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

党是一个历史范畴。党的建设须在发展中常青。而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加强党建本身的理论研究。革命理论是革命实践的指南。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在当前，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党的建设的历史条件发展变化了，在党建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说明。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主要经历了三种历史条件。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新军阀政权搞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根据地来复兴革命，这就面临着长期要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环境中建设党，把农民小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水平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诞生，共产党的发展进入一个特殊历史阶段，面临着警惕资产阶级糖弹的袭击，防止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新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党的建设又面临新的历史条件。正如十三大报告所指出：“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事实正是如此。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譬如，我们既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又要防止以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处理党内关系；在许多党员掌握一定权力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杜绝“以权谋私”，保持和发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它又如何体现在党建的切实措施上，等等。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些新的党建课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建实践中都是没有碰到过的，迫切需要我们从党的建设的理论上加以探讨和阐明，才能使我们从理性上增强党的建设的自觉性，从根本上提高党的建设的工作水平。

第二，党的建设的内外环境变了，我们党面临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和防止“和平演变”的考验。当今，世界形势出现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新局面。但是这种缓和并不意味着国际阶级斗争的全面松弛。它只是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国庆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国际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这种进攻比较隐蔽，容易使一些人丧失对西方反共政治势力的警惕，模糊甚至抹杀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和对立，这就成为国内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的重要原因。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尖锐地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党的肌体的腐蚀危害，不可忽视。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现在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譬如提倡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崇高理想，搞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面实行私有制；鼓吹共产党就是“改良的党”、“人民的党”、“民族的党”。政治多元化体制中的一政党，否定党的历史使命和领导作用等等，从而使这些党解除了精神武装，出现了转向和蜕变。这说明，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我们务必有明确的对策。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使广大党员明辨是非，分清党的建设上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增强我们抵制“和平演变”的免疫力，是何等的重要。

第三，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落后于党的建设的工作实践。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还有待进行理论的研讨，做理论上的深化工作。对于党建实践中碰到的一些疑难问题（譬如为什么80年代整党之后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汇集成始料不及的“腐败风”；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对党员雇工经营个体或私营企业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如何从理论上、实践上解决好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的问题，等等），必须加以理论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的发展，确有一部分人经不起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犯了贪污盗窃、行贿受贿、以权谋私以至不顾国格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了解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特点，不能正确看待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正负效应，在新时期的“无硝烟战争”中当了俘虏。只有加强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才能增强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鉴别力和免疫力，提高党的建设的工作水平，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建思想。(www.xing528.com)

回顾历史，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1918年筹建党的时候，毛泽东和蔡和森就讨论“建立一个怎样的党”，认定党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根据，发展“真同志”做党员，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1915年5月，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当时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党成立前后，在思想界还进行了关于“问题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这说明，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接受了列宁的建党思想，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建设军队和建设党的重要论断。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的经验，先后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为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在领导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民族战争中得到空前发展、壮大和成熟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用之于中国党的建设实践，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党内斗争》、《我的修养要则》等一系列党建论著。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毛泽东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报告和文献，刘少奇作的《论党》，进一步总结了党建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延安整风，本身就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为着夺取全国胜利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等论著，阐发了党的组织制度建设的理论。特别是预见到民主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将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及时指明了执政党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两个“保持”、四个“防止”和警惕资产阶级糖弹袭击的著名论断。1951年3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会议并且制定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邓小平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使其成为执政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一切，中心是解决了在执政党条件下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正是由于党建理论的先导作用，全党广大同志以清醒的头脑抵制各种腐蚀污染，经受住执政党的考验，保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纯洁性。在新的时期，我们党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建理论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思想。

凡此说明，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实践证明，对于一个党来说，理论上是否成熟，是检验这个党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面临繁重任务，需要我们重视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党建理论的好传统，总结党的建设的新经验，解决党的建设的新课题，并在实践中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新时期党建理论的研究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党的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

（原载《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