交情甚笃，从而加深了女王对于这些国家政府的影响。在政治事务上，女王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一旦发生党派争端，女王就会显示自己的君威，要求双方平心静气地解决问题。在党派辩论时，女王总是能缓和气氛，让在场的人都降低声调，达成共识。这特别有助于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彼此妥协让步。然而，撒切尔是个从不妥协的铁娘子，从不向任何人低头。

在英国社会，撒切尔主义风靡一时，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她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的转型措施，对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在对待王室的问题上，撒切尔夫人没有轻举妄动。出身小市民家庭的她对于君主体制却怀有无比的敬慕。因此，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王室内部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变化。1986年，威廉·赫斯廷走马上任，担任女王私人秘书的要职，重新着手整顿宫廷事务，以便使英国王室重振雄风；此前，他曾经主管宫廷的对外媒介公关，推行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改革措施。同样热心于王室改革的还有迈克尔·皮特（Michael Peat），现任查尔斯王子的私人秘书。他起草了一份长达1393页的计划书，提出了188项改革建议，主要是针对宫廷内部运行机制的改革。其中就有关王室财政方面的经营重新进行了规范，这是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首次触及这一敏感的问题。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70年代初，由于政府每年的固定拨款难以抵消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王室家族的财务状况首次出现了赤字。当时，政府出面帮助王室度过了财政危机。然而，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王室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不过，王室内部的变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倒是查尔斯的婚姻危机更令人揪心。这次的起因似乎是来自查尔斯的弟弟安德鲁。安德鲁在军队里战功卓著，引起了全球各地女孩子的注意，迅速成为新一代的白马王子。1986年7月，安德鲁与查尔斯马球教练的女儿莎拉·弗格森（Sarah Ferguson）结婚，传为一时佳话。莎拉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被人们昵称为“费姬”（Fergie），后来被封为约克公爵夫人；她给英国王室带来了青春活力，与病病怏怏、麻烦不断的戴安娜王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来自费姬的竞争，查尔斯催促戴安娜要向这位性格开朗的弟媳学习。而戴安娜已经逐渐从公众的视野中淡出，费姬取而代之，成为社交界的新宠。终于，戴安娜发现，女王喜欢费姬胜过自己，她开始向以前的老朋友看齐，力图夺回自己的位置。先是在宫里，随后就是在公众面前，戴安娜给人的感觉就像费姬一样可爱。正当两位王妃争宠的好戏刚刚开始，事态的发展却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进行，并且很快就告一段落：媒体刚刚欣喜于从王室家族吹出的一缕清风，却又很快就有人指责说，贵为王妃的她们应该恪守妇道，举手投足都要检点。

难道说那时的媒体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先把一个人捧上天，然后再让他落到地上，摔个粉身碎骨？说到底，媒体就是根据大多数人的取向来随时调整舆论宣传的论调。“自然淳朴”的英国王室生活已经“过时”，“仪式化”的家庭氛围让人感到索然无味。于是，人们就挖空心思，来给王室家族成员头上泼脏水，这样才能确保报刊的发行量节节攀升。媒体公开宣称，他们要开始给王室家族挑毛病。由各大媒体记者参加的一场空前规模的调查行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介绍查尔斯和戴安娜在1986年到1992年之间的婚姻危机的各类图书和电影纪录片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在近现代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注意力。并且，人们很难三言两语地解释，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且，谁也不可能站在完全客观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戴安娜事后曾经坦言，在生下哈里王子之后，她和查尔斯的婚姻就已经名存实亡。她的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是结论却有待商榷。就算他俩之前曾有过真挚的爱情，如今这份感情早已不复存在，戴安娜的这一说法是确凿无疑的；然而，至少在1987年的一整年里，戴安娜和查尔斯都曾经试图重归于好。然而，这又谈何容易：一方面，查尔斯很难做出让步，他不会放弃一直以来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戴安娜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行为举止反复无常。她越是想掩盖自己的暴食症倾向，就越是表现得行为失控，以至发展到后来患上了一种极为严重的心理疾病——边缘性人格障碍。

大约是在1987年，查尔斯开始和卡米拉恢复了情人关系，寻求心灵的慰藉。有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戴安娜对此的看法截然相反），查尔斯的确是从那时起，才开始定期与卡米拉幽会。与此同时，查尔斯对一些新的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四处寻访业内专家，比如建筑学、整体治疗学和生态学。戴安娜对这些东西没有丝毫兴趣，而卡米拉却不然，她与查尔斯兴趣相投。

戴安娜的兴趣放在了社会公益活动上。她就像是个当代的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把精力都倾注在公众卫生事业上，经常探望医院和急救站里的病人和伤者；此外，她对艺术和舞蹈也充满兴趣。她还非常关心遭受丈夫虐待的妇女们的悲惨命运，倡导反对家庭暴力。后来，随着艾滋病在全世界的蔓延，她又积极加入到抵抗艾滋病的公益活动中。简而言之，查尔斯是个喜欢传统文化的学者型王子，而戴安娜则是追求现代理念的爱心型王妃。俩人在兴趣爱好上原本可以分工互补，彼此借鉴，和谐共处。然而，戴安娜对于受苦受难的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却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曾经多年从事戴安娜心理状况的研究，他把这解释为一种心理情结：“在热情无私地给予陌生人关爱的背后，隐藏的是戴安娜内心对于回报的渴望，她渴望得到爱的回馈。”他于1997年写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因为这篇文章发表在8月31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副刊上。戴安娜开始疯狂地参与一个又一个公益活动，搜集“好的项目”来以她的名字命名。1993年，戴安娜投身公益活动达到最高潮，以她的名义倡议并资助了120多个团体组织。

不过，戴安娜也开始红杏出墙。自从1985年以来，她不断被爆出与周围男人发生越轨行为。巴里·麦纳基（Barry Mannakee）是第一个与王妃有染的人，他曾经担任戴安娜的私人保镖；在丑闻败露之后，他被调离了原先的岗位。1986年底，戴安娜开始和詹姆斯·休伊特（James Hewitt）展开了一场长达五年之久的主仆之恋。詹姆斯·休伊特是王室的贴身侍卫官，也是戴安娜王妃的马术教练。这段恋情之所以尽人皆知，是因为休伊特后来主动向媒体大爆隐私，搞得沸沸扬扬。除此之外，戴安娜还与其他男人有过不寻常的关系。比如大卫·沃特豪斯（David Waterhouse）和菲利普·邓恩（Philip Dunne），他们都曾因被媒体的记者盯梢，在公开场合与戴安娜王妃有暧昧举动时，被逮了个正着。1989年夏，从事汽车生意的詹姆斯·吉尔贝（James Gilbey）在戴安娜最失意的时候，成了她的精神依托。吉尔贝在很早以前就与戴安娜结识，俩人关系一直不错。从戴安娜的这些越轨行为中可以看出，她希望借此来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从1988年开始，戴安娜就把自己看作是婚姻生活的牺牲品，是一个病人；她接二连三地尝试各种治疗方法，总是幻想能出现奇迹，解决她身上的所有问题。

1987年之后，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姻危机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次可不是新闻媒体的炒作活动。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安德鲁·莫顿的精心统计，查尔斯和戴安娜俩人几乎再也没有同时在媒体上露面，以往在头版头条上经常刊登的夫妻俩卿卿我我亲密无间的照片彻底消失了。人们看到的都是有关戴安娜的流言，偶尔也会把卡米拉牵扯进来。后来，人们发现，戴安娜也学会了如何戏弄那些媒体记者：她总是故意放出一些消息，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来打压对手。慢慢地，查尔斯过去的许多丑闻不断见诸报端，诸如他是个坏爸爸，对待朋友冷酷无情。查尔斯也有一些身边的朋友站出来为他辩护，然而这些言论最终还是被淹没在一片口诛笔伐的谴责声中。

发展到后来，戴安娜甚至整天说个不停，经常自言自语。就在他们结婚10周年前夕，她让人用磁带录下了自己的口述回忆录。她把这些磁带偷偷地交给安德鲁·莫顿，让他以此为基础，制造一个轰动性的丑闻。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戴安娜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留下丝毫把柄，以防别人顺藤摸瓜，揭穿她的这一行径。她心里清楚，这是对家庭的背叛。

莫顿所写的最新版戴安娜传记中，采用了录音磁带中的一部分素材。1997年，戴安娜去世之后，这本书很快面世，迅速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从书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的确是戴安娜本人的真实口述；1992年，在莫顿的上一本书《戴安娜——她的真实生活》（Diana Her True Life）中，这些内容就有所体现。莫顿引用戴安娜的原话更加强了书中内容的真实性，与以前宫廷女教师玛莉安·克劳福德的自述类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书中援引戴安娜的有些话甚至都是自相矛盾的，或者前后不一，难以自圆其说；这却恰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莫顿的书无疑是对英国王室的重大打击，不过在此之前，王权政体就已经屡受重创了。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为英国王室的衰落吹响了序曲。在英美联军攻打科威特（Kuwait）和巴士拉（Basra）的时候，曾经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中英勇冲杀在最前线的安德鲁王子却在西班牙的马尔贝拉（Marbella）悠闲自在地打着高尔夫球；王妃戴安娜和费姬各自去了度假胜地滑雪和享受日光浴。公众对于王室成员此时的表现非常不满，就连那些没有受到战争牵连的人们也都发表了公开谴责。他们认为，王室家族应该在这一紧张时期处事低调。1991年6月，记者菲利普·哈尔（Philip Hall）在一个电视杂志节目《世界在行动》（World in Action）中，披露了一项调查报告，这项报告显示，女王和子女们的收入是免税的，而这项规定并不是历朝历代祖传下来的，是爱德华八世之后才制定的新规。对此，宫廷内务部必须做出交代。与此同时，查尔斯由于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陷入名誉危机。事情的起因是，威廉王子在一次游戏时不慎发生了意外，摔破了头部，被紧急送往奥蒙德大街（Great Ormond Street）的伦敦儿童医院救治。医院要求孩子的父母整夜陪护。母亲戴安娜老老实实地待在儿子的床边，寸步不离；而父亲查尔斯却逃避责任，跑出去看歌剧。《太阳报》不失时机地大造舆论，使得夫妻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戴安娜就像天使一样守护在孩子身旁，令人仰慕；而查尔斯则像是个无赖爸爸，令人厌恶。

1992年1月，费姬王妃成了《太阳报》新的攻击目标。连续几天长篇累牍的报道让读者们知道了，身为王妃的费姬是如何与美国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史蒂夫·怀亚特（Steve Wyatt）搞在了一起。同年2月，伊丽莎白女王出访澳大利亚，那里的民众显然对王室一家产生了抵触情绪。与此同时，查尔斯和戴安娜出访印度。在一次公开场合下，戴安娜的一个不经意的手势透露给媒体重要的信息，表明了夫妻关系的紧张：查尔斯当着众人的面，试图亲吻戴安娜；而后者却扭过头去，故意躲闪；一瞬间，查尔斯像个傻小子一样待在那里，嘴唇从妻子的面颊滑过，样子非常尴尬。接下来是记者拍照的时间：俩人单独拍照，而且彼此离得很远；戴安娜系了条红色头巾站在烈士墓前，头巾是当地的艺术大师塔伊·马哈尔（Taj Mahal）亲自为王妃设计的。王室新闻官对此大书特书，让读者看得大呼过瘾。

3月，女王又面临一大堆棘手的难题。先是撒切尔夫人要求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与此同时，安德鲁王子再也看不下去妻子的放荡行为，俩人的婚姻陷入空前危机。3月底，戴安娜的父亲约翰尼·斯宾赛去世，戴安娜费尽口舌才说服丈夫与她一起出席了丧礼（德国的小报在图片新闻下居然使用了“重归于好”的标注）。4月，安妮公主公开宣布，将要和丈夫马克·菲利普斯离婚；原因是丈夫菲利普背叛了她，与别人乱搞并生下了一个私生女；此前，他们俩早已分居多年。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得王室家族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就连以前不太关心王室生活的人们也开始竖起耳朵，四处打探有关消息。《星期日泰晤士报》不失时机地请来安德鲁·莫顿担任专栏作家，爆料宫廷秘史。就此，莫顿也开始著书立说，一发而不可收。

莫顿不再满足仅仅向读者揭秘十几年前的那些尘封往事，比如说那场豪华的婚礼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骗局等。在刻画人物方面，他明显偏向心中一向景仰的戴安娜王妃，而把王室家族的其他成员描述得都像是肥皂剧中的反派角色。在他的笔下，女王缄默不语，傻里傻气；查尔斯举止粗鲁，脾气火暴；女王的母亲诡计多端，奸诈狡猾；安妮公主附庸风雅，装模作样。女王一家都是冷酷无情，生活非常无聊；温莎家族则陷入“运转不良”的状态。而这其中，查尔斯是绝对的大反派，而卡米拉也成了卑鄙无耻的女二号。一家人中只有戴安娜是善良、热心和纯真爱情的化身。显然，这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6月8日，《星期日泰晤士报》首次刊登莫顿文章后的第二天，查尔斯和戴安娜就一起向外界公布俩人的关系彻底结束。在和戴安娜会面之前，查尔斯已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女王，并通知了政府内阁。离婚问题大局已定，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政治家们考虑的是此事对于王位继承的后续影响。大家开始谈论查尔斯和戴安娜分手后的安排，言词非常冷漠，主要就是讨论该如何将戴安娜王妃扫地出门。

12月2日，英国首相正式对外宣布（在戴安娜的要求之下），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关系暂时搁置，以观后效。在此之前，伊丽莎白女王通过另外一起事件感受到，民众和王室家族之间的关系正处在复杂矛盾的状态中。1992年11月20日，温莎城堡里不幸发生了火灾。大火是从一座私人教堂里烧起来的，火势随即迅速蔓延开来，占这座巨大城堡1/5面积的建筑很快被烧毁。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圣乔治宫（St. George’s Hall）的屋顶化为灰烬，好在里面价值连城的家具和王室收藏的大部分油画得以幸存。这场大火对女王本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女王从小就生长在温莎城堡里，她的内心与这座城堡息息相关。根据有关专家估算，重新修复整个城堡需要花费1.1亿马克，女王得知后，表现得非常沮丧。

温莎城堡失火后的第二天上午，内阁政府的文化部长皮特·布鲁克（Peter Brooke）对外宣布，国家可以拨款来完成温莎城堡的重建工作，但是这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会招致人们的反对。与此同时，11月26日，人们一直以来激烈讨论的有关女王纳税义务的问题也有了最新的进展，结果令人有些惊喜：王室对外宣布，从1993年起，王室收入中的一大部分将依法纳税，享受《王室费用法案》的王室成员削减为三名——女王的母亲、女王和查尔斯王子。此外，温莎城堡的重修费用由王室自己承担。这样一来，那些成天盯着王室腰包的家伙们终于可以闭嘴了。

为了庆祝女王结婚45周年，英国王室于11月24日在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市政厅（Guildhall）举办盛大庆典活动。这座古老的市政厅位于伦敦的商业区，是伦敦城的主体建筑，也是直接隶属于女王管辖的地区政府所在地。舆论界对于王室家族口诛笔伐的硝烟始终未能消散，用伊丽莎白女王自己的话来说，过去的几个月“简直就是恐怖不堪”。这也是她继位以来最艰难的一年，女王用特有的宫廷辞藻来描述了这段“往事不堪回首”的日子。“无论是组织、社区还是王室本身，都不能指望能从公众的质疑声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奢望他们的忠诚或是支持。他们根本不会这样做的。”这是女王的真实想法，起初不过是她本人的一番牢骚而已，后来却被人们当作是一次重要的讲话，促成了日后的宫廷变革。此时的女王已经下定决心，要对王权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与此同时，她还在这次市政厅举办的庆典活动上，公开恳请民众的理解和同情，让大家都了解，王室家族目前处在最危难的关头。

人们或许会同情王室的处境，但是，这段恐怖时期尽快结束的希望却很快就落空了。不久，《镜报》（The Mirror）再次爆出猛料，刊登了费姬的一组照片，照片上的王妃非常放荡，让一位名叫约翰·布莱恩（John Bryan）的男友亲吻自己的脚趾。眼看着竞争对手的发行量突飞猛进，《太阳报》也毫不示弱，抛出了更为惊人的消息。就在《镜报》发表费姬王妃的丑闻照片之后的第四天，《太阳报》刊登了戴安娜王妃于1989年（也就是三年前）新年前夜和男友詹姆斯·吉尔贝的电话录音。在电话中，詹姆斯亲昵地称戴安娜为“温香软玉”（Squidgy）。而戴安娜则向对方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对王室生活充满了怨气（“这个该死的家”）；莫顿的书把这次对话称为“电话门”事件。很显然，戴安娜的这位“密友”与她的关系非同寻常。当然，随着莫顿的书开始面世，戴安娜的名声一落千丈，成为这次“电话门”事件的最大牺牲品。

《太阳报》是从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手里获取的原始电话录音。这个人喜欢搜集名人的隐私资料，再卖给报社，赚取不义之财。不过，根据《温莎家族的战争》提供的证据，与之略有出入：这位无线电爱好者并没有窃听到电话内容，而是无意中监听（很可能分成好几次）到了电话录音的二次传送。如果是这样，那么监听戴安娜手机电话的肯定是某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只有特工专家才能用如此完备的技术手段对王妃的电话进行实时监听；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监听王室家族成员的电话？直到今天，这仍是一个谜。在戴安娜的电话门事件之后，“卡米拉电话门”事件也随即曝光。同年冬天，查尔斯王子偷偷给卡米拉打电话的录音内容也被公之于众。这次电话的内容更为肉麻，令人瞠目：两个人说话的口吻，就如同他们刚刚相恋，彼此如胶似漆。所有这一切给民众造成的印象是，贵为一国王子的查尔斯总是死缠烂打地追求一个有夫之妇，就像一贴狗皮膏药一样令人厌恶。英国王位继承人从此声名狼藉，为人所不齿。

1992年之后，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危机彻底爆发，而且不再遮遮掩掩，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不过，也有人认为，戴安娜故意跟记者达成默契，制造噱头，来表现自我。比如，她发现教堂下属的临时招待所经常收留一些绝症病人；因此，她就能以“私人”的名义前去探望，而媒体即便知道这一消息，碍于教堂的规定，也无法随意采访。此外，戴安娜在这段时期里，重新散发出母性的光辉，把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孩子们身上。然而，在媒体的眼里，戴安娜整天就是出访世界各地，有时带上儿子们一起，再不就是忙着各种应酬，让记者们拍照，在报纸上大出风头：在加勒比海岛上骑马，带孩子们一起在美国度假，与南非穷苦的黑人孩子们一起吃饭。每个瞬间，王妃脸上都挂着迷人的微笑。

公众被王妃的热情所感染。戴安娜的所作所为恰恰满足了人们对于王室成员的期望：投身社会生活，参与慈善事业，展现王家风采。与戴安娜相比，其他王室成员的表现就有些不尽如人意。查尔斯在公众面前总是显得很呆板，不那么平易近人；他的那些爱好，比如马球，打猎，或是坐在岸边画水彩画，让人们觉得他是个极端缺乏生活情趣的贵族子弟；查尔斯自己都说过，他宁愿和大树聊天，这也成了英国人讥笑这位王子的理由。与他们夫妇俩相比，查尔斯的弟弟妹妹更是不值一提，尽管安妮公主非常热衷参与各类事务工作，其成就比查尔斯和戴安娜俩人的总和还要高。而菲利普亲王呢，无论他做什么，给人的印象总是一个大兵的感觉，乏善可陈。在公众心目中，能和戴安娜一争高下的恐怕就只有女王的母亲了；她老人家的慈祥和宽厚，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堪称模范老奶奶。女王陛下呢？对于伊丽莎白女王来说，人们对她仅存的也就是基本的尊敬而已，要不是鉴于她一国之君的身份，或许每个人都会拿她开一通玩笑。

然而，戴安娜笼络人心的小把戏并没有持续多久。《世界新闻周刊》（News of the World）披露了戴安娜与艺术品商人奥利弗·霍尔（Oliver Hoare）的秘密恋情；有证据表明，戴安娜王妃曾经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主动给对方打电话，让人不胜其烦。与此同时，戴安娜的艳照也成了媒体吸引读者眼球的法宝。先是《太阳报》购买了王妃在健身房里一些姿态不太美观的照片；随后，《你好》（Hello !）杂志也获得了几张戴安娜晒日光浴的露点照片。虽然，报刊媒体并没有刊登那些有碍风化的照片，但是却暗中指摘王妃生活的不检点。1993年12月，戴安娜终于厌倦了与媒体之间的游戏，宣布“从公众生活中隐退”。实际上，戴安娜根本离不开媒体的猎奇报道和亿万读者的疯狂关注，从骨子里来讲，她还是喜欢出风头，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知道戴安娜的这一弱点，也是她的一种病态心理。

1994年6月29日，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查尔斯也开始主动出击了。查尔斯的好友乔纳森·丁布尔比为他策划了一个名为《查尔斯：家居男人，公众角色》（Charles : the Private Man,the Public Role）的电视纪录片，通过私人电视台ITV向全国播放。与莫顿的书相比，丁布尔比镜头下的查尔斯显得更为谦和友善，并且在片中，他也对戴安娜进行了抨击。人们在电视片中看到的戴安娜总是走极端，在查尔斯身边的她不是穿金戴银得光彩照人，就是无中生有得令人反感。片子播出之后，戴安娜大发雷霆。片中有些内容并非无中生有，比如查尔斯在回答丁布尔比的某些问题时，表现得就非常真诚。“在您娶她为妻的那一刻，您是否试图向她承诺，忠贞不贰，白头偕老？”记者提问道。“是的，毫无疑问。”查尔斯回答说。“您真的这样做了吗？”丁布尔比继续问道。“是的，”查尔斯略有些迟疑，“我们一直试图挽回，直到婚姻的确走到了尽头。”按照这一说法，查尔斯的确承认了自己的不忠，却是在他认为夫妻感情已经终结之后，他才做出了出轨的行为。

戴安娜心理近乎崩溃，她的最后一张牌就是逃避。电视播放当晚，1300万英国人坐在电视机旁收看了这部讲述查尔斯生活的专题片；戴安娜则去了离肯辛顿宫几步之遥的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参加那里举办的活动，这显然是王妃事先安排好的，为的就是和丈夫在同一天晚上对垒。身着无袖短裙出席活动的她果然引起了轰动；第二天的各大报纸头版头条中，查尔斯的节目报道被戴安娜的盛装亮相所取代。戴安娜在与丈夫的对决中，再次胜出。

女王也看了查尔斯的节目，她对儿子的态度颇感失望。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和儿媳把家丑外扬，完全没有考虑对王室家族的不良影响，女王的确伤透了心。不管怎样，公开与一位有夫之妇乱搞男女关系，女王始终认为儿子这样的做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对于戴安娜，女王有着些许同情；不过，对于儿媳没完没了的绯闻和一蹶不振的情绪，女王早已是气愤至极。女王对于他们俩人的行为都感到不可理解。她自己为了捍卫王权统治，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婚姻和所有的一切。而她的这些儿女们只贪图自己享乐，最终把这个家搞得一团糟。

此前，女王只不过是在宫里感到有些愤怒。不过，到了11月，随着丁布尔比出版的新书《威尔士亲王：一部传记》（The Prince of Wales : A Biography）面世之后，女王开始有些按捺不住了。在出访莫斯科的时候，女王完全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以母亲的权威来插手儿子的婚姻。她斩钉截铁地指出，查尔斯必须尽早结束这段婚姻。正如丁布尔比写的那样，女王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一向冷漠无情。从小的时候开始，查尔斯与母亲的关系就有着隔阂，而父亲也总是高高在上。童年的查尔斯需要“关爱和认可”，但是父母从未给过他。从这一点上来看，查尔斯是王室的牺牲品。

一年之后，BBC电视杂志《纵览》精心制作了一期戴安娜的节目：自温莎公爵退位之后，BBC再次派出了最强大的摄制组拍摄报道王室生活。据统计，节目播出当晚，共有2.28亿观众亲眼看到马丁·巴舍尔（Martin Bashir）对戴安娜所做的访谈。这次访谈的录制过程对外界实行了高度保密的措施（就连BBC的高层对此都一无所知）。节目的播放时间特意选在1995年11月20日，也正是温莎城堡火灾三周年和女王结婚纪念日庆典之后。不出意料，节目播出后引起了轰动；但是，也只是形式上的火暴而已。面对镜头，戴安娜仍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的信息。不过，人们仔细观察了出现在节目中的王妃：脸部的妆化得很暗，表情始终非常痛苦，一直耷拉着脑袋，眼睛望着天花板，可怜而又无助。很显然，戴安娜表现得像是个被人欺骗的弱女子，令人怜惜；言谈举止倒像是个遁入空门的尼姑，有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虽然与后来的电视分析数据有所不同，但是戴安娜的确达到了自己的预期效果，征服了观众的心：节目播出后，报纸进行了问卷调查；70%的英国人都认为，戴安娜是温莎家族的牺牲品，查尔斯应该对婚姻破裂承担责任。戴安娜对于丈夫的不忠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婚姻殿堂里挤进了三个人，这未免太难受了吧。”

伊丽莎白女王是否最终看清了这场婚姻危机的本质？作为大权在握的后宫总管，作为英国圣公会的领袖，女王早就该明白，这场婚姻已经无可挽回。1995年12月，女王以教会的名义分别给查尔斯和戴安娜写信，要求他们俩尽快商讨离婚事宜。查尔斯身边的人把这封信的内容泄漏给了外界，使得离婚程序变得更加迫在眉睫。当事人双方聘请的律师不停周旋在各种复杂艰难的谈判之中，而查尔斯和戴安娜也各自通过媒体表达了意愿，希望在整个离婚程序中争得主动。在事先没有和查尔斯商量的情况下，戴安娜率先公开了离婚的想法：“威尔士王妃特意向威尔士亲王提出的离婚请求。”戴安娜单方面行动惹恼了查尔斯。另外，戴安娜还明确表示，她希望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并保留王妃的头衔和王室特权，结果却令戴安娜大失所望。1996年8月28日，查尔斯与戴安娜正式离婚。戴安娜获准保留下了“威尔士王妃”的头衔（作为“戴安娜”的姓氏），但是却被剥夺了王室家族成员的特权，也就是说，她不再是“戴安娜王妃”，不再是王室家族中的一员。此外，法院还判给她保留位于肯辛顿宫的寓所、圣詹姆斯宫的办公室和一大笔离婚补偿金——1700万英镑，按照当时的币值折算约合2000万欧元。

离婚之后的戴安娜仍然不懈地努力，希望继续保持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她依旧表现得像以往那样热心、温柔和平易近人。她全力以赴地参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能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96年夏，戴安娜两次出访南美洲和北美洲，参加当地举行的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她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她的带动下，各类活动募集到的捐款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在英国国内，面对下议院个别保守派议员的指责，戴安娜仍坚持反对英国的武器出口，呼吁世界和平。1997年5月，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赢得大选胜利之后，特意邀请戴安娜来到他位于契克斯（Chequers）的住所，与她商讨在今后政府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在对待王室家族的问题上，布莱尔希望能够做到左右逢源，进退有余。布莱尔心里清楚，公众（他的选民）希望他能够帮助缓和戴安娜与女王一家的关系，使大家能够和睦相处。

然而，离婚后的戴安娜是非常孤独的。很多个夜晚，这个受世人爱戴的女人经常自己一人独守空房，两眼呆呆地望着远方。她情绪多变，像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除了一些亲近的朋友之外，她与外界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1997年夏，戴安娜犹豫再三，还是接受了邀请，前往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蓝色海岸度假。之所以犹豫再三，是因为邀请她的主人是在英国备受争议的富豪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兹（Mohamed Al Fayed）。法耶兹家族拥有英国著名的哈洛德百货（Harrods）和著名的杂志《笨拙》；其家族名下的财产还包括巴黎的丽兹酒店和英国的许多宫殿古堡。法耶兹曾经试图贿赂两位政客，后被人揭发，留下了不好的名声。身为亿万富翁的他却始终没能获得英国国籍。法耶兹是个埃及人，一直在英国做生意。

在法耶兹的糖衣炮弹攻势之下，戴安娜有些心动了。王室家族对于法耶兹并不陌生。女王曾经见过他好几次。法耶兹是爱斯科赛马会的主要赞助商，而女王每年都要前往观看赛马会，所以对这个埃及人非常熟悉。一来二去之后，戴安娜成了法耶兹家族的座上宾，经常受邀前往其私人海滩度假，或是乘坐195英尺（约59米）长的巨型豪华游艇“约尼卡”（Jonikal）号出游。终于有一次，法耶兹介绍自己的长子给戴安娜认识，他就是埃马德（Emad），而人们都称他为“多迪”（Dodi）。41岁的多迪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认识戴安娜的时候，他正和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名模凯莉·费雪（Kelly Fisher）打得火热。据说，戴安娜和多迪并没有一见钟情。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俩人之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终于，成群结队的狗仔队记者再次拍到了戴安娜陷入一次新的恋情之中的镜头；她仍然像以往那样，如梦如幻，令人向往。直升机接送、豪华游艇上的幽会、幽静浪漫的港湾和情意绵绵的卫星电话。法耶兹出钱帮助戴安娜参与救助波黑战争中的难民，多迪则花了一大笔钱打发了前任女友凯莉·费雪，并让她保持沉默。为了追求戴安娜，多迪一掷千金，买了很多贵重的首饰送给她。1997年8月21日，在地中海海滨，俩人在“约尼卡”号游艇上度过了最后一次浪漫的假期。戴安娜想要回伦敦探望儿子们。8月30日，戴安娜和多迪在巴黎丽兹酒店共进晚餐。俩人相处得非常甜蜜，然而却被路人和狗仔队记者发现了。午夜过后，戴安娜和多迪乘车驶回多迪在巴黎寓所的途中，被几个狗仔队记者开着摩托车跟随盯梢。为了躲避记者的尾随，戴安娜和多迪乘坐的由保安队副队长亨利·保罗（Henry Paul）驾驶的奔驰220轿车由于车速过快，一头撞在巴黎阿尔玛隧道的石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