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岁月：爱德华七世-温莎王朝

一个退休的老寡妇如何在温莎城堡的小山坡上散步，或是一个失业青年去参加德比郡的赛马会等。这些小事要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无疑是鸡毛蒜皮或者滑稽可笑。但是，如果主人公换成了女王陛下和威尔士亲王殿下，那么人们就会将这些行为赋予某种含义，进而成为新闻炒作的题材。这一观点成功阐释了英国王室存在的价值。

19世纪60年代中叶，大英帝国的危机降临了。50岁不到的女王一病不起，似乎到了生命的尽头；而她更为担心的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威尔士亲王；这位游手好闲的王子让人们联想起曾经世风日下的乔治王朝。英国的未来似乎一片黯淡。

在当时著名的刊物《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刊登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著名经济类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主编沃尔特·巴基霍特（Walter Bagehot）。1867年，巴基霍特把这些文章重新结集成书《英国宪章》（The English Constitution）。他的书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很大，被奉为英国民间的宪法宝典，至今仍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对于政府、内阁和英国上下两院的评论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些评论在改革英国王室的构建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的统治者们，从爱德华七世一直到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都认真研读了他的著作。巴基霍特认为，英国宫廷内阁里除了高官显贵之外，普通服务生的地位也不容小视，因为他们掌握着王室内部的许多秘密，而这也是他们独有的一种权力。“保持宫廷内的神秘感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巴基霍特这样写道。这其中有一句关于王室家族对于宫廷生活的经典论断：“我们不能把这些神秘感的东西曝光给外界。”直到20世纪 90年代，这句话仍经常见诸报头，用来讽刺王室贵族。

巴基霍特的最初用意并不是想讽刺王室。他力图进一步揭示英国王室为什么得以存在，以及如何存在；但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巴基霍特的言论更像是对社会启蒙运动的诋毁。不过，扪心自问，他的话即便是今天来看，也的确是入木三分。

君主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体，它存在的最好理由就在于，它是一种人们可以理解的政府形式。人民大众理解它……人们常说的，人是受自己的想象力所管束的；然而，通常人们的思维都是被自己想象力中的弱点所控制。一个宪章的主体、一次集会的行为、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一股思潮的默默风行，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复杂的因素交错在一起，让人难以辨清，而且很容易误导民众。与之相比，一个个体行为的意愿、一个个体精神的表达，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思想。每个人都能懂，而且没有人会把这些东西遗忘。

巴基霍特在阐述君主立宪政体时，明确指出：“它是一种政府形式。在这样的国家里，国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看他/她如何做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和能让人看得懂的事情，这是人们最为关心的。比如说，一个退休的老寡妇如何在温莎城堡的小山坡上散步，或是一个失业青年去参加德比郡的赛马会等。这些事情要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无疑就是鸡毛蒜皮或者滑稽可笑。但是，如果主人公换成了女王陛下和威尔士亲王殿下，那么人们就会将这些行为赋予某种含义，进而成为新闻炒作的题材。

关于王室的职责，巴基霍特这样阐述道：王室人员的行为应该代表“国家尊严”；王室的职责在于，保证民众在国家政体中享有统治权，从而使得臣民相信和效忠王室。为了履行这样的职责，国王必须在民众中树立自己的威信，让民众崇敬得五体投地。他们必须高高在上。比如，王子的婚礼就必须有别于普通人家。“王子的大婚有着特殊的意义，肩负着崇高的使命，必须让普通民众感到震撼。”巴基霍特的文字一针见血。王权国家也就只能这样存在下去。

维多利亚女王从没读过巴基霍特的大作。不过，当她听说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的学习读物中就有巴基霍特的著作时，她非常生气。巴基霍特当初著书立说时，可没有料到，他的书会对后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过，他对于王室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在震撼民众这一点上，的确切中了英国王权统治得以延续的要害。英国王室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思想，也在行为上做了相应的调整。

1871年11月6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I）在巴黎凡尔赛宫宣告登基就位的10个月之后，英国下议院代表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发表了一番颇有分量的言论，矛头直指王权统治。他在在场的听众面前尖锐地指出，每年供奉王室成员的费用已经高达100万英镑，这相当于当时美国总统年薪的10倍。当他一说出这么一大笔钱白白花在王室成员身上时，立刻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当时，英国的中产阶级也比较倾向建立民主共和制政体，取代君主立宪制，以便消除王室的腐败。迪尔克的演讲让在场的人们都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两周之后，伯蒂王子身染风寒，发着高烧，躺在病榻上。此时的他正在王室名下属地诺福克（Norfolk）的桑德林汉姆宫（Sandringham House）内静养，并请了一位名医上门给他检查病情。诊断结果很快就传到了宫里和内阁。风寒，又是令人恐怖的风寒病。维多利亚女王急忙从苏格兰的巴尔莫拉城堡起身，赶往儿子的病榻前，她祈求上帝保佑儿子平安无事。不过看来这些都无济于事，伯蒂的情况越来越糟糕。王子病危的消息成了爆炸性新闻。很快，桑德林汉姆宫的门外就聚集了一大群好事的记者，试图打探王子身体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人们焦急地等待着12月14日这天的到来。10年前的这一天，老公爵阿尔伯特就是死于风寒病。此刻，宫廷内外、政府部门、乡村集市和全体国民都屏住呼吸，等待着最新的消息。恰恰是在12月14日这天，伯蒂奇迹般地退烧了。王子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出来，病情出现了好转！

时任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看准了这个机会，要趁热打铁，利用人们对王子健康的关注，来巩固王权统治。也正是在这一刻，王权统治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女王本人并不希望大肆宣扬，借此炒作；但是，格莱斯顿却一意孤行，坚持把这场保皇运动进行到底：一封宣布王子身体大安的公告立即出现在全国媒体上。1872年2月27日，维多利亚女王和伯蒂王子坐着皇家马车，公开在伦敦街头露面；这是女王在过去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想要目睹女王母子的人们把从白金汉宫到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维多利亚女王和伯蒂王子的威望一时间达到了顶峰，连女王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人们喜极而泣……今天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天。”维多利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不过，这一切对于查尔斯·迪尔克和他的那帮抨击君主制的朋友来说，可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几周之前，他们还兴致勃勃地酝酿着推翻英女王的君主统治，建立共和国；然而，一夜之间，他们的这些想法都成了异端邪说，很快就淹没在一片拥护女王的欢声笑语中。英国的共和主义者恐怕在100年之内都抬不起头来了。事情就是这么神奇。一个失业青年得了一场大病，忽然之间就改变了人们对于王权统治的看法，大家一下子都群情振奋地团结在女王周围。巴基霍特此刻应该也在欢乐的人群中，享受着他的理论变成现实的乐趣。

首相格莱斯顿此时心情如何呢？他高兴地看着伦敦城重新复苏，以及“令人满意的欢庆场面”。对于这次活动，令他满意的还不止这些。其中有一点必须明确：格莱斯顿心里高兴并不是因为女王和王子受到民众爱戴，而是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复苏。格莱斯顿和女王俩人貌合神离，彼此都互相看不上眼。首相觉得女王愚不可及，而且非常令人乏味；对于王子伯蒂，格莱斯顿更是烦透了，经常背地里骂他。不过，英国内阁中的自由党人非常看重与王室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他们有意识地维护软弱无能，却又受人推崇的王权政体，将其视为统一国家和民族社会的延续发展”。格莱斯顿需要女王继续坐在宝座上，因为他看到整个王室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并努力推动这样的变革；并且，他还意识到，民众需要一种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精神。

从1868年到1894年，格莱斯顿连续担任了四届内阁首相，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措施，其中有些政策显然是违背了女王的意愿：他想让爱尔兰独立出去。爱尔兰当时还是英国的一部分，而且在1848年大灾荒之后一直是威胁英国社会的一大隐患。此外，他还希望通过社会化变革来改善民众的命运，特别是那些在工业革命中破产的劳苦大众。他还试图削减赋税，并改造法律制度。他还宣扬非殖民地化的思想，认为英国的全球殖民地统治是劳民伤财的错误路线。所有这一切都令女王感到非常不安。她当面斥责，并毫不留情地破口大骂。然而，格莱斯顿不为所动，而且尽量不让女王对自己执行的政策进行干预。他心里非常明白，如果他赢得大选，女王会心神不定；而如果他落选，女王会非常高兴。他背负的压力非常沉重。

相比之下，他的政敌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了。在女王眼里，他无疑是最好的首相。女王和迪斯雷利经常书信往来。而且，两人的关系似乎不仅限于此。女王对迪斯雷利关心备至。他甚至可以当众坐在女王身边，由此可见俩人关系的亲密（而无论格莱斯顿在女王面前表现得如何谦卑，女王也决不允许他坐在靠近自己的座位上）。1876年，女王敕封迪斯雷利为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使他彻底摆脱了下议院议员的身份，晋升为英国贵族。迪斯雷利为此感激涕零，并全力施展自己阿谀奉承的伎俩，来讨女王的欢心。

不过，他的执政手法与格莱斯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需要王室为其撑腰；否则，女王也会像对待自由党人那样，将保守派废黜。女王只有在政务过于繁重或是自己无法单独决断的时候，才将部分政务交给内阁来处理。此时，迪斯雷利一定会鞍前马后地为女王效劳，帮女王减轻负担。的确，几十年来，女王一直处于过度劳累的状态中。只有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时，女王才放权给内阁政府。在这一点上，女王并没能免俗，她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只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女王早就辜负她的人民和国家对她的期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她与贴身侍卫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绯闻。在老公爵去世后的第六到第七年，有传言说维多利亚与一个名叫约翰·布朗的宫廷侍卫发生了暧昧关系。这个布朗原本是女王夫妇在巴尔莫拉城堡的贴身侍卫（苏格兰语：“Gillie”），并从此有预谋地接近女王本人，并赢得了女王的好感。在丈夫去世之后，布朗在女王心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了。先是在巴尔莫拉城堡，后来到了1864年，女王把他带到了温莎城堡和奥斯本宫；他的身份也从普通的侍卫官晋升为贴身保镖，而后成为女王的伴聊男宠。1883年，布朗离开了人世，女王异常伤心，亲笔写下了讣告（并公开发表）；悼文非常长，字数甚至是她给首相迪斯雷利写的悼文的三倍。

她情真意切地写道，在那些年里，布朗是她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他与那些官僚谋士完全不同。他并不虚情假意地逢迎女王，从不摇尾乞怜；他甚至当着女王的面抽烟喝酒，行为放荡不羁。在他之前，没有人敢如此放肆。他的行为反而让女王感到一种新鲜，并使她获得了快乐。这种另类受宠的例子在温莎家族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令人有些匪夷所思。

对于外界的传闻，女王根本不屑一顾。她对外人的说三道四完全不感兴趣。她只是考虑自己的感受。她认为，作为一国之君的女王养个男宠逗逗乐子，无伤大雅，不会因此而威信扫地。这也体现了女王一贯的自信作风。

除了绯闻之外，女王的麻烦越来越多。1873年，维多利亚女王想要加冕成为皇帝，因为她看到普鲁士国王和俄国沙皇都自封为皇帝了，而她自己一直没有当上皇帝，比如说她应该是印度的女皇？这一年，本杰明·迪斯雷利重新当上了首相，他竭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对女王的要求百依百顺。不过这一次，女王的要求的确有些过分，而他的顺从也招致了麻烦。自由党的媒体对女王狂轰滥炸（当然也没有放过首相本人）。女王的愿望暂时落空了，不过机敏的迪斯雷利还是想尽办法化解了这场危机，并遵从女王的意愿，采取了过渡性的政策（在野党的自由派领导人格莱斯顿最终还是没有斗过狡猾的迪斯雷利）。1876年，维多利亚加冕成为印度女皇，玉玺签名也变成了“Victoria RI”。1877年1月1日，在当时的印度首都德里，大约8.4万人走上街头欢庆帝国的诞生，这些人主要是印度当地的贵族及其随从。这也是自 1858年印度人抗英革命运动20年后，印度的殖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暂时出现了缓和的态势。

格莱斯顿又不失时机地攫取了胜利果实。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50周年之际，他建议举办盛大的纪念庆典。

英国以前从没有过什么周年庆典之类的活动。周年庆典发源自旧犹太教的习俗，后来罗马教皇也曾在中世纪时期举办过100年庆典之类的活动。而在英国历史上，即便是中世纪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亨利三世（Henry III）和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也不曾有过登基周年庆典活动的记载。历史上，只有在位60年的乔治三世（George III）在他登基49年时举办过一次庆祝活动，而且也不过是在几个殖民地国家举行了一些敷衍了事的活动罢了。格莱斯顿的建议并没有打动女王，在她看来，自己没必要花费这么多精力去准备什么周年庆典活动。随后，政权更迭，格莱斯顿下台，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接任成为首相。他是女王的老朋友。在他的劝说下，女王终于同意举办登基周年庆典活动。

1887年，英国举办了这场盛大豪华的庆典活动。由于史无前例，所以组织者和策划者煞费苦心。这场庆典活动争取到了广大民众的参与。这次庆典活动也因此成为里程碑式的典范：街头欢庆、阅兵仪式、音乐盛典和鸣放礼花。在英国历史上，从此多了一个节日；人们被节日的气氛所鼓舞，疯狂地购买各种纪念品，这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整个庆典的最高潮是女王坐着马车出现在伦敦街头，随行的还有欧洲各国的达官显贵、宗教首领和宫廷侍卫等。

在英国政治体制上从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形式：国家节日。后来，德国柏林政府也借鉴英国的做法，并很快修建了凯旋柱、帝国大道和国会大厦等庆典场所。伦敦在这方面有些落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重新扩建了城墙，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整修了白金汉宫的外墙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台。历史就是这样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

1897年，“金色庆典”过去后的第10年，英国又举办了一次欢庆活动。这次活动被命名为“钻石庆典”，更加彰显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操办这次庆典的是当时主管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内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当时，他可是大英帝国冉冉升起的政坛骄子。这一次，他没有邀请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而是把各国政府的首脑人物和殖民地总督请到了伦敦。他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为的是在盛大的庆典游行上向各国元首们炫耀维多利亚作为女王和女皇至尊无上的君威。老女王被这一阵势彻底打动了。“在此之前，我相信，没有人能获得如此的荣耀；当我们在这六英里（约9.66公里）的街道上被人们夹道欢迎的时候，给予我这种荣耀的确是至高无上的。”女王在当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女王亲眼看到那些站在街道两边的人们，在见到自己出现的那一刻，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人们并不了解现实生活中的女王；不过，这种盲从的确令人感动。人们并不知晓，女王本人已经今非昔比。10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不仅是庆典的气氛，就连庆典音乐也不再是以前的那样了。19世纪的最后25年，新闻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杂志和报纸仅仅为王室贵族们服务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报纸成了大众产品，开始反映底层人们的思想和需求。从1875年以来，报纸上泛滥着对于大英帝国的吹捧；反对派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女王成了日不落帝国的象征，是国际强权和世界霸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这场“钻石庆典”中表现出的对于女王的顶礼膜拜，不再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时年78岁老太太的崇敬。这是一个国家的全民庆典，人们希望女王像她所统治的帝国一样万寿无疆。

爱德华王子也非常喜欢这样的庆典。与他的母亲有所不同，王子本人是个天生的享乐主义者，喜欢各种奢华的活动。自从1871年生了那场大病之后，女王和儿子之间紧张的关系有些缓和，不过也就算是说得过去而已。女王并没有放手让儿子来处理国事；在他没有成为国王之前，女王不会赋予他更多的权力；特别是有关国家机密的“绝密文件”，王子根本无权阅读。女王顶多是让儿子代表她进行一些国事访问，出席外国的庆典活动；因为女王本人对这些外事活动没有丝毫兴趣。除此之外，伯蒂王子成年累月地处在休假状态中，无所事事。

1871年，伯蒂王子，也就是威尔士亲王已经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事业上一事无成的他倒成了五个孩子的父亲：长子阿尔伯特·维克托·克里斯蒂安·爱德华（Albert Viktor Christian Edward），昵称“埃迪”（Eddy），生于1860年；次子乔治·弗雷德里克·欧内斯特·阿尔伯特（George Frederick Ernest Albert）生于1865年；1867年和1868年，公主路易丝（Louise）和维多利亚（Victoria）相继出生；1869年，王子毛德（Maud）出生；1871年，最后一个小王子亚历山大·约翰（Alexander John）降临人间。其中，长子埃迪和幼子约翰都是早产儿，而约翰因为先天体弱，体重不足，在出生后一天就不幸夭折。伯蒂和妻子阿丽克斯在失去幼子后，都痛不欲生。

伯蒂与妻子的婚姻可谓比较奇特。从他们的传记中来看，俩人关系不错，一家几口经常住在马尔伯勒宫（Marlborough House）和桑德林汉姆宫，生活美满幸福。孩子们的生长环境非常开放，夫妻俩都极具爱心，给孩子们充分的自由；比起他们的祖父母，即女王夫妇的童年时代，孩子们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和快乐。人们尽量减少死板的说教；孩子们也慢慢学会了宫廷礼仪，懂得如何像贵族那样行为举止。一家人经常聚在一起，邀请亲朋好友来聚会；他们还时常一起去丹麦拜望阿丽克斯的父母或是去其他欧洲国家走亲访友。一家人相亲相爱，家庭的亲情与日俱增。(www.xing528.com)

不过，伯蒂和阿丽克斯夫妻俩在性格上截然相反，生活理念也大相径庭。1867年患上风湿病之后，阿丽克斯很少出席公开的聚会。越来越严重的听力障碍也使得她慢慢从公众的视野中隐退；尽管她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但是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阿丽克斯不善言辞，谈吐乏味。和丈夫一样，阿丽克斯从不喜欢读书看报；与丈夫不同的是，阿丽克斯对社交界的流言蜚语也没有丝毫兴趣。伯蒂可就不一样了，他喜欢不断寻找新的乐子，经常在各种婚礼上跳舞娱乐，也乐于出席各种晚会。他总是带上一群狐朋狗友（当然也包括他的异性伴侣们）去夜总会消遣；这些秘密的娱乐场所就连他的母亲也从不知晓。随着伯蒂在外面不断的拈花惹草，阿丽克斯耳边充斥着各种关于丈夫的绯闻。伯蒂显然不是一个忠诚的丈夫。这一点，阿丽克斯心知肚明；不过，她仍自我安慰地幻想，丈夫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最爱她的。现在看来，只好姑且相信王妃的顾影自怜；不过，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了。

从1876年开始，伯蒂身边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异性伴侣，而且经常堂而皇之地与她们招摇过市。她们像是走马灯一样与伯蒂出双入对，一个个都是艳丽迷人，把伯蒂迷得团团转。最初的一个是有夫之妇莉莉·朗翠（Lily Langtry），随后又换成了莎拉·本哈特（Sarah Bernhardt）。莎拉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女演员，也是伯蒂王子宠信的尤物。此外，伯蒂还与《纽约时报》老板的女儿珍妮·杰罗姆（Jennie Jerome）保持暧昧关系，而这位珍妮的丈夫就是伦道夫·丘吉尔爵士（Sir Randolph Churchill），他俩的儿子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1898年，伯蒂又有了一个新的女伴：艾莉丝·科普尔（Alice Keppel），即乔治·科普尔上校（Colonel George Keppel）的夫人。在王子伯蒂所有的情人中，科普尔夫人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其重要性在于，也许是出于机缘巧合，她的重孙女卡米拉·尚德（Camilla Shand）日后也成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即现任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的第一个情人和第二任妻子。艾莉丝·科普尔一直与伯蒂保持着情人的关系，暗中辅佐他坐上了国王的宝座；艾莉丝对伯蒂忠心耿耿，而且行为内敛、性格坚毅、处事大方、彬彬有礼。就连伯蒂的妻子阿丽克斯到后来也默许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少许的无奈。1910年，艾莉丝获准进入王宫探视已经奄奄一息的伯蒂，表明了俩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伯蒂和阿丽克斯夫妇俩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麻烦事，那就是他们的长子阿尔伯特·维克托。1890年，维克托被封为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不过人们还是习惯叫他的昵称“埃迪”。埃迪天生发育迟缓：严格意义上讲，埃迪患上了严重的发育障碍症。根据传记作家唐纳德·斯伯特（Donald Spoto）的记载，埃迪“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他总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对周围的事物没有丝毫反应，看上去总是自己在和自己玩。在他这个年龄，居然对于性就有了不同寻常的兴趣。从他的个性上来看，没有丝毫成年人的迹象。”其他传记上也有推测说，埃迪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不过，患有同样疾病的阿丽克斯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也遗传了这种病。

就像一般的家长一样，伯蒂夫妇也希望子女尽快成才。他们对埃迪施行了严格的教育，把他和次子乔治都送到海军中服役。两位王子在海上度过了整整四年的时光。乔治在服役期满后，已经成长为一名颇为出色的军官；他的哥哥则稍显逊色。1883年，伯蒂觉得儿子的人生阅历已经够多了，就把埃迪送到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可怜天下父母心。伯蒂就像他老爹当年那样，来到剑桥探望儿子。私下里，父子俩谈论一些大学课程，当然也包括课外的风流艳事。然而，面对这个傻呆呆的儿子，伯蒂感到无所适从。埃迪举止粗俗，几乎没有语言表达能力，阅读非常迟缓，而且懒惰成性。送他来上大学纯属浪费时间。更令人感到难堪的是，埃迪的行为举止与传统的英国礼仪格格不入。1883年，英国的周刊杂志《笨拙》（Punch）上报道了一幕丑闻，那就是埃迪王子与几个男生大搞同性恋的闹剧。1889年，埃迪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在伦敦的克里夫兰街（Cleveland Street）的同性恋妓院里，发现了几张王室贵族的面孔，其中包括阿瑟·萨莫塞特勋爵（Lord Arthur Somerset）和埃迪王子。（可以想象，同性恋在那个时代是被严厉禁止的。）

埃迪只好离开了剑桥，再次被父母送进军营。当然，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作为军官的埃迪对排兵布阵根本一窍不通，甚至连枪都不会使用。埃迪只是陶醉在自娱自乐的生活里，喜欢追逐时尚，热衷打马球，并依旧纵欲无度。

长此以往，不堪设想，只能采取老办法，尽快给埃迪找个妻子。他毕竟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至少在外人面前，必须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家庭。

维多利亚女王和伯蒂夫妇在选择王妃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他们都看中一位与王室有些血缘关系的女孩——维多利亚·玛丽·奥克斯塔·路易斯·奥尔加·保琳·克劳迪·阿格尼斯（Victoria Mary Augusta Louise Olga Pauline Claudine Agnes of Teck），女孩的名字太长，人们就简称她为“玛丽”（Mary）。1867年，玛丽出生在肯辛顿宫的一间寓所里，维多利亚女王恰好也是出生在同一间寝室中。玛丽的父亲是符腾堡王国某公爵的儿子，当时已经家境败落，娶了一个平民女子克劳迪·雷戴伊（Claudine Rhedey）为妻。因为她不是贵族出身，所以在身份上并不是符腾堡王妃，只被赐封为霍恩斯坦（Hohenstein）女伯爵；因此，他们的孩子也就没有王室的头衔，只不过被人们称作“符克公爵”而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玛丽不算是纯正的王室血统。好在，维多利亚女王和伯蒂夫妇并不在乎这一点，但是埃迪的兄弟姐妹们可是对此颇有异议：他们非常看不起这个远房的表妹。

埃迪和玛丽对于这场包办婚姻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甚至他俩都欣然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玛丽来说，嫁给王子肯定能确保自己身份地位的提升；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了埃迪的种种怪癖，她甚至做好了更坏的准备。那个年代，王公贵族家的女儿都是依靠父母包办婚姻，她们也都心甘情愿地听从父母的建议。

双方及其父母都一拍即合，婚事操办进展非常迅速。1891年11月，维多利亚女王邀请这位未来的王妃做客巴尔莫拉城堡，与这个小姑娘在一起待了整整10天！12月初，埃迪礼节性地向玛丽求婚，玛丽当众宣布同意嫁给他。婚礼被安排在了2月，以免夜长梦多再生变故。然而，好景不长。没过一年，也就是1892年1月8日，埃迪邀请玛丽的父母在桑德林汉姆宫庆贺自己28岁生日。就在生日前一天的晚上，埃迪打猎归来，感到身体不适，上床休息。第二天，他的病进一步恶化，发展成了肺炎。他只能穿着睡衣接受人们送给他的生日礼物。5天之后，埃迪王子不幸病故。

接下来的一年，玛丽都沉浸在新婚丧偶的悲痛之中。1893年5月3日，乔治王子，也就是埃迪的弟弟，和玛丽走到了一起。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玛丽和乔治交上了朋友，他俩彼此鼓励，鸿雁传书，慢慢地坠入爱河。不过，他们是在力排众议之下，才勇敢地走在一起，并宣布订婚。起初，得知他们的关系后，众人大吃一惊；双方的家人也都感觉有些不妥。然而，从玩世不恭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传宗接代的最佳方式；按照王位继承的规定，如果老大不幸亡故，那么老二就自然顶替。为了确保王室的香火代代相传，为什么不可以把许配给老大的妻子再改嫁给老二呢？同年的7月6日，乔治正式迎娶玛丽过门，顺利地完成了交接。

在外人看来，乔治和玛丽的结合要比原先的埃迪与玛丽的婚姻更合适。埃迪行为乖张，情感发育根本不成熟，为人自私自利，并且专横跋扈。与之相比，乔治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海军军官，举止谦逊，性格腼腆，为人善良。玛丽和乔治从没有明确地向对方表白过爱慕之情，他俩在这方面都显得过于内敛。他们更愿意用书信表达自己的情感，有时甚至一天写好几封信，含蓄地表达柔情蜜意。

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显得有些乏味。他们就在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约克庄园（York Cottage）度蜜月。桑德林汉姆宫也成了他俩后来的长期居住地，而且一住就是33年。在兴趣爱好方面，乔治喜欢集邮和射击，玛丽喜欢收集各种手工制品和家具。俩人都不喜欢参加盛大的社交活动，更愿意待在家里。不久，他们就有了爱情的结晶：1894年6月23日，长子大卫（David）降生，全名是爱德华·阿尔伯特·克里斯蒂安·乔治·安德鲁·帕特里克·大卫（Edward Albert Christian George Andrew Patrick David）；1895年12月14日，次子阿尔伯特（Albert）也来到了人世。当天的《早报》（Morning Advertiser）这样写道：

新出生的小王子不仅属于他的父母，而且属于整个民族。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万一长兄发生了什么不幸，小王子就能坐上王位的宝座。就如同当年格莱斯顿先生说的那样，他的诞生是英国王位继承的双保险——是最伟大的财富。

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奥斯本宫的病榻上安详地闭上了双眼，与世长辞。此时，她的儿子阿尔伯特·爱德华站在床的一侧，而另外一侧则是她的孙子，即后来的威廉二世。女王在去世时能够放心地看到王位能够如此安全地交接，这样的情景在英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此前连续三次王位继承都是“可能遴选的王位继承人”听候待命。维多利亚女王也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国王之一，60年的稳固政权让大英帝国的名号响彻全球。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也宣告了一个辉煌盛世的结束；然而，人们对于未来并不感到恐慌。不过，就像早先1837年那时一样，没有哪个英国政客敢在这个时刻露出任何惊恐的表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清楚，下一任国王将是怎样一个角色：这无疑是即将到来的一场灾难。显然，他们看不出阿尔伯特·爱德华有什么才能来治理国家，因此特别担心。然而，当王子真的继位的那一刻到来之后，议院大臣们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毕竟，该去的留不住，该来的还是来了。

在母亲行将就木之时，伯蒂为了讨好她，把自己未来的头衔称为爱德华七世；其实他的本意是自封为“阿尔伯特·爱德华一世”。在英国历史上，爱德华七世的上台代表了温莎家族中最经典的王位交接。爱德华七世虽然当上了一国之君，但是本性难移；他奢华无度和追求享乐的生活作风显然是秉承了汉诺威家族的传统。在他当权之时，甚至试图将英国改国号为“爱德华英格兰”（Edwardian England）。在他之后，没有哪位国王能够做到，用自己的名字来代表一个时代。爱德华七世在位的10年被后人誉为“美好年代”（Le Belle Epoque），这位喜欢炫耀的英国国王也因此名垂青史。爱德华七世开创了英国历史上最为骄傲张狂的风气，在整个社会倡导一种乐观自信的精神；他一扫多年来笼罩在英国宫廷内部的阴霾，敞开王宫大门，把原来幽禁闭锁的王宫变成了全新开放的社交中心。白金汉宫成了宴会厅、歌舞厅和各种社交活动的举办场所。爱德华七世还与时俱进地打破陈规陋习，兼容并包地吸收各方人士成为王宫内的宾客，其中包括暴发户、匠师艺人和各类外籍人士。爱德华七世尽可能地打破陈规，让王室生活充满生机。

爱德华七世本人不仅爱追逐时尚，而且亲自做出表率，来引领潮流。比如，他喜欢抽烟来装酷，还发明设计了晚宴夹克装；戴草帽也是他最先发起的贵族时尚之一。他甚至还参与设计了英国爵士穿的燕尾服；直至今日，在每年一度的议会开幕时，所有受封的贵族绅士必须身着燕尾服进宫参见国王。此外，他还花费重金，让人打造了一款全新的皇家马车：车体全身镀金，堪称无价之宝。与以前国王有所不同，爱德华七世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他坐着刚刚问世不久的戴姆勒汽车在大街上兜风，这在当时的英国可算是标新立异的举动；因为保守的英国人根本不接受这个来自欧洲大陆的新鲜玩意。爱德华七世可不管这一套。他为人坦诚，心胸宽广，而且特别爱追逐时尚。“人们喜欢和赞赏这位新国王的个性，因为他平易近人、爱好交游，在公众面前非常友善，甚至他身上带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缺点……他举止优雅，行为无瑕，而且他非常疼爱子女和孙子，并且对妻子阿丽克斯忠贞不贰。”传记作家唐纳德·斯伯特这样写道。

简而言之：爱德华七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个时代的宫廷画像上来看，爱德华七世总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身着华丽的礼服，笑容可掬，有点像一个财大气粗的大老板。这一形象比较反应实际情况：他喜欢衣着奢华，善于炫耀宫廷的气派；他对于各种名牌特别在行，而且是“讲求排场”方面的专家大师。回顾英国王室的历史，还没有哪个国王像他这样喜欢讲究排场和炫耀国威。时代不同了，英国人一贯保守内敛的性格也随着爱德华七世的出现而有所改变。英国民众非常拥戴这位国王，因为他代表了民意，体现了英国想当世界霸主的意愿。从爱德华七世的身上，可以很容易发现英国及其殖民地附属国试图打造一个空前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的野心。爱德华七世从我做起，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看到民众热情高涨，他感到非常开心。由于他出色地调动起民众的爱国热情，所以公众对于他糜烂的生活也就不再过多追究了。

从这一方面来看，爱德华七世是个颇有些手腕的政治家；这不仅表现在他成功地将前任首相赶下了台，并且始终寻找机会来插手国家大事。不仅如此，他还特别会伪装自己，表现得像个保守派一样，总是躲在工党政客的幕后。其实，按照巴基霍特的理论，国王就应该成为一名出色的政客。通过他个人的威望可以使得民众更加团结，进而点燃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他在公众场合出风头和举办各种庆典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可以说，国王也是政府治理国家的工具之一；国王出面可以促成组建国家之间的联盟。1904年，爱德华七世出访巴黎，博得了一向反对君主制的法国人的好感，两国签署了《友好协议》，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英法同盟的建立为整个20世纪两国关系的和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爱德华七世还不停地出访欧洲各国，比如他出访奥匈帝国，竭力树立大英帝国的形象、宣传其各项国策，听众都是与英国王室有姻亲的王公贵族（英国王室的亲戚遍及欧洲各国）或是一些年轻的共和党人。

然而，爱德华七世在德国的政治影响力却并不很大，这其中的责任并不在他。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本人在大英帝国面前总有种自卑感，特别是在海外殖民地的政策方面，德国与英国相比更是相形见绌。与此同时，威廉二世本人非常羡慕英国的国力，这也增加了他本人面对英国问题时出现的自卑心理。1889年6月，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封威廉二世为英国海军上将，同为一国之君的他甚至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威廉二世一直心存一个坚定的想法，就是与英国人结成联盟：英国掌控世界海上的霸权，而德国则把持欧洲大陆的统治权。

然而，英国和德国在君主执政体系方面截然不同。具体地说，威廉二世与维多利亚女王及其继任者爱德华七世在本国政坛的地位有所不同。作为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不仅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而且全权掌控管理国家大事。而英国国王只能间接地对内阁政府施加影响；在外交方面，他们也只能通过与各国王室姻亲通信，来解决一些两国之间的问题。以前的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怎么喜欢威廉二世这个外孙；英国人对此也满不在乎。而在爱德华七世眼里，他的这个德国外甥就是个傻瓜，而且是个危险分子；他表面上对威廉二世还算客气，心里却根本不信任他。在内外政策方面，英国会直接给德国首相和外交大臣一些建议指导，当然德国人也不必言听计从。最主要的是，威廉二世喜欢自己发号施令，不愿听任英国的摆布。

爱德华七世也已经步入晚年，他自己心里清楚，命运留给他的日子不多了。他继任王位时已经是61岁的高龄了，而且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瘾君子，不停地抽雪茄和香烟，在晚年更是嗜酒成性。然而，直接影响他健康的却是他的暴饮暴食。在他最能吃的壮年时期，每天要吃四到五顿大餐：早餐是双份煎蛋和烤咸肉，外加一份鱼和浓汤；午餐则是四道大菜的美味佳肴；下午是点心、鸡蛋和涂了黄油的烤面包片；晚餐他有时一人能吃下12个人的包席！而爱德华本人身高只有1.6米，腰围却足有1.37米；所以他总是穿着高跟靴子，使自己显得高大些，不过他的确胖得有些太离谱了。1906年，爱德华七世得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就不得不经常去疗养，并从此变成了大胃王，也越来越胖。因此，他很早就教儿子乔治处理国政，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

1901年，被封为约克公爵（Duke of York）的乔治在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跟妻子玛丽一道出访澳大利亚，并出席了在堪培拉（Canberra）的当地自治省议会大厦奠基仪式。乔治夫妇在澳大利亚非常受欢迎，据当地的统计数字记载，此后的231天里，他又为这座大楼堆砌了21块基石，为当地人颁发了4329块奖章，接见了6.2万个士兵，和24855个平民握手致敬。1905到1906年期间，乔治和玛丽又出访印度，此时他们的头衔已经变成了王储的头衔——威尔士亲王和王妃。这次出访可谓是规模庞大，盛况空前，对于主宾国来说，也是从未有过。在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所在地加尔各答（Kolkata），人们为了迎接亲王夫妇的驾临，临时搭建了50个大型皇家室外宿营地（石砖铺地，带寝室、起居室和浴室，配有豪华的家具），专供亲王夫妇和随行人员下榻。光是负责照看行李的侍卫就多达500人！

爱德华七世本人也非常喜欢到英属殖民地各国出访。和他的儿子一样，他对印度这片土地也是情有独钟。父子俩的另外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在野外打猎。在政治主张上，爱德华七世和儿子乔治也在很多方面想法一致：他们都不赞同英国一直以来施行的殖民地政策，特别反对英国政府官员中盛行的种族歧视；他们认为殖民地政府普遍都缺乏执政理念，还有就是对于印度当地的白种人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也非常不满。

尽管喜欢旅游出访，但是爱德华七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因此，他不能跟随儿子一同出访。当然，他不能频繁外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活动都太耗费时间。爱德华七世始终处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中，总是寻找新的消遣、搜寻新的项目、找些新的刺激（或是追求新的女人）。他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满满的：出游、打猎、看赛马、看戏、听歌剧、举办晚宴等等。他甚至还插手国家之间的大宗生意：为了应对德国的扩军备战，他敦促英国海军也购买军备，增强军事实力。爱德华本人曾经在海军服役多年，因此他非常了解海军实力的重要性。

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se）在乔治五世的传记中把爱德华七世临终前的日子比作是“生命不息忙碌不止的回光返照”。1910年4月27日，星期三，爱德华从法国比亚里茨（Biarritz）游历回来，已经是咳嗽不止，但是他仍带病去皇家歌剧院听歌剧。第二天，他白天应付了一些会谈，晚上就去看大夫。著名的伦敦医院创始人阿格尼斯·基瑟（Agnes Keyser）女士亲自给他看病确诊。然而，周五晚上，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又去听歌剧了。周末，他下榻桑德林汉姆宫，并在大风大雨中亲自监督装修工修缮宫内的主厅。

几天之后，1910年5月6日，68岁的爱德华七世身染重病，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他生前精力过剩，却也荒淫无度，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