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利欲熏心、见钱眼开、贪污公款、受贿索贿、量钱办事、贪赃枉法、贪得无厌、捞取不义之财，终至纷纷落马，身陷囹圄，甚至走上不归路。2000年3月8日，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处决，成为第一个因为腐败走上断头台的省部级高官；2000年9月14日，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执行死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处决的职位最高的腐败分子。此后又有慕绥新、李纪周、李嘉廷等被判处死缓。考察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大多数涉案金额巨大，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远华案件涉案资金达数百亿。尽管这种现象就全党而言，还属极少数，但覆盖面之广，危害力之大，超乎想象，触目惊心。实践告诉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经受得起金钱的考验，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就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在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里，货币具有重要作用。没有货币作为通货，经济事业无法运转发展，整个社会就乱了套。我们的衣食住行，哪怕寄一封信，买一份报纸，都离不开钱。截至目前，世间还没有一样东西比金钱更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文革”时，“四人帮”推行禁欲主义，把贫穷当作社会主义的旗帜。一些不清醒的同志就宣扬“把钱批臭”。其实，金钱本身是没有臭味的。问题在于取得金钱的经济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金钱，就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也一起否定了。因此，不要在金钱与丑恶之间画等号。
当然，正因为货币的通货作用，金钱是生活之必需，甚至还是贫富的重要标志，就容易产生视钱为神，以为钱能通神的拜金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事业迅猛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了。利益驱动和无情竞争激活了生产力，却引发了社会的物化倾向。在某些领域，社会的精神文明似乎在走下坡路，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严重失衡。金钱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却又扭曲了不少人的心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似乎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视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把伟大的理论、雄伟的抱负、高尚的人格、忠贞的爱情，统统淹没在利己主义的污水之中，使之蒙上一层铜臭。金钱这个身外之物，竟以巨大的能量支配控制了人的自身。身外之物扭曲了身内的灵魂。当我们挣脱了“文革”精神枷锁以后，却又面临代之而起的金钱枷锁的危险。其实，金钱并不是万能的。金钱不仅不能买到道德、良心、人格、廉耻，反而有可能使一些人丧失这些人生最高贵的东西。金钱是一面镜子，它让人性中的善恶变得裸露；金钱又像一张大银幕，每个人都会在那上面映示。人生在世离不开金钱，但金钱又有很大的局限，甚至有可能给人们带来祸害。所谓“金钱万能”、“一切向钱看”之说，只能是误导人生。
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就要警惕金钱的陷阱。金钱作为一种无知无欲的通货，却可以维系社会生活，给人生带来福祉或祸害。那些不法商贾和别有用心之徒，就会用“钱弹”作武器，俘虏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权钱交换，以售其奸。湖北一名犯罪商人在供词中坦言，“用我的钱买他的权，用他的权为我赚钱”。那些因堕入金钱陷阱而受到惩处的贪官大概都有这样的感受，收了一笔不可告人的钱财，虽然开始可能很惬意，不久就会发现，后面紧跟着就有一连串的付出，要承担没完没了的“义务”。收了钱其实是授人以柄，给自己的脖子套上绞索。在行贿者的钱局中，领导干部不过是他们过河的一块垫脚石，是打开国库的一把钥匙。虽然这些行贿者在“意思意思”时态度那么谦卑恭顺，言词那么娓娓动听，但在他们的内心中你并没有多大分量。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你一旦接受了不义之财，那么你们就成了狼狈为奸的同伙，甚至更为国法所不容的是你。一个党员干部堕入金钱陷阱，在出卖权力的同时，也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这正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人的异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拜金主义的核心就是人自动放弃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由金钱来控制，以金钱或物质利益的特性为自己的特性。这时候，人已经成为“非人”，成了金钱的奴隶。掌握重权实柄的党员干部一旦被拜金主义搞成“人的异化”，为钱舍命，铤而走险，就成了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蠹虫”，“盗窃国库的明星”（列宁语）。由此造成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的损失往往超过贪官所得千万倍。如果这种腐朽现象蔓延，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古典名著《红楼梦》有句名言，“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贪官，沿着“钱”的道路前进，到头来绝路一条。汉代邓通，皇帝赐给他铜山，批准他铸钱，应当说是一个最有钱的人了，可是此公最后还是饿死了。宋代蔡京，明代严嵩，清代和珅，此三君都是历史上的弄钱大家，钱多得不可胜数，最后不得善终。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李嘉廷、刘方仁之流，不过是步他们的后尘，统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干部，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金钱陷阱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要认识到行贿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在思想深处需要预设堤防。但真正的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足以战胜“钱弹”袭击。(www.xing528.com)
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还要处理好当“官”与发财的关系。“廉者，政之本也。”我们历来把当“官”定格在“公”字上，要立公心，讲公正，做公仆。这是共产党的宗旨和人民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当“官”不能图发财，这是共产党人的规矩，也应该是领导干部做人的准则。抗日名将吉鸿昌生前把刻制了警句“做官即不许发财”的茶碗赠给部下，告诫部属要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方志敏写的《清贫》，记述着他被俘的那天，两个国民党兵想从他身上搜出一些大洋，或者是金手镯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他们从方志敏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搜到袜底，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来。两个士兵不相信，“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又细搜了一遍，还是没有新的发现。方志敏自述，在革命生涯中，“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用于革命事业”。有一次，孔繁森为一项建筑工程主持投标。他的一位老乡带了金钱去意思意思，被孔繁森明确拒绝。孔繁森说，我们都不要失去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你做老板，最珍贵的是金钱；我当干部，最珍贵的是清廉。我如果收下你的钱，那么我们最珍贵的东西都失去了，这多么不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列里，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党员干部清正廉洁，总体上讲，就是捍卫了党的纯洁性。有人以为，“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似乎手上有权，谋点私利，在所难免。我们从当官者清廉的业绩中可见，“难免论”是站不住脚的。有的同志看到社会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眼红心跳，盲目攀比，觉得自己吃了亏，图谋以权敛财。诚然，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但这必须依靠劳动致富，依靠智慧致富。当官的若依靠手中的权力去致富，属以公权谋私利，是决不允许的。我们要警惕堕入金钱陷阱，并不是否定党员干部的正当收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一要合理，二要合法。至于那些巧取豪夺，什么钱都去捞它一把，整天思想“在钱孔中坐地”，那是万万要不得的。相对而言，共产党人应该淡化金钱意识，深化奉献意识和公仆意识，正确把握人生尺度，不为金钱所累，更不要钱迷心窍。真正的生活需要删繁就简。摒除那些不必要的身外之物，舍弃那些繁杂的处世“规则”，不为物欲所牵累，不为虚浮所困扰，让自己活得简朴，活得单纯，进入那种从容自如、恬淡清明的意境，去获取常人所难有的更高层次的充实和丰富。
领导干部要经得起金钱的考验，就要以身垂范，自觉律己。一是要立身固本。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用正确的思想驾驭灵魂，才能使我们在各种腐蚀面前立于不败之地。二是要防微杜渐。“小者大之源，轻者重之端。”同私心作斗争，就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变化往往从小处开始，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因此，要切实遵行党所规定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磨炼自己耐得住艰苦，顶得住歪理，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三是要营造一个清正廉洁的家庭环境氛围，防止自己的家庭成为“权钱交易所”。家有“廉内助”，乃人生之大幸。但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贪内助”。在许多受贿案中，由妻子、儿女等亲属收受的礼品礼金占了相当一部分。而许多人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走“曲线送礼”之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要有排除家庭内外不正之风的能力，此举会有阻抗，其实是一种新时期的新战斗。四是要注重正反典型教育，确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要用成克杰、胡长清等反面教材和本地区、本单位查处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警钟长鸣。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6月在中央党校时，曾以原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为例，语重心长地告诫高级干部“要留清白在人间”，再次给全党敲响了警钟。自然，在私欲走向反面的时候，仅靠人的觉悟不能阻止其蜕变。如果权无制约，官无监督，就不能保证使权力为人民服务，而且有可能被滥用。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迁就姑息，在某种意义上讲，比违法乱纪本身危害还大。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其实是爱护干部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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