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王朝女王时代：伊丽莎白二世

在伊丽莎白二世执政初期的20年里，王室对于外界环境的反应始终有些迟钝，王室家族在英国政坛的实力也越来越弱，而此时，好莱坞更开始抢夺王室的风头。因此，就像科维尔所说：不能将媒体拒之千里之外，而是要主动与媒体配合，打造英国王室第一家庭的形象。这些话就像预言一样击中了时代的脉搏。

1952年2月6日，清晨，国王的私人秘书爱德华·福特（Edward Ford）给丘吉尔打来电话，吵醒了睡得正香的首相，并且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乔治六世于昨夜去世了！“这可不仅是个坏消息，”丘吉尔回答说，“这简直就是最糟糕的消息。”停顿了一分钟之后，丘吉尔恢复了平静：“我还不认识新女王呢，她还是个孩子吧。”

丘吉尔的话只说对了一半。这天早晨，公主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sor）正式成为伊丽莎白二世。新女王25岁，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尼戈尔·尼克尔森在《女王和我们》中把新女王誉为“世界上仅次于女影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的最著名的女人”。当然，把女王和秀兰·邓波儿相提并论似乎有些不妥。

丽丽贝特（为了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后区分，我们以她的昵称来称呼她）在当上女王之前，就早已经“功成名就”了。七岁之前，还是小姑娘的她就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完全是为了战争期间的宣传而服务：她是英国人心中的好孩子，在战争期间被迫与父母分离，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承受战争之苦。宫廷御用摄影师塞瑟尔·贝通拍摄了小公主的很多照片并刊登在媒体上；在这些照片中，丽丽贝特总是神采奕奕，充满了自豪感，无忧无虑，看上去纳粹德国的铁蹄对英国人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这便是丽丽贝特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的工作，她们要在世人面前表现得快乐和自信，并且没有丝毫的做作。

然而，照片上反映的场景只不过是生活中的瞬间。丽丽贝特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欢乐。还是小姑娘的她就曾经和温莎城堡里的年轻侍卫官打情骂俏，甚至对其中一个动了真感情，他就是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的儿子休·奥斯顿（Hugh Euston）。在一段时间里，他颇得小公主的赏识。然而，小伙子可不想今后成为“女王的配偶”，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陪衬。他更希望当一个财大气粗的地方贵族。俩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只能保存一份友谊和一段美好的回忆。

不过，小公主很有主见，早就看好了下一个目标。1942年9月，年仅16岁的丽丽贝特写信给家庭教师克劳菲，向她袒露心扉，说她和几个闺中密友私下里议论心里的梦中情人，“他就是我的偶像”。克劳菲知道她指的是谁：希腊王子菲利普（Philip）。菲利普刚刚被提拔成英国海军中尉，在“华莱士”（Wallace）驱逐舰上任职，负责在泰晤士河入海口防御德国潜艇的入侵。每次靠岸上陆休假，菲利普都住在他的表姐家。她的表姐是肯特公爵夫人玛丽娜，她的寓所位于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艾弗（Iver），离温莎城堡没多远。于是，菲利普很快就成了经常光顾温莎城堡的座上宾。从对外宣布的情况来看，菲利普只不过是在1943年圣诞节以及随后的新年酒会上受邀参加了王室家庭聚会。玛格丽特公主回忆说，他一直待到深夜，而且能听到他们在开怀大笑和轻歌曼舞。然而，作为晚会的主办者，国王夫妇并不喜欢如此的宫廷韵事。

温莎城堡的保安们为了公主们私下偷情，想出了一些点子。丽丽贝特就和自己的梦中情人在保安的帮助下偷偷来到宫内后院的小房子或是伊丽莎白王后的“画室”里谈情说爱。实事求是地讲，欧洲的王公贵族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并没有太多的余地：不是太老，就是太小，再不就是跟德国人有些瓜葛。英国的皇亲国戚也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就连女王陛下也是如此。著名的宫廷作家罗伯特·莱塞（Robert Lacey）透露说，女王书桌的抽屉里放着一张11人候选名单（奥斯顿也位列其中）。但上面却单单没有希腊王子菲利普的大名。

菲利普没有被列为候选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与德国人的关系太密切。菲利普与德国黑森王子是近亲，而对方竟然是个纳粹党徒！其实，所谓黑森王子也不是什么贵族，他一贫如洗，连老婆都娶不上，一生碌碌无为，只不过他的德国血统让他抬不起头来，而且他的姓氏也让人听起来那么熟悉：蒙巴顿。

丽丽贝特可不管这些，她一向我行我素。1939年7月22日，这是丽丽贝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就在那一天，乔治六世和王后乘船前往达特茅斯的海军军校，参观视察那里的各方面情况。国王一家乘坐的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号皇家游艇。而国王的表弟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作为皇家第五驱逐舰队的海军司令全程作陪。

这个蒙巴顿在家族里被人昵称为“小胖子”，与英国王室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1914年，这个有着德国血统的蒙巴顿亲王的儿子在剑桥大学与年轻时代的乔治六世结识，并成了好朋友。在此之前，他和大卫王子的关系也不错，曾经陪着大卫出访世界各地。蒙巴顿曾经非常支持大卫的政治主张，然而就在爱德华八世宣布退位之后，他也见风使舵，很快就转而投靠新登基的乔治六世。蒙巴顿举止高雅，谈吐幽默，活泼有趣，喜欢冒险。他娶了埃德温娜·阿什利（Edwina Ashley）为妻，完全是冲着对方的万贯家财而去，而且对此毫不掩饰（夫妻两人在性生活上都非常放荡，而且彼此我行我素，互不干涉）。蒙巴顿一向诡计多端，善于钻营，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乔治六世对此很清楚，而且经常拿他开玩笑。伊丽莎白王后可不喜欢这个家伙，尽量躲着他，因为她实在受不了他那副摇尾乞怜的样子。然而，这次在达特茅斯，他又不失时机地冒了出来，人们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其实，没人能想到，蒙巴顿就是喜欢在国王面前出出风头。

当天下午，蒙巴顿的一个侄子前来做客。他就是菲利普王子，希腊亲王安德烈亚斯（Andreas）和丹麦公主艾莉丝（Alice）的儿子，而艾莉丝就是蒙巴顿的妹妹。菲利普王子是个18岁的小伙子，长得很高大，感觉不太像是希腊人，倒很像是北欧人；因为他的父亲娶了个北欧公主，所以他的长相给人感觉他似乎是德国北部来的。菲利普的青少年时代颠沛流离，不堪回首。在他一岁半那年，他的父亲被赶出了希腊，被迫流亡海外，他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随后，他的父母整天吵架，他也成了家里的累赘。1933年，一家人流亡到英国，他被家里人送进了高登斯顿学校（Gordonstoun School），一所教规森严的寄宿学校。他的母亲脑子有了问题，整天疯疯癫癫，被隔离起来；他的父亲扔下孩子们不管，自己一个人住在法国的里维埃拉。菲利普的四个姐姐也都远嫁到德国，他只能偶尔和姐姐们保持书信往来。后来，他又和一个远房舅舅乔治（George）联系上了，而乔治的贵族头衔是米尔福德黑文侯爵，也是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的大哥。这位乔治舅舅也算是鼎鼎大名，是个著名的色情狂，娶了个名叫“娜达”（Nada）的双性恋老婆；他还是个色情图片的收藏大师，在当时可谓是尽人皆知。1938年4月，乔治舅舅患骨癌去世。此后，蒙巴顿就承担了照顾菲利普的责任。

1939年，没有丝毫王室背景的菲利普出人意料地进入皇家海军学院任职。此时的他甚至还没有英国国籍（其实，身为乔治二世的远房亲戚的后代，他自动有权获得英国国籍），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他首先赢得了丽丽贝特的好感。家庭教师克劳菲曾经写道，菲利普在一次看网球比赛时，非常绅士地给自己这个远房表妹端来了姜汁酒和汽水。此举果然奏效：第二天，国王一家就盛情邀请这个小伙子喝下午茶。在这次会面之后，丽丽贝特就为菲利普的气质倾倒了。他的出现，让这个13岁的小姑娘彻底地敞开了爱的心扉。丽丽贝特疯狂地爱上了他。

菲利普的一张照片就此摆在了公主的书桌上，照片里的菲利普留着络腮胡子，英俊的面庞格外迷人。丽丽贝特开始给这位远房表哥写信，倾诉爱意。可惜不久，菲利普便被派往地中海执行公务。1944年以后，他又跟随部队去了远东地区。公主与梦中情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俩人的浪漫爱情只好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中。

曾经做过艺人、作家、政治家和电台记者的贾尔斯·布伦迪斯（Gyles Brandreth）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菲利普和伊丽莎白的婚姻历程。他确凿无疑地指出，他曾经从菲利普亲王口中得知，当年的这段感情仍然停留在纯粹的表兄妹友情阶段，还没有进入男女爱情的阶段。布伦迪斯的这一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俩人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而且，布伦迪斯的观点很容易被驳倒。比如说，在那个年代里，普通表兄妹是否经常互相写信？而且还彼此互相交换照片？布伦迪斯显然是在菲利普亲王的授意下，才出面帮忙解释的。其实这根本没有必要。那段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小姑娘爱上了一个小伙子，这没有什么稀奇的。起初，菲利普王子并没有当真，但是他也不是个傻瓜：对于一个没落的贵族王子来说，来自温莎家族的伊丽莎白可是他的强大靠山。他不能慢怠公主的美意，他也向她要了一张小照片，留作纪念。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到目前为止，就俩人的感情生活而言，也仅是推测而已。本书在此之前讲述的历史，其中涉及的主人公都已经过世。我们只能通过流传后世的文字资料、书信、日记以及同时代的一些人的书信和日记来还原历史，其中包含很多主观因素，每个收集整理这些史料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史料的真实性有所影响；此外，人们还要考虑，今天的人们从人文、社会和政治的角度，也会对某一历史事件有着不同的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还原历史。客观地讲述历史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很难实现。

讲述伊丽莎白、菲利普、他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孩子们的孩子们的史料来源各异，真伪难辨。其中我们很少能接触到文字性的资料，因为大多数文字资料都要归档封存，几十年之后才能公之于众。于是，就冒出一些喜欢爆料的人，他们总是能搞到一些秘闻野史，然后不停地恶炒，满足公众的需要。如此这般能否客观地讲述历史？肯定不行。所谓的历史见证人也是事件的参与者；王室家族借助他们，或是直接通过自己，向外界反馈一种信息。王室家族的好友们肯定会粉饰和赞美宫廷生活，因为他们背负着王室家族和其他参与者给予的重任。而那些批评家们则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对于王室生活的蔑视显得过分夸张，似乎他们对于王室家族的一举一动都有所怀疑。他们总是与“王室家族的朋友”针锋相对，在是非黑白面前纠缠不清。在报纸、电影、电视和其他媒体中，大量充斥着各类猜测和推断，却很少有事实的陈述。人们总是喜欢感情用事。而读者和观众则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对所有的报道都不太相信。这样一来，那些基于深入调查而得出的真话却往往被人们嗤之以鼻，变得毫无意义。

女王陛下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还会有其他人比菲利普还要优秀，能给她留下更深的印象。她是个能够很快做出决断的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一旦做出选择，就会坚持到底。即便是面临反对的舆论压力，她仍旧坚持己见，而且往往能获得成功。

战争结束之后，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公主重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5月8日，国王夫妇和丘吉尔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欢庆胜利的时候，两位公主也陪伴在父母的身旁。那天，伊丽莎白公主身着一身难看的灰制服，看上去表情极为严肃。与之相比，玛格丽特则穿着漂亮的裙子，笑容非常灿烂。对于民众而言，两位小公主经过几年的隐居，仿佛完全变了样。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塞瑟尔·贝通每到公主们的生日时，都要给她们拍照留念，记录她们的成长经历。1942年起，伊丽莎白顶替父亲出任皇家护卫军的上校（Colonel Grenadier Guard），经常出入国家参议院，参与国事。1945年3月，伊丽莎白公主加入了陆军非作战勤务团（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编号230873，成为民兵组织的一员。在勤务团举办的技能训练班里，她学会了驾驶大货车，并且掌握了给汽车更换机油和刹车油的技能。当然，身为王位继承人的她还是享有很多特权：勤务团里的其他女生都必须住在学校里，而她却可以每天晚上都回温莎城堡；军训期间，她都是被邀请去军官食堂用餐，而不必和其他女兵一起吃饭。每次上课的时候，她总是被安排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左右两边都有一名下士担当“护花使者”。

不过，公主们还是尽量做到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化。1945年5月8日，二战胜利日的当天晚上，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两位公主就加入到了欢庆的人群中，护驾随行的是一位名叫皮特·汤森（Peter Townsend）的骑兵上尉和几名侍卫官。没有人认出她们两个，而这也是伊丽莎白公主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普通民众，并且没有被别人发现。

战后的英国人似乎更加强调自我，不太关心国家大事。战争功臣丘吉尔在大选中落败，工党中的多数派都倾向于继续推行由于战争而被拖延了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措施。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时期。此后，远东战场也终于偃旗息鼓，人们欢庆“日本战败日”的到来。1945年9月2日，美国战舰“密苏里”（Missouri）号抵达东京，日本人签署了战败议定书。与“密苏里”号一同抵达的还有一艘英国驱逐舰“韦普”（Whelp）号，身为一等海军少尉的菲利普王子就在这艘军舰上，此时的他随身携带着伊丽莎白公主的倩照，一颗心早已飞回了英国。

在此之前，双方的家族也都听说了王子与公主之间的“浪漫情事”。1944年初，菲利普的远方叔叔，希腊国王乔治写信给白金汉宫，向英国王室询问，他的侄子是否真的有望入赘成为英国王婿。乔治六世在回信中说：“我们两个都认为，女儿现在谈婚论嫁为时尚早。”然而，乔治六世也表达了对菲利普王子的好感。“他很聪明，有幽默感，考虑问题的方式也非常正确。”而伊丽莎白王后的态度则比较矜持，她还是想为女儿精挑细选，而且已经有了一些人选，其中就包括休·奥斯顿，还有伯克禄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儿子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和亨利·赫波特（Henry Herbert），即未来的卡纳文伯爵（Earl of Carnarvon）。王后想把这些青年推荐给公主，其中有些人已经提了很多次。显然，王后心里还是不太喜欢菲利普王子。

1944年8月，善于钻营的蒙巴顿也掺和到了菲利普的这桩婚事上。当时，菲利普和希腊国王都在埃及，蒙巴顿风尘仆仆地赶往那里，与他们商谈这件大事。此次会谈的主题是：菲利普应该谋求英国国籍，成为英国公民。蒙巴顿说，这是英国王室的意思，实际上，这是他自己心中的想法。让菲利普成为英国公民，可以为他今后入赘英国王室，娶公主为妻扫清障碍。

后来证明，王子的入籍问题的确非常棘手。六个月之后，英国内政部仍难以决断，是否让希腊王子加入英国籍；尽管，菲利普本人一直生长在英国，一句希腊语都不会说，甚至还在皇家海军中获得了一等海军少尉的军衔。对于此事，内政部的人感到非常难办，因为这涉及国家政治，有可能引起王室高层的不满。此外，一些敏感的宫内人士也意识到，菲利普的各方面情况在结婚登记时是否能获得批准。这个正在申请加入英国籍的年轻人在人们看来可算不上是“英国绅士”。有传言说，菲利普王子经常出入女性社交圈子，并且举止轻浮，不拘小节。他身上的很多地方都让英国人看不惯：他长着一张德国人的面孔，而且很有主见；行为举止不拘小节，喜欢推陈出新，不因循守旧。菲利普没有上过伊顿公学，所以在英国的上层社会也“没有朋友”。菲利普喜欢开一辆运动跑车，穿翻领毛衣，这都令人感到有些出格。最令人担心的是，他还想娶公主为妻！英国人觉得很闹心。

1946年夏，菲利普回到了英国，在海军的工作也慢慢有了起色。初夏时分，菲利普受邀来到巴尔莫拉城堡，拜见国王一家。25岁的菲利普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20岁的伊丽莎白公主表白了爱慕之情，并正式向她求婚。公主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接下来，只要国王首肯，那么其他的阻力也就会迎刃而解了。恰好，在这个夏天，乔治六世兴致很高，手把手地教丽丽贝特如何猎鹿。在罗伯特·莱塞看来，这是父女俩单独相处的一个天赐良机：“在猎场上，父女俩终于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的计划是：1947年初，“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出访南非，也就是国王夫妇和两位公主。而菲利普王子则待在英国等候。在开普敦，伊丽莎白公主度过了她21岁的生日。等国王一家重新回到英国，伊丽莎白公主与菲利普王子订婚的消息就公之于众。不过，在此之前，菲利普和伊丽莎白必须守口如瓶，而且要谨慎从事，不能闹出什么丑闻。然而，百密一疏，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47年2月28日，菲利普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身为希腊和丹麦王室后裔的他，在出生时的名字是菲利普·巴登堡（Philip Battenberg），贵族头衔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格吕克斯堡（Schleswig Holstein Sonderburg Glücksburg）王子。菲利普放弃了所有的贵族头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叔叔的姓氏：菲利普·蒙巴顿（Philip Mountbatten），头衔是英国皇家海军少尉。其实，他完全可以继续保留贵族头衔，但是菲利普拒绝了。眼看就要成为英国的王婿，那些希腊和丹麦王室的头衔也就无足轻重了。

此时，公主一家已经上路了。2月1日，国王一家乘坐“前卫”（HMS Vanguard）号战列舰从普茨茅斯（Portsmouth）启程，前往南非。他们在海上行驶了大约三个星期，才抵达开普敦，其中一半的航程都是在恶劣的天气中度过的，让人感到非常难熬。直到后来，天气才慢慢转暖。国王夫妇得以走出舱门，来到甲板上，怡然自乐地看着两位小公主与船上的士兵玩捉迷藏的游戏。随行记者捕捉到了这些珍贵的镜头，向世人展示了国王一家的快乐假期。

不过，这次南非之旅并非是一次无忧无虑的度假。此前，南非国内的反英情绪有所抬头，以陆军司令扬·史末资（Jan Smuts）为首的南非政府恳请英国国王全家来南非访问，协助缓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史末资担心，自己会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落败（结果的确如此），而且南非本地布尔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有可能趁机攫取政权，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结果的确如此）。在如此危机的形势之下，国王一家的南非之行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当地的布尔人强烈抗议“客人们”的造访（乔治六世实际上是南非的国家首脑，根本不算是访客），并且在民众中散布“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仇恨，但是国王一家还是用真诚打动了南非人民，受到了广泛的爱戴。英国国王的此次家庭之旅是空前绝后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在整个南非之行即将结束之前，也就是国王一家返程的倒数第三天，南非政府尽地主之谊，为伊丽莎白公主庆祝21岁生日。为此，南非全国放假一天，各地都举办舞会和各种招待会，人们也给国王一家敬献了许多精美的生日礼物。伊丽莎白公主本人也通过电台广播，发表了生日演说；她的声音传遍了世界各地，这也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次演说。伊丽莎白公主用高亢清纯的嗓音向亿万听众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那就是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大英帝国，“贡献给伟大的王室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大家庭中的一员”。

为公主撰写演讲稿的是国王家的私人秘书阿伦·拉塞尔斯爵士（Sir Alan Lascelles），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公主的演讲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好评。世界各国媒体都刊载了演讲稿的原文，成为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此前，拉塞尔斯的初衷是希望这位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能以政治家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用饱含感情的语调来拯救南非这个风雨飘摇的殖民地附属国。此前，所谓国与家的平等共和只不过停留在书本理论上，而这一次通过公主声情并茂的演讲，使得这一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以和平和共荣为基调的天下一家的想法就此诞生，引导大家共创未来。不仅是演讲的内容，千千万万坐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更多的是被公主的声音所打动：那是一种饱含坚毅，充满自信的嗓音，完美地体现了一个青春女子的心声。尽管五年之后伊丽莎白公主才正式登基，但是她的威名早已征服了整个帝国。

1947年，这一年似乎不宜结婚。7月9日，国王的长女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即将下嫁“皇家海军少尉菲利普·蒙巴顿”的消息一经发布，在一片欢呼声中，人们也听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英帝国再次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战后重建岁月。国家经济一蹶不振，债台高筑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如此艰难形势之下，王室一家还要大肆操办婚事，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无疑要引起广大纳税人的不满，下议院和媒体借机大肆炒作，掀起一片反对的声浪。有传言说，公主的婚纱礼服都要去法国定做，而这对已经陷入困顿的英国本国纺织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一消息险些引起骚乱。为此，英国首相和政府内阁都采取措施，紧急应对“里昂丝绸”事件；好在，后来人们获悉，此次公主的婚纱礼服只有几米长的布料服饰来自法国，而绝大多数的衣料和加工都是在英国本土的肯特郡和苏格兰的制衣厂完成的。

后来，那些批评家们被这场婚礼所产生的影响惊呆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王室家族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会起到怎样重要的作用。11月20日，天色阴沉，一场举世瞩目的年度婚礼为一个死气沉沉的时代点燃了希望的火种。那时的英国人每天经历的都是企业的整合裁员，到处都在罢工，失业率不断攀升；而这场豪门婚宴带给人的不仅是生活中的调剂，更是催人奋进的鼓励。同以往一样，婚礼的举办地是威斯敏斯特教堂。乔治六世想尽一切办法，为女儿的婚礼营造氛围。在婚礼当天，他向伊丽莎白公主颁发了象征王室最高荣誉的嘉德勋章；几天之后，他又亲自给女婿颁发了同样的奖章。此前，王室官员、宫廷历史学家和内阁政府曾就菲利普的贵族头衔问题反复磋商，最终达成共识。新婚前夜，国王正式签署了册封书，将这位女婿封为“王室家族成员、格林威治男爵（Baron Greenwich）、梅里奥尼斯伯爵（Earl of Merioneth）、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菲利普少尉”（10年之后，伊丽莎白女王正式封她的丈夫为“菲利普亲王”）。

为了庆祝伊丽莎白和菲利普的婚礼，整个英国狂欢了一个星期。伦敦街头洋溢着一派欢乐的气氛，人们度过了一个欧洲王族的家庭节日，也是战后王室复苏的一次喘息之机。在这些日子里，各国的王室贵族和高官政客们都频繁进出温莎城堡，向国王一家道贺，媒体也对此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王室贵族都收到了温莎家族的喜帖，他们也终于有机会披金戴银，出来参加活动，满足一下虚荣心。相比之下，人们倒是更加关心没有被列入受邀名单的贵族们：新郎家的几个远嫁德国的姐姐和她们的德国丈夫都没有收到邀请函；还有温莎公爵夫妇也未出席这场婚礼，他们显然仍不受欢迎。

伊丽莎白和菲利普的婚礼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一场民主战胜专制的庆典，也是王权继续传承的庆典，这预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典活动的最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那一刻，身为在野党领导人的温斯顿·丘吉尔缓缓步入教堂大厅，所有人都默默注视着他，无论是贵族王侯，还是普通官员，都向他鞠躬致敬；那一刻，可以说是整个欧洲都在向他致敬。人们心里非常清楚，今天的和平年代要归功于这位民族英雄。

在那个肉类和食糖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普通民众在“王室婚礼周”中所经历的一切，似乎都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每个在校读书的小孩子都能在公主大婚当天领到一块甜面包圈；政府还给每个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寡妇和孤儿寄送一份罐头食品，随附一张公主新娘亲笔写的“慰问贺卡”。一时间，英国人陷入一种水中望月般的憧憬中，尽情编织着未来的梦想。通过电波，全球每个角落的人们都能分享这一喜悦；伦敦附近的一些有钱人家甚至能通过电视，亲眼看见婚礼活动的场景片断。与此同时，人们也把婚礼盛况拍摄成电影，呈现给广大的电影观众。就连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的柏林，人们也都蜂拥而至地去电影院观看英国王室的婚礼纪录片，电影票在一周前就销售一空。

20世纪90年代，人们或许早已淡忘了这段历史，在人们谈论“令人心动的王妃”的时候，大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也曾有过这样一段青春纪事。刚刚举行完婚礼仪式的一对新人，来到了蒙巴顿家的领地布朗德兰兹（Broadlands）度蜜月。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人知道这一消息后，都来到了公主夫妇居住的“新森林”（New Forest）庄园外，站在梯子上向里面张望。更有好事者不断地给人家打电话，恭贺新禧；由于电话铃整天响个不停，仆人只好拔下电话线，避免外界的骚扰。从此，媒体和公众都开始投入极高的热情，关注着公主夫妇的一举一动。人们发现，菲利普和伊丽莎白与一些年轻的贵族来往甚密，而且还跟许多演艺界的明星打得火热。这些名流都彼此熟识，经常出入豪华舞厅，彻夜狂欢，纸醉金迷。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样的生活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参加舞会和观看话剧都是令普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公主则代表她这一代人实现了人生的梦想。各大报纸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详细深入地报道了公主参加的各项活动，乃至服装的样式，让千千万万与公主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感受到童话世界般的生活，也给这个长期处在一片灰暗的国家增添了几许亮色。

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之下，公主和王子的浪漫爱情继续升温，并很快开花结果。1948年6月4日，白金汉宫对外宣布，伊丽莎白公主已经有了身孕。人们闻听此讯，纷纷寄来礼物表示祝贺；不久，白金汉宫的仓库就堆积如山，各类礼品五花八门：手工剪裁的婴儿服、尿布、吉祥画、奶瓶和药品等。11月 14日，上千名群众自发组织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前，为即将降生的英国下一代王位继承人祈福；人们一直等到晚上9点，随着教堂钟楼的钟声齐声唱咏，并按照传统的仪式把特拉法加广场上的喷泉染成了蓝色，借此保佑婴儿平安降生。直到午夜时分，还有很多人不肯散去；他们把尚未出世的王子称为“爱丁堡婴儿”（Baby Edinburgh），并预祝他长命百岁。人民的幸福感与日俱增，王室家族心满意足，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婚姻美满、王子降生、王权稳固。

查尔斯·菲利普·阿瑟·乔治·蒙巴顿–温莎（Charles Philip Arthur George Mountbatten-Windsor），即伊丽莎白公主的长子，终于在万众瞩目下顺利降生。宫廷内部忙作一团，婴儿室的布置就花费了一番脑筋。不过，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严格按照王室家族的老规矩进行的。可惜，在婴儿出生两周之后，伊丽莎白公主就不能再给孩子喂奶了，因为她患上了麻疹。为了防止母婴传染，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王子和保姆们只好紧急转移到公主夫妇周末度假用的一个相对比较简陋的行宫。刚当上妈妈的公主只能偶尔去看看孩子。不过，伊丽莎白公主似乎并不担心。“她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她写信给朋友说，儿子的小手长得特别好看。不过，她没有表露出更多的母爱。”罗伯特·莱塞认为是这样的。

1949年6月，公主夫妇终于搬出了白金汉宫（二战中毁坏的部分建筑仍未修复），迁入刚刚整修一新的克拉伦斯王府（Clarence House），后来这里成了太后的寝宫。10月，菲利普被派驻去了地中海的岛国马耳他。没过多久，伊丽莎白公主也追随丈夫前往马耳他，当上了随军家属。1949年的圣诞节，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查尔斯王子是在祖父母家桑德林汉姆宫度过的。12月28日，伊丽莎白公主赶回了伦敦，她先是在伦敦待了四天，然后才动身前往父母家，看望刚满一周岁的儿子。3月底，她又飞回了马耳他；到了夏天，她再次重返英国，并在家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安妮（Anne）公主。11月，第二次当上母亲的伊丽莎白公主不得不在丈夫的强烈要求下，再次把孩子托付给他人照料，自己乘飞机重新回归丈夫的怀抱。1950年的圣诞节，查尔斯王子和他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妹妹只好又一次在祖父母家度过，而亲生父母仍是远在他乡。

这是不是有些太冷酷了？刚刚降生人世的前三年，妈妈就把孩子甩给了保姆和祖父母，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这的确很难接受。其实，伊丽莎白公主本人也是有苦难言。贾尔斯·布伦迪斯写道，伊丽莎白公主在查尔斯王子降生之前就向外界保证，她“要成为真正的母亲，而不是一个保姆”。布伦迪斯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伊丽莎白公主没有能够信守当初的诺言：“因为王室的义务在召唤她。伊丽莎白一生都把王室的责任看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她所处的圈子里，在她所处的那个年代，她只能遵从陈规旧俗，按照宫里的规定，把抚养婴儿的事情交给赖特伯蒂夫人（Mrs. Lightbody）和安德森小姐（Ms. Anderson）来做。”这是一个很长的，而且很技巧的句子，我们必须反复研读，才能发现，其实他避开了问题的实质。没错，英国的上层社会一直保留这样的传统，那就是把孩子交给保姆们来带；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一直没有改变。不过，什么是所谓的责任？还有那些什么老规矩？贾尔斯·布伦迪斯是在为未来的女王陛下打掩护，所以才煞费苦心地写了这样一段话。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人们过分追究查尔斯的行为，其中会涉及一个敏感的话题：查尔斯王子在婴幼儿时期缺乏母爱。

伊丽莎白公主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罗伯特·莱塞这样认为。莎拉·布拉德福特和本·皮姆洛特也持同样的看法。战后温莎家族档案馆的保管员欧文·莫斯海德（Owen Morshead）把这归结于家族的传统：“汉诺威家族的父母都不太负责任，生小孩就像下鸭蛋一样，管生不管养。”伊丽莎白是个大大咧咧的人，而且也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比如说，普通人不得与女王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这只不过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因为女王本人不喜欢这样。想当初，爱德华八世就不在乎这些，他喜欢和每个人拥抱，没有丝毫的禁忌。

伊丽莎白公主经常跑到马耳他，也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在地中海的这座小岛上，伊丽莎白享受到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在那个圈子里，她作为一名随军家属，过上了一段近乎普通人的日子。她和普通家庭主妇一样，上街购物，或是坐在沙滩上享受阳光，再不就是去理发店做头发。她终于可以暂时告别公主的身份，度过一段难得的休闲时光。也许，她的内心更希望多过一段这样的日子，甚至牺牲掉自己照顾孩子的时间，也在所不惜。

自由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英国方面传来不好的消息。乔治六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患上了严重的动脉硬化症：常年吸烟使得他的一条腿已经残废，而且肺部严重受损，晚期肺气肿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1951年9月，乔治六世做了手术，医生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恶性肿瘤。没有人知道这一病情，就连国王本人也毫不知晓；只有丘吉尔知道内情，因为他的私人医生从国王的诊断书中发现了端倪。丘吉尔派人禀报了王后和两位公主。对外发布的消息中，乔治六世的身体仍然是健康如故。然而，伊丽莎白和菲利普夫妇从此承担了所有的出访任务。

1951年10月到11月间，伊丽莎白公主夫妇乘飞机抵达大西洋彼岸，开始了对加拿大和美国的访问。这次英国王室的美国之行虽说没有13年前那样受欢迎，但是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仍极尽恭维之事，向伊丽莎白公主献媚不已；杜鲁门说，他的母亲曾经向他许诺，他有一天一定会遇上一位童话中的公主，“原来她就在这儿啊”。1952年，伊丽莎白夫妇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去往澳洲的路上，他们先去了一趟肯尼亚，参观了一所名为萨加纳·罗奇（Sagana Lodge）的狩猎场，这是当地人为祝贺他俩结婚而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

1952年2月6日，拂晓时分，伊丽莎白经历了一生中又一个传奇的时刻。此时的她正在肯尼亚的一处人迹罕至的荒漠里，坐在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上，那里被当地人称作是“树顶饭店”。公主夫妇和几个朋友静静地等待太阳的升起，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非洲荒漠的广袤。菲利普的随行副官，也是他多年好友的迈克尔·帕克（Michael Parker）在此后的游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情景：公主深情地看着远方，俨然是位位高权重的帝王，她身上散发出的君威绵延不绝，发散到世界的尽头。与此同时，远在英国桑德林汉姆宫的乔治六世在睡梦中与世长辞。

国王逝世的消息并没有及时传送给正在旅途中的公主夫妇。伦敦方面给肯尼亚大使馆发了一封信，但是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去欢迎公主一行的到来，没有人接收这封重要的来信。好在，有几个随行记者通过短波收音机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天下午14点，英国王室对外证实了国王的死讯。菲利普获知这一消息后，没有露出半点声色。当地时间下午14点45分，他告诉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她已经成为英国女王了。这是自从乔治一世以来的第一次，新国王在国外得知这一消息。这一噩耗显然对菲利普的打击很大。“他看上去就像是半个地球压在了肩膀上一样。”帕克后来回忆说。相比之下，伊丽莎白女王显得更为从容镇定。当时，她还穿着一身牛仔装，随行的记者们都默默地排成一行，目送她离开了萨加纳·罗奇狩猎场。这一情景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伊丽莎白的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里斯（Martin Charteris）恳请记者们不要拍照，记者们接受了这一请求。

第三天，新女王乘机抵达希思罗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幕被记者们的相机捕捉到，成了永恒的瞬间。25岁的她缓步走了出来，年轻、美貌、面色沉静、身穿黑色的外套，从悬梯走下；而且是一个人，只有她一个人。在悬梯下，英国历史上先后三位著名的首相早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他们见到伊丽莎白，都低头弯腰，左手拿着手杖和绅士帽，毕恭毕敬地欢迎新女王的驾临。他们是：77岁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于同年10月接替丘吉尔成为新首相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三年后顶替丘吉尔，并当选英国首相的安东尼·艾登。

过了几个月之后，菲利普才坐飞机回到英国。从此，他的角色有了新的转变：他不能再如影随形地跟着妻子，而是要有自知之明，主动地与女王陛下保持一段距离。

乔治六世是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国王，这给伊丽莎白的登基带来不小的压力。当天下午，丘吉尔在下议院的全体大会上，满怀深情地发表了演说，用诗一般的语言，缅怀刚刚逝去的先王，赞美他的品行，并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工党领袖艾德礼也发表了演说，虽然没有丘吉尔那样煽情，却也是眼含热泪，充满感情。他说，乔治六世是英国历史上最受人爱戴的国王。是否有些夸张？显然，所有人的哀思都是发自内心的。乔治六世的棺木比他父亲的还要大一些，做工也更精美。50万群众走上街头，目送灵车缓缓驶去。泪光盈盈的丘吉尔代表议会，为国王的棺木献上了花圈，花圈上夹了一张卡片，是他亲笔写的拉丁文悼语：勇者无敌（For Valour）。这也是铭刻在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上的寄语，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是英国的最高军事奖章。

眼前的这一幕肯定给身为女儿和新女王的伊丽莎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今往后，她的一言一行都要以父亲为榜样，继承先王的遗志，把英国王室的事业发扬光大。她也许不像父亲那样刻板，而且从不发怒，甚至从不挑三拣四，为人非常随和。她比她的父亲更为内敛，不太喜欢与陌生人交往。在待人接物方面，她总是能按照王室的要求，而且也能根据自己的主见，来处理相关问题。在这一点上，她秉承了父亲的天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满足人们的愿望；要是自己犹疑不定，那就按照老规矩来办。

“伊丽莎白二世是位有明确决断力的女王，除了穿衣打扮之外，其他所有的事情，她一旦决定，就不会再改变。”皮尔斯·布雷顿和菲利普·怀特黑德在他们所著的《温莎一家》（The Windsors）中，对女王做了如此的评价。马丁·查特里斯自1950年起就与伊丽莎白女王共事，俩人的工作关系非常紧密；在1972年至1977年间，他一直担任女王的私人秘书，他对女王的评价则比较委婉。身为宫廷里的文员，他的观点显得有些谨慎：“女王具有明察秋毫的判断力……她经常能够发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她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而且总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她不是那种感情丰富，动不动就气得跺脚的人；她希望改变现状，解决问题。”伊丽莎白女王和以前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不一样。维多利亚女王显得更为保守，任何一种改变都令她感到厌恶。而伊丽莎白女王则更加沉稳，甚至有些过于谨慎：每件事情在做之前，她都要在脑子里反复斟酌。此外，她具有明显的时尚理念，喜欢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发展，她希望自己的角色能够满足民众的要求。同时，她也知道，身为一国之君的她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偶像，更不可能成为时代的先锋。她必须时刻联系群众，体察民情。民众即便偶尔会有些过激的举动，但是他们仍期望王权统治保持延续性。有时候，国王也必须做一些不太讨好民众的事情，来确保政权的稳固。这恐怕就是所谓“勇者无敌”的精神实质。

虽然，有些人希望看到新女王带来新的气象，但是白金汉宫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就连看门的警卫都一个没换，不同的只是来了一位新主人。(www.xing528.com)

新官上任，或许应该摆出个新的姿态。年轻的女王带给人们更多的期盼。下议院和政府内外，人们都谈论着“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并很容易把两个伊丽莎白女王联系在一起。曾经叱咤风云的伊丽莎白一世登基时年仅26岁；而如今这位伊丽莎白二世陛下甚至比前辈还要年轻，芳龄不过25岁。所以，人们自然希望新女王能够比前辈做得更加出色，而且如此高的期望值也是有其原因的。战后的大英帝国已经是分崩离析，印度和伊朗纷纷独立，脱离了英国的统治；英国国内的经济也是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赶不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工人们每个星期都会在某个地区举行罢工，举国上下一片怨声载道。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激进的观点，认为大英帝国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王室宗教”，依靠着人们的迷信思想，来维持自身的统治。1953年6月2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办的登基庆典仪式上，人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此时的英国已经陷入了对王室家族盲目崇拜的地步。整个活动的准备工作吸引了半数以上国民的关注。在活动开始之前的10天，人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坐在街道两旁，抢占有利地形。接下来的几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前的马路就实行戒严，禁止行人通行。

英国内阁和王室上下也是忙得不可开交。政府高官和宫廷内务官们都在为新女王的各种头衔绞尽脑汁。（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早已各自独立，女王也就自然失去了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皇帝名号；而她仍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首脑。）此外，王室家族的姓氏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讲，女王一家都应该跟随夫姓，改成蒙巴顿家族。不过，菲利普的叔叔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在布朗德兰兹已经有了一个家族，所以宫廷内部多一半人都反对改姓，其中就包括玛丽太后、伊丽莎白王后和一些老字辈的皇亲国戚。虽然私下里和蒙巴顿的关系不错，但是丘吉尔也明确反对更改王室的姓氏：从乔治五世立国之初，他就希望温莎家族能够永远流传。在征求了政府内阁的意见之后，伊丽莎白女王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保留了温莎的姓氏。（后来，为了维护丈夫家族的权益，她采取了一个权宜的办法：女王的姓氏改为温莎–蒙巴顿，而在王位传承时，蒙巴顿的姓氏将不会出现。）

女王刚刚登基，丈夫就倍感冷落。夫妻俩经常在寝宫里争吵不休，分房而居（英国的上层贵族都采用多卧室的套间格局，可以做到同宫不同房）。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国家责任和王位安危显然要比婚姻和睦重要得多。这是她心中的准则，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豪华盛大和万众瞩目的登基典礼就是她这一想法的突出体现。伊丽莎白希望借助这次典礼，大造声势，然后向全国人民表忠心。由此看来，年轻的女王一方面被人捧上了天，而另一方面也承载着巨大的压力。她更像是祭坛上的贡品，表面上受人膜拜，实际上也就是人们祈福的工具而已。似乎，在大庭广众之下信誓旦旦地为民造福，做一位明君，让臣民们都俯首帖耳，这一切都比伊丽莎白本人要重要得多。她从上帝手中接受了神圣的使命，就此义无反顾地履行重任，为了她自己，为了她的家族，为了王室的代代相传。此刻，作为普通人的伊丽莎白公主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贵为一国之君的伊丽莎白二世！

这次登基大典创造了历史，特别是在媒体报道方面。1953年，人们看到的不仅是50万伦敦市民涌上街头的盛况，还有27辆皇家马车和1.3万个士兵护卫的全程巡礼；此外，广大观众更是通过电视转播亲眼看见了长达数小时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的仪式场景，这标志着这场盛典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此前，人们就是否应该实况转播巡礼和登基的全部过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初，负责整个仪式统筹组织工作的菲利普亲王和女王本人都极力反对电视转播。然而，后来迫于民众的舆论、媒体的压力和议会的支持，女王夫妇只好妥协。“为了不让公众失望”，内阁最终批准了媒体的电视转播权，但是附带了一些限制条件：禁止拍摄一些神圣的涉及个人的仪式场景；禁止出现女王面部的特写镜头。至此，英国王室庆典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王权统治时期的“最美好”的瞬间，不再是少数特定观众的独享，而同广大民众分享。人们当然不肯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几周之内，英国的电视机销量就翻了一倍，达到了300万台。庆典当天，2700万人，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英国人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实况转播；他们或是三五成群地待在家里，或是聚集到当地市政厅和学校礼堂；此外，在德国、美国、法国和荷兰等国也有几百万人观看了电视转播的盛典实况。这一天，英国王室的形象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从此，王室家族带给人们的印象不仅停留在文字和静态图片中，更是立体生动的动态影像，这种表达方式更具体、更形象，也更真实。

然而，媒体没有信守事先的约定。就在仪式即将结束之前，伊丽莎白二世从教堂的中殿缓步走向大门的时候，摄像师把镜头对准了女王的面部。随着女王慢慢走近镜头，她那张年轻的和光滑细腻的脸庞逐渐变得清晰，并以局部特写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这才是应该展现给世人看的，”罗伯特·莱塞如此评述这一经典瞬间，“这一镜头打破了所有的禁忌，开创了全新的标准。坚持自我，回归自然。在电视屏幕上，影像的力量是无穷的。”

此外，典礼仪式上还发生了一幕小插曲，也算是突破了以往的禁忌。有几个心细的记者在教堂仪式结束之后发现，玛格丽特公主正在和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窃窃私语，此人正是宫廷侍卫官皮特·汤森。22岁的公主，正值花季，活泼可爱，如花似玉，她为何对这位男士如此亲昵？原来，汤森那天佩戴了“杰出贡献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和“杰出飞行员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两枚勋章，神采奕奕；在那一瞬间，一片羽毛落在了勋章之上，玛格丽特走上前来，伸出手，从年轻军官的胸前掸落了那片羽毛；她的动作充满柔情蜜意，轻抬玉手，缓缓垂落，没有丝毫的避讳，自然随性，泰然自若。

1944年，空军上校汤森与玛格丽特公主结识。乔治六世非常赏识这个年轻人，特意把他从空军部队临时借调，招进宫里，封为皇家“骑兵上尉”，成为王室家族的贴身侍卫官，同时辅佐国王处理国事。原本是三个月的临时借调，由于汤森表现出色，国王就把他留在了身边，一直工作了将近10年。国王和汤森彼此坦诚相待，俩人关系非常要好。

1945年，汤森和他的妻子罗斯玛丽（Rosemary）带着两个儿子搬进了温莎城堡公园附近的一所小房子，这是国王特意留给他们一家的。从此，照顾两位公主也成了汤森工作的一部分。国王一家都非常喜欢这个相貌英俊的侍卫官，私下里把他叫作“害羞的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真可惜，他已经结婚了。”当他刚刚进宫的时候，伊丽莎白曾经偷偷地对玛格丽特说。

1948年，外国媒体首次出现了有关汤森的花边新闻。汤森陪同玛格丽特公主出访阿姆斯特丹，参加朱丽安娜（Juliana）女王的加冕典礼。18岁的玛格丽特公主成为当场的最佳明星，备受瞩目。人们发现，公主的目光总是在搜寻那位英俊的侍卫官。美国媒体添油加醋地报道了这个消息，却没有在英国引起多大的反响：随着安妮公主的出生，玛格丽特在王位继承顺序上已经退到了第三位，所以英国人并不太担心她和侍卫官之间的浪漫故事。

主仆之恋在英国王室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宫里，为国王一家人服务的随从比比皆是，包括普通的用人、贴身丫鬟、勤务兵、“侍从女官”（Ladies-in-Waiting）、骑师尉官、“勤务副官”（Aides-de-Camp）和少尉侍官，他们主要负责宫里的组织工作和安排礼仪活动。此外，英国王室内部还有过一些特殊的职位，比如“王宫司库”（Keeper of Privy Purse）、“王宫修缮总管”（Master of the Household）、“总管勋爵”（Lord Chamberlain）和“银杖侍官”（Silver-Stick-in-Waiting）等，他们具体做什么工作，别人都无从知晓。宫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对外要严守机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绝对不能违反规矩。比如说，骑兵上尉可以适当地和公主调情，但是绝对不能假戏真做；他不能爱上公主，也不能让公主爱上他。因此，在汤森与公主的韵事传到宫里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从1948年到1952年这几年里，玛格丽特公主与很多风流倜傥的年轻绅士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社交圈子很广，经常与外界接触。有些人甚至担心，在社交界玛格丽特会抢了女王的风头，因为在当时，她在文化界和艺术界都有着不错的人缘。至于汤森，人们觉得他根本不可能有此艳福。

然而，就在1951年，俩人真的坠入了爱河。从表面上来看，汤森无微不至地照顾公主，似乎一切也都没有什么出格的。这就是他的工作。至于俩人为何后来情投意合，彼此产生爱慕之情，甚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38岁的汤森刚刚离婚，并升任“王太后家政审计总管”（Comptroller of the Queen Mother’s Household），是宫里的大红人，事业和爱情都春风得意。1953年4月的一天，汤森在温莎城堡的克雷姆森画室（Crimson Drawing Room）里与22岁的玛格丽特公主单独谈了很长时间，并向她做了爱的告白。公主也是性情中人，立刻接受了对方的求爱。

汤森并没有特意地选择这一时间向公主示爱；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没有把感情当作儿戏，也不是那种处心积虑的阴谋家。3月24日，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的祖母玛丽太后去世，整个国家都陷入一片哀悼的气氛中。5月，玛格丽特和母亲搬出了白金汉宫，入住克拉伦斯宫。6月，伊丽莎白二世正式加冕称王。在这段日子里，宫里的上上下下都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有人关注这位二公主与贴身侍卫之间的爱情故事，大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更没有精力来管闲事。根据伊丽莎白二世的传记作家莎拉·布拉德福特的记载，玛格丽特私下里把自己的结婚计划告诉了女王姐姐，而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表示反对。不过，女王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按照1772年制定的《王室婚姻法案》（Royal Marriages Act），王室成员的婚姻必须征得国王本人的许可；而身为英国圣公会领袖的女王是不被允许批准王室成员与离过婚的人结为夫妻的。伊丽莎白女王劝玛格丽特和汤森再等一年，她力争更改相关的规定。但是，她心里盘算着，这一问题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迎刃而解——毕竟，22岁的玛格丽特还不成熟，没准自己就会改变主意。她甚至叮嘱自己的私人秘书阿伦·拉塞尔斯，让他在这一问题上尽量设置障碍，拆散这对恋人。

姐妹俩彼此达成共识，对外严守机密。然而，玛格丽特在公开场合下，依然是随心所欲。好在，英国的媒体保持了低调，没有大肆炒作。不过，外国媒体却不肯放过这个噱头，各种捕风捉影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11天之后，英国的报纸再也坐不住了，也开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英国王室的这桩风流韵事。在内容爆料方面，还是外国媒体更会添油加醋：美国《人物》（People）周刊用大篇幅报道了英国公主和侍卫官之间的暧昧关系，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虽然，汤森并没有主动提出与妻子离婚，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他能和玛格丽特公主结婚，那无疑是对英国王室和教会传统风俗的重大打击”。其他小报更是捕风捉影地探密公主的私生活，似乎公主越是对汤森的事情只字不提，其中就越隐藏巨大的玄机。还有记者推断，汤森和菲利普亲王之间发生过争吵（菲利普一再否认，说自己跟这件事完全不沾边），并进而发掘出所有可能参与其中的人士，分析出这件事最终可能出现的解决办法。

媒体的报道直接伤害了玛格丽特公主。伊丽莎白女王开始转变了态度，不再支持妹妹的这段浪漫感情。迫于外界压力，王室决定将汤森先发配出宫，以暂时流亡的形式离开英国（派驻布鲁塞尔的大使馆任职）；玛格丽特公主也被牵连，责令她两年之内不得谈婚论嫁，如果她一意孤行地结婚，那么将失去所有的王室成员特权、贵族头衔和家庭出身，沦为普通平民。在此期间，玛格丽特的母亲也四处奔走，请求安东尼·艾登（他本人就离婚后又再婚）领衔的内阁政府，制造舆论来谴责这种不正当的关系。在家庭、宫廷和政府的多方压力之下，玛格丽特公主只好对外公开宣布，她就此与汤森永远分手。

对于王室家族本身来说，这也是玛格丽特公主一生中最难堪的一次经历。人们以前觉得，玛格丽特公主活泼可爱、高雅迷人，而且头脑机敏；而这次恋情的曝光却让公主的名声毁于一旦。经历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公主对爱情婚姻也丧失了信心。1960年5月，她草草嫁人，将自己嫁给了宫廷摄影师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Anthony Armstrong-Jones），后者在娶了公主为妻之后被封为斯诺顿勋爵（Lord Snowdon）。俩人婚后的日子过得马马虎虎，生了两个孩子，但是这段婚姻还是以失败告终。1976年，玛格丽特公主与丈夫正式离婚。此后，玛格丽特又跟一个三流歌手搞在一起，此人名叫罗德里克·勒伟伦（Roderick Llewellyn），整天就想着成为王室女婿，一步登天。两年之后，玛格丽特公主因病住院，诊断证明，她的肝无法过滤酒精毒素，肝功能明显退化。接下来的几个月，公主跑到了加勒比海的密斯提库（Mystique）岛上，整天戴着太阳镜，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一直以来，玛格丽特在享受奢华生活的同时，却结交了一大批狐朋狗友，声色犬马的日子把她的身体彻底摧垮。其实，她总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没有人关注她。2002年2月，玛格丽特公主与世长辞，两个月后，她的母亲也随之离去。玛格丽特的一生都充满遗憾，她的身体和精神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磨灭殆尽。临死前的几周，玛格丽特公主还参加了朋友们在“西岸”（West End）餐厅举办的聚会，其中也包括她的女儿莎拉·查托（Sarah Chatto）和女婿丹尼尔（Daniel）。聚餐的桌子上摆放了很多斟满水的杯子，玛格丽特不停地喝了很多杯。在场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杯子里放的不是水，而是伏特加酒。

汤森事件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因为整个故事的发展都很老套，而且让当事人都感到非常难堪。就像童话故事写的一样：公主爱上了骑士；门不当，户不对；每个人都跳出来反对；阴险的丈母娘从中作梗……这一切似乎更像是爱情小说中的情节，但是事件本身的性质却更发人深省。一切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在适当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伊丽莎白二世自从成为女王那天起，就命中注定要经历这些风浪的考验，王室的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共同成就了这场人生大戏。

比如，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的母亲，从女王登基那天起，就被人尊称为母后；这个名号是她自封的（并没有征得女王的同意）。随着乔治六世的过世，她本该也随之隐退，淡出公众的视野；然而，这位母后大人显然不肯就此谢幕，因为她毕竟才51岁。她必须找点事情来做，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毫不夸张地说，她亲自动手参与宫廷事务的管理，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安东尼·霍尔登（Anthony Holden）这样写道。她继续掌管着宫廷大权，亲自接见宫廷官员、内阁成员、高官显贵和社交名流。她还经常出访外国。她还插手伊丽莎白女王和玛格丽特公主的家事，帮助她俩带孩子，一带就是七年。她特别推崇王室宫廷内的老规矩，要求大家都要遵从礼数（至少要做给外人看），告诫人们要时刻想到1936年那段辉煌盛世。她几乎每天都要和女王通电话，接线员小姐总是要向女王禀报“陛下来电”，这里的“陛下”指的就是女王的母亲。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菲利普。1957年2月，菲利普被他的妻子正式封为“联合王国亲王”。刚刚获得这个头衔时，菲利普觉得并不开心。妻子一夜之间变成了承载一个国家重任的女王。他感到自己就是一个摆设，是妻子身边的一个陪衬。身边的谋士们都力劝女王要记取前车之鉴，不要让菲利普亲王插手国家大事，避免像当年阿尔伯特亲王那样，弄得大家都很难堪。菲利普对此显然有些不同的看法，他甚至都不想当什么亲王，免得大家指手画脚。不过，乔治六世在世的时候，他很赏识女婿的才华，经常让他处理一些公务；菲利普本人也尽量找一些事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比如，他就负责了皇家游艇“不列颠”（Britannia）号的重修。此外，他还提出一些新的创意，在体育场馆的建设中，专门开辟出青少年的活动区域。1956年，他发起创办了爱丁堡公爵奖（Duke of Edinburgh Award），从全世界250万年轻人中选拔人才，从事相关的教育工作。他全力以赴地投身到这些工作中，却仍满足不了大众对他的期望。在那个年代，“贤内助”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口味，人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独立自主的亲王阁下。菲利普逐渐懂得，他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之主，进而也能对外发号施令。然而，在女强人伊丽莎白面前，菲利普的话语权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众面前，菲利普亲王仍旧是人微言轻，继续扮演着绿叶配红花的尴尬角色。

菲利普也需要消遣一下，排解心中的苦闷。他的老朋友迈克尔·帕克就经常陪他出去喝酒，俩人有时也一起搭乘新造好的“不列颠”号皇家游艇，去世界各地旅行。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对菲利普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菲利普又叫上了老友帕克，俩人一起开船前往澳大利亚。刚刚出发了没多久，帕克就接到英国方面的消息，说他的老婆发现他在外面乱搞，向法院提出离婚。帕克连忙在直布罗陀下了船，返回英国处理家事。外界对菲利普的私生活也有了一些传闻，因为他经常几个月都不回家。从1957年开始，有关英国女王婚姻不美满的传闻不绝于耳。英国宫廷的新闻发言人尼古拉斯·戴维斯（Nicolas Davies）写了好几本书，曝光有关女王婚姻不和的细节。对此，贾尔斯·布伦迪斯针锋相对地著书立说，驳斥了这些子虚乌有的传闻。在布伦迪斯看来，女王的婚姻即将度过60年，这就是俩人爱情的最佳证明，可以打消人们的种种猜忌。然而，这一说法并不令人信服：伊丽莎白和菲利普即便是貌合神离也不会离婚。他们俩非常注重公众形象，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争吵过。

在宫廷内部，菲利普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在外人看来，他是个完美的丈夫，总是遵守王室的规矩，站在女王妻子的两步之后；另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也仅仅是停留在形式上而已。“我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支持女王，而不是成为她的绊脚石。”他曾经亲口对布伦迪斯说过自己的想法。他也非常体谅女王，而且时常给她出谋划策（他更愿意私下里，而不是在公开场合给女王提建议），并且对她的指令言听计从。如果需要，他会挺身而出来维护妻子的利益。不过，在涉及女王的大政方针方面，他总是谨言慎行，从不出头露面，也从不提出什么新想法。其实，人们希望他在政治上也有所建树。

在宫廷事务方面，他主张对王室内部进行持续有效和与时俱进的变革。“他追求健康的和简约的生活方式，希望让宫廷生活变得更为平民化。”本·皮姆洛特这样写道。菲利普将一种全新的理念引入了英国王室内部，与伊丽莎白女王的想法有很大出入。与女王相比，菲利普更希望接触普通人的生活圈子，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贴近普通人；因为，他早就受够了空虚奢华的王室生活的折磨；当然，他的叔叔蒙巴顿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菲利普是个态度坚决的人，为人处世没有过多的商量余地。他看不惯的事情，就明确指出，从不给别人留什么面子。

他的这一做法得罪了不少宫廷内的“元老”。曾经侍奉过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两朝老臣，女王的私人秘书阿伦·拉塞尔斯就在菲利普到来一年之后，被炒了鱿鱼。他的接任者迈克尔·阿迪内（Michael Adeane）倒是非常老实，一直干到退休；这位阿迪内是斯坦福德哈姆勋爵的孙子，生在宫中，长在王室，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王室。1972年，他光荣退休，把位子让给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副手马丁·查特里斯。这几任秘书在行为处事上的风格都差不多，恪尽职守，循规蹈矩。

与菲利普的激进态度相比，伊丽莎白更信任这些老臣，而且把他们当作专家，倾听他们的意见。父王乔治六世就曾经教诲她，在遇到困惑的时候，去听听他们的建议：“他们领取国家俸禄，就是干这个的。”结果是，国王与谋士之间相互依存，代代相传，形成了保守的系统。从乔治五世以来，王室内部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后人也不得破例而为之。宫廷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然后按部就班地执行；大到穿衣打扮，小到菜品的摆放顺序，一切都循规蹈矩，没有半点差池。宫廷礼仪得以保留下来，这倒也是一件好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提高了外界对宫廷生活的兴趣。然而，这样一来，人们也很难推动宫廷内部的变革，也无法判定这些仪式、规矩和王室的影响力能否进一步获得改观。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伊丽莎白女王全盘照搬了乔治六世留给她的一切。菲利普也认为，宫里的一切都泛着一股腐朽的味道，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

社会各行各业都在与时俱进，这首先表现在媒体方面。1953年，在玛格丽特公主的“羽毛事件”中，英国的报纸显得也算有些骨气。就像对待当年的爱德华八世一样，英国媒体整整保持了11天的沉默。然而，封锁消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乘飞机穿梭于大西洋两岸或是通过海底隧道往来于欧洲各国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时代在不断进步，舆论的焦点也有所转变。1954年，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导演的影片《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风靡世界；一年之后，一个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年轻歌手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登台演出，迷倒了成千上万的少女；1957年，16岁的约翰·列农（John Lennon）在英国利物浦（Liverpool）创建了披头士（The Quarry Men）乐队，正式走上流行音乐之路。世界在变，王室岂能不变？

1957年8月，人们发现，媒体在与王室的关系上有了一些微妙的改变。英国上议院保守党成员，身为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奥特林厄姆勋爵（Lord Altrincham）约翰·格里格（John Grigg），在一个不太知名的杂志《民族和英语评论》（National and English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批评的语气展望了英国王室的未来发展。他在文中指出，自从汉诺威家族当权以来，英国王室总是头顶王冠，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汉诺威家族时代的民众虽然敬畏王室的威严，却并不把头戴王冠的那个人看得有多重要。如今，二者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他们本人获得了民众的爱戴，而人们却对王权是否还具有生命力“产生了怀疑”。如此看来，女王的当务之急是要走下神坛，做一个普通人，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无冕之王。“她的每一句话都应该掷地有声，令人回味；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发自内心，引人注目。”

约翰·格里格的观点一针见血。他认为，迄今为止伊丽莎白的王权统治是彻底失败的。女王身边的一众老臣都是一群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古董，秉承死板守旧的盎格鲁人的性格，根本无法开展新的社会变革。他们总是高高在上，摆出一副英联邦元老的姿态；在宫廷内部的服务生中，竟然没有一个有色人种。格里格的矛头并不是指向宫廷制度本身，也不是指责其中个别的官员。他显然是在批评女王本人，因为那些围在她身边的谋士，毕竟还是要听从她的号令；相反，女王是不可能被他们所左右的。格里格甚至还颇为辛辣地提到了一个细节，根据他的观察，女王每次在麦克风前讲话时，都非常紧张；看起来，如果不看稿子的话，女王有可能变得语无伦次。然而，她的演讲稿写得也并不怎么样，文辞空泛，毫无创意。“她在读稿子的时候，更像是个女中学生、冰球队长或是参加成年礼的女教徒。”

格里格的文章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伊丽莎白二世并没有对此一笑了之，她被彻底激怒了。不过，就在宫廷内部，也有人支持格里格的观点。除了菲利普亲王之外，王室私人秘书马丁·查特里斯也有此同感。宫廷内部的改革派已经开始着手废除一些不合时宜的老规矩。比如说“新上台的女王”脑子里某些稀奇古怪的、难以琢磨的和不切实际的想法，其中就包括想把她自己穿过的婚纱礼服放在陈列室中展出等，这些都属于被废止的项目。

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应该是媒体对于格里格文章所采取的态度。以前，没有人敢质疑国王的权威。而且，总有一些保皇派的吹鼓手，他们结成统一阵线，对抗外界的舆论。这些人很会把攻击国王的言论大而化小，让所谓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而今，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媒体也不再一边倒地向着女王说话，更何况格里格本人身为上议院的贵族议员，博学多才，德高望重，他被人看作是阶级斗士，敢于批评上层社会，引发公众的思考，意义非常深远。然而，即便是在自由党人的报纸上，人们也把格里格讽刺为鸟粪清洁工。英国BBC广播电台在做节目时，甚至将格里格赶出了录音间，更改了节目内容。另外一家私人电台ITN对他做了专访，希望借此对抗国家电台的专横。然而，就在他做完访谈节目走出直播间时，一个“帝国保皇阵线联盟”的会员走上前去，给了格里格一个大耳光。打人者虽然被告上了法庭，但是法官还是对其从轻发落。因为调查显示，95%的国民都认为，要是可以的话，他们也想教训一下这个侮蔑女王陛下的坏家伙。

非常遗憾，民众的反应竟然如此麻木不仁。没有人意识到，有关王室未来前途的讨论越来越少，批评家的声浪也越来越低。没有人懂得，王室打压反对派的呼声，实际上损害的是自己的形象。这似乎成了一种可怕的怪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大众媒体和王室家族之间：媒体对王室的关注度越来越小，也很少质疑本国这种独一无二的国家体制，甚至对在这一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个人也毫不关心；每次的风吹草动也只不过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罢了。

更为遗憾的是，宫廷内部也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回顾历史，在伊丽莎白二世当政期里，除了格里格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就王室的未来发展发表质疑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受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爱戴。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间，女王夫妇完成了一次环球之旅，并大获成功；他俩出访了加勒比海地区、澳大利亚、印度和非洲各国；1957年，他们又出访了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65年，二战胜利20周年之际，女王夫妇访问了德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1960年2月19日，在生下安妮公主将近10年之后，女王陛下又生下了安德鲁（Andrew）王子。1964年3月10日，作为家里最小的爱德华（Edward）王子也顺利降生了，世界各国都对此表示祝贺，如同自家喜得贵子一样。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这几年“也许是女王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她感到异常欣慰，比以前有查尔斯和安妮之后还感觉踏实；她甚至感觉，自己有点像是个幸福的母亲了。

然而，宫廷内部却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帮助女王居安思危，推进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自我，战略性地规划未来。王室宫廷执掌国家大权，总是会产生滞后效应，也就总是违背民众的意愿，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变化。

世界在变，一日千里。英国早已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1956年，在与法国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斗争中，英国人输得一败涂地。英国政府过分高估了英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英国不再是超级大国。原来的英属殖民地也都开始纷纷倒戈。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要求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在经济方面，英国已经远远落在美国和刚刚成立的欧共体之后。外部国家的复兴也反映了英国国内经济的疲软。贵族官僚仍然把持政治上的权势；上议院的成员依旧来自上流贵族和地方绅士。1958年，由于很多绅士淑女都无法从祖辈那里继承贵族头衔，他们把官司打到了英国最高法院。以前，这样的案子极为罕见，而且通常都在地方法院就能解决了事。原本牢不可破的贵族阶层开始动摇，许多教师和商人的子女也希望跻身贵族行列。

不过，英国人的等级观念还是根深蒂固，消除阶级差异仍是任重而道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打破英国阶层之间的隔阂，这一历史重任竟然落到了英国政府中所有保守派首相中思想最为保守的一位头上——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不过，自从50年代以来，英国各个阶层之间的界限已经慢慢被打破。在工党的强烈要求下，贵族寄宿学校也开始增加招收普通民众家小孩的比例。走在大街上，穿着贵族制服的人越来越少，偶尔也能看到一些绅士摘掉了传统的礼帽。甚至在语言上，人们也崇尚大众化：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在说话时，喜欢夹杂一些方言；甚至在BBC的节目里，人们听到的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女王式国语”，而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话。

那么，在宫廷里呢？伊丽莎白二世早已跟不上时代的变迁。潘尼·朱诺（Penny Junor）在她的自传《公司》（The Firm）一书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女王的守旧）虽然妨碍了她的发展，却也是她的救命稻草。她无法推动王室的变革，却也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反而能获得群众的拥戴。”很显然，女王仍旧陶醉在民众的赞誉声中，无法自拔。她以为人们是推崇她本人，实际上人们尊重的是她的权位，是她脑袋上的那顶王冠。20世纪60年代，英国人的生活理念变得更加随意，而伊丽莎白女王却一厢情愿地幻想着自己能慢慢展现一代明君的风范；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恰恰相反，在民众看来，女王倒像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古董。女王本人始终孜孜不倦地完善自我，行为举止几乎无懈可击。她的一名私人秘书爱德华·福特曾经评价说，她简直“太棒了”；女王对于自己的工作“从来没有抱怨过，每次授勋礼仪，每次接见外国使节，她从不推辞，而且每次都以非常专业的水准完成使命”。与她的父亲和祖父相比，伊丽莎白女王总是礼貌待人，从不大发雷霆；总是能够凭借直觉来做出决断——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做什么事情。

她喜欢井井有条和按部就班地工作。这与乔治五世有些类似。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的每日作息安排都是固定不变的。每天早上8点，女王的贴身女佣把女王叫醒，并端来一杯刚刚泡好的格雷伯爵茶（Earl Grey Tea）。然后，侍女就给女王放洗澡水，7英寸（17.8厘米）深，水温22摄氏度，天天如此。接下来，女王沐浴更衣之后，美发师给女王做头发。9点，女王走出寝室（小王子通常都是睡在单独的婴儿床里），通过客厅，来到餐厅，用早膳。女王的早餐非常简单：麦片粥、一片吐司面包、柠檬果酱。有时候，女王和丈夫一起用早餐。10点，私人秘书前来报到，和女王一起处理国务文书。13点，女王有时会休息一下，喝一杯人参和杜本内（Dubonnet）的混合茶（女王的母亲也喜欢喝人参茶，不过她更喜欢喝人参奎宁混合茶）。女王的午饭也非常简单，仅由一位穿着制服的侍卫服侍她用餐。午饭过后，女王会牵着她心爱的柯基犬散步。然后，女王继续工作，处理日常公务。17点，女王喝下午茶。18点，女王也会换换口味，喝一杯人参奎宁混合茶。20点15分，女王和家人，或者其他宾客一起用晚宴。晚上的时间，女王喜欢看看电视（她喜欢看肥皂剧或是其他娱乐节目），或是玩玩《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s）上的填字游戏。女王不喜欢看书。阅读大量的文件就已经让她不堪重负了，平均每天她都要批阅至少10个红箱子的国务文书。这就是女王一天的生活，长年累月，周而复始。女王的假期都是在桑德林汉姆宫和巴尔莫拉城堡度过的，假期里的生活安排比较随意，女王偶尔也会自己煮茶。后来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甚至曾经在一个森林中的狩猎小屋里和女王一起亲自动手洗衣服。

看起来，女王的工作并不怎么繁重，这反映了英国王室执政的现状。与以前的国王相比，伊丽莎白二世在政治上显得无所作为，没有什么影响力可言；但是，她的工作却更加忙碌。特别是作为国家首脑，女王的职责要比以前的国王更加沉重。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每年都要到世界各地出访：从二战结束之后到2005年为止，伊丽莎白二世以英国国家元首的身份主动出访200多次。此外，女王夫妇每年还要受邀参加国事访问2~3次。每个派驻外国的英国大使在临行前都要受到女王的接见；每个外国驻英大使在到任时，也要前往圣詹姆斯宫的前厅拜谒女王陛下。另外，女王的工作还包括颁发各种勋章、册封贵族头衔，女王本人把这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她还要在宫廷内举办花园酒会，邀请上层名流；一段时期以来，宫里甚至还有午餐会，邀请几位重要人物参加；还有一个颇为诱人的项目是“晚宴＋留宿”（Dine and Stay），参加者不仅可以和王室成员共进晚餐，而且还可以获准在温莎城堡的客房里留宿一晚。

这就是女王的工作，千真万确。“我必须整天微笑。”谈到自己的工作时，女王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如果她不微笑，脸上露出异样的表情，人们就会产生误解，认为女王是不是哪儿不高兴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访问；无论是在给一座大桥落成剪彩，参观一所幼儿园，还是访问一所医院，女王都会见到很多素不相识的人，经过一面之交以后，女王就把他们忘在脑后了。然而，这些亲眼见到女王的人们，会很长时间，甚至一生都在回味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无论是市长大人，还是普通的护士小姐，女王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如果没有面带微笑，对于这些人来说，将是一生的遗憾。因此，女王只好时时刻刻保持微笑，直到下巴都感到酸疼不已，也只能强忍着。

身为女王的她还要表现得对所有事情都感兴趣的样子。比如，某个村长兴致勃勃地给女王讲解乡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并告诉她新图书馆即将建成的好消息；此时，女王必须侧耳倾听，认真观看，而且要显得非常愉悦。再比如，当儿童团穿着民族服装接受女王的检阅时，她也必须露出惊喜的微笑状。还有，在大型庆典活动的开幕式上，即便是交响乐团演奏最单调乏味的曲目，女王陛下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闭目养神，甚至在公开场合，女王连鼻子都不能挠一下，否则就会有好事者拍下照片，第二天就会传遍整个世界。因此，女王整天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举一动都要格外警惕。

出言谨慎——这是女王的行为准则。按照布伦迪斯的说法，女王的话可以说是“世界上用词最少的”。女王在公开场合下说的每句话都可谓是“字字千金”。女王不得发表任何含有政党派别倾向的言辞；在与谈话伙伴聊天时，女王必须字斟句酌，不得令对方难堪；除了说说天气之外，女王没有什么其他话题可供选择。相比之下，菲利普亲王倒是更会云山雾罩地胡侃，兴之所至，甚至还能高歌一曲。亲王谈吐幽默，而且没有什么顾忌，经常口无遮拦，引起政坛哗然。有关菲利普亲王的种种高论被人搜集整理，编成了段子，广为流传。比如，他曾经讽刺中国人是“狡猾的骗子”，说匈牙利人都是“啤酒肚”；他还曾和一位苏格兰的驾驶培训师聊天，问他是如何让苏格兰人在学开车期间不喝酒，并在最后通过考试的。在内政方针上，他曾经公开反对英国实行的禁枪令，呼吁有限度地放开私人合法拥有枪支的禁令。

与丈夫相比，伊丽莎白女王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她也会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比如，她会突然惊奇地向窗外看，等其他人也跟着她向窗外看时，女王骗人的小把戏就得逞了，她会开心地哈哈大笑。就像菲利普亲王讲幽默笑话一样，女王的逗人把戏也总是那么几套；当有好奇者想跟女王套近乎的时候，女王就会捉弄一下对方。不过，为了能近距离地报道女王，很多记者心甘情愿地送上门来，供女王调侃。这其实就是女王工作中的成功秘诀：她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女王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

托尼·本恩（Tony Benn），工党政客中的倒皇派头子，是英国历史上内阁大臣中倡导共和制政体的第一人；在他出任邮政大臣期间，曾经领教过女王那种独一无二的微笑魅力。他曾经向女王建议，在英国发行的邮票上，不再印制女王头像，而用其他漂亮图案取代。女王在白金汉宫接见了他，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述了半个小时；其间，女王甚至走下宝座（他跪在地上，展开设计文案，女王站在那里，弯腰观看），和他一起看了草拟的图案。伊丽莎白女王显得非常友善，而且欢欣鼓舞。托尼·本恩在会谈之后，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部长官邸。

结果，英国的邮票仍都带有女王的头像，有些甚至就只有女王头像。伊丽莎白二世明白，按照英国宪章的规定，她不能拒绝任何一个部长大臣的进谏。然而，她自有办法。她有权通过其他渠道，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施加影响，她可以“劝说和建议”。比如在这件事情上，女王找到了托尼·本恩的上司，即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在下一届英联邦首脑峰会上还要有求于女王陛下的支持，所以他就帮助女王摆平了邮票这件事。最终，托尼·本恩还是灰溜溜地收拾起自己那套新的邮票草案，他设想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也就此搁浅。

没有女王头像的邮票是英国人绝对无法接受的。相反，一成不变的女王头像邮票却有着积极的意义。女王循规蹈矩的生活表达了一种长治久安的理念，而且能够世代相传。绝大多数的民众希望如此，特别对于英国人来说，在社会和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大英帝国的国泰民安是至关重要的。女王的做法非常顺应时代潮流，“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人们都这么说。女王自己也知道，她一成不变地墨守成规和保留传统是赢得民心的最大法宝。

不过，一成不变也并不是灵丹妙药。在伊丽莎白二世执政初期的20年里，王室内部对于外部环境的改变反应有些迟钝，没有能够与时俱进。与此同时，王室家族在英国政坛的势力越来越弱，甚至慢慢失去了对政权的掌控。与当年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辉煌盛世相比，伊丽莎白女王目前的地位有些逊色。虽然，她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但是未来的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仍然很高涨，他们也接受并支持王室成员在国际舞台上抛头露面，展示英国的风采。然而，民众的热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慢慢失去了主导人们的话语权，由国家倡导的全民运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民众关注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好莱坞的电影开始抢了王室的风头。不仅是那些场面华丽的大片，还有那些层出不穷的电影明星也慢慢取代了王子、公主们的地位，成为人们崇拜的大众偶像。

社会的变化是明摆着的。20世纪60年代，王室家族要想重新赢得民心，就必须主动地展示自我。就像王室的新闻发言人柯维尔（Colville）所说，不能将媒体拒之千里之外，而是要仿效爱德华七世那样，主动与媒体接触，互相配合。缔造和谐的王室一家将成为重中之重。巴基霍特有关论述很具有前瞻性，他主张打造英国王室的第一家庭形象，民众可以通过图片报道了解王室一家的生活；在此，一个家庭也就代表了一个国家。所幸的是，王室一家的表现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婚姻美满，儿女双全。和谐美满的温莎家族很容易赢得人们的爱戴。他们代表了浪漫、温馨、简约和崇尚伦理，这是其他大众偶像所无法比拟的。

好时光总是短暂的。王室的危机即将来临。人们对此没有丝毫的预感。在20世纪的上半叶，王室小家庭的温馨和睦似乎掩盖了一切；当然，没有人想去揭开幕布，探究他们真正的生活状况。在公众的心目中，温莎家族就是理想家庭的代名词，没有人愿意去打破这一梦想。不过，慢慢地人们开始转变观念：每个人都想了解一下理想家庭的实际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设想一下，如果实际情况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温莎王室的家庭模式“功能失调”，那么人们对此该做何感想？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的君主王权政体是否也会陷入“功能失调”的状态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