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既要反对国粹主义，也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我们在探讨党的建设的文化环境，为党的建设提供文化养料的问题上，同样要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既要反对国粹主义，也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国粹主义，也即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它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排斥西方文化，这对国家的富强和党的建设极为不利。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中西文化最好的结合点，是结合的范例。按着国粹主义的逻辑，一概排斥外来文化，包括马列主义，那我们共产党的建立就没有思想基础了。回溯历史，大凡我们国家强盛时，总是魄力宏大，勇于吸收外来文化作为营养的。如汉唐时代对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大秦文化的吸取，明代和清初对西方天文历法的吸取，都使中国文化愈益丰富发展，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气魄和博大精神。由此可见，排斥西方文明的国粹主义是不可取的。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不是要搞复古主义。把传统文化当作国粹来全盘接受，这些人讲传统文化，实在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持此论者虽不多，但作为一种倾向，却是应该警惕的。

毛泽东极端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对西方文化也并不忽视。他认为“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他说：“观中国史，当注意西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因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和文章。如1912年下半年，他退学后住在长沙，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刻苦自学，先后研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在听杨昌济讲“修身”课期间，在作为教材的泡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上，写下了约一万五千字的批注，而且画了圈点等多种符号，其学习西方文化之认真可见一斑。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见，毛泽东正是在认真研读西方文化书籍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作为西方文化最高成果的马克思主义的。

同封建文化比较起来，西方文化产生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有先进的东西。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它基本上是否定排斥的，很少肯定它有合理的成分，对有可借鉴之处也缺少研究和介绍。这样就封闭了自己的思想，缩小了民族文化吸收营养的渠道。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作为人类文化最精华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恰恰产生于西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封闭的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不断吸收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交往日益广泛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封闭性的。如果中国文化是封闭性的，那就不会有今天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其中就包含不少外来文化。(www.xing528.com)

当然，西方文化，也包括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我们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毛泽东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的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又一次明确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这就提出了对待一切外国思想文化的根本原则。在实践上，毛泽东把“东西文明会合问题”作为《问题研究会章程》的内容之一，在研究时“注意中西之比较”。毛泽东认为，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未必尽是”，都需要在研讨和实践中加以“改造”。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包含着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意义。如果我们对西方舶来的东西不分良莠，把先进有用的东西同腐朽有害的东西一起引进来，那西方腐朽的东西就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东西相结合，形成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滩上曾经出现过的流氓阿飞那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怪物，以及那种说不上文化的庸俗文化。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民主科学的精神，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用成分，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造就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新的文化环境。那种对中西文化优秀成分一窍不通的共产党员，绝不是新时代的好党员，是同改革开放的任务不相称的。在这方面，我们党也是有教训的。1956年苏共二十二大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曾经显示出一种开放的势头。但那不过是昙花一现。紧接着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这一系列向“左”转的运动，后来把国门关得更紧了，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独自摸索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自此以后，毛泽东思想被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顶峰的标志。它的实质，在经济上是粗陋的平均主义，政治上是封建集权主义，文化上是自我封闭和个人迷信，“文化大革命”则是它的实践方式。“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用信仰主义代替了理论思维，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文化大革命”是五四传统的反动，是对一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否定。除了林彪、“四人帮”的蓄意破坏而外，就我们队伍内部总结教训而言，则是自以为前进，实际却大倒退了，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当然，我们更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即“全盘西化”之类的论调。“全盘西化”从早期的容闳、王韬、严复，到二三十年代的胡适、陈序经，再到当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大体呈现出“西方化”思潮的发展脉络。如果说早期的中国人主张欧化还算是一种行不通的救国方案，那么在中国早已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今天谁还要搞“全盘西化”，那就是要把历史倒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虚无主义大的泛滥可以说有两次。一次是十年“文革”，它以极“左”的革命形式出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所谓“破四旧”），其实也否定世界上一切文化传统；另一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以“革新”的名义来否定传统文化。1981年前后，在中国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片面亵渎民族文化传统的现象，倡导横向移植，排斥纵向继承。只是应者寥寥，成不了气候。但是在长期错误舆论导向的影响下，这一思潮得到蔓延。前几年流行于西方的韦伯等人的理论观点，又为民族文化无虚主义的复出提供了理论武器。到1986年便形成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狂飙，甚至连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也遭到嘲弄。《河殇》，便是这思潮的怪胎。这一思潮，用反传统反现实，从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尤其在一些经世未久、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广大青年学生中造成了各种思想混乱，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涣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依据，以至出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上述这两次民族虚无主义，尽管打的旗号不同，但在方法论上都属于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包括文化在内，似乎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绝对的坏。要建设新文化，就必须抛弃旧的一切。要创造明天，就必须割断昨天，割断历史。这种建立在陈旧的思维定式之上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理论，就为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进行无硝烟战争大开方便之门。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重要形式。西方敌对势力为此正在加紧意识形态的渗透。他们通过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活动，传布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生活方式，散布社会主义危机论、失败论，煽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不满和敌对情绪；他们特别重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熏陶”，下本钱培育“亲西方的下一代”，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邓小平指出：“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正是有效抵制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精神力量，使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欧出现的逆转不致在中国重演。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了很有特色的中华文化，其影响远被于东亚地区，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在历史上曾经对欧洲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样的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煊赫作用的中国文化，难道没有肯定的积极内容吗？“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化民族”的错误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旧中国有人做过，中国过去是吃了大亏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像王明那样教条主义地搬到中国来，事实也证明行不通，而只有经过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民族形式，才能在中国起作用。要兴党兴国，振兴中华，就必须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之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河殇》把民族传统视作垃圾，视作“负罪感”和“巨大的历史包袱”，必欲弃之而后快，只能说明它已丧失了起码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近几年来，在我国文化战线上，围绕着民族文化问题的论争，实质上包含着重大的思想政治斗争。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的一部分。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文化精英”，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成了“动乱精英”。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不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我们要抵御形形色色的“工业社会病毒”的侵害，除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外，还应该注意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目前，一些国家兴起的“东方文明回归热”，对我们应该有所启迪。在与西方文化打交道的四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正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指出：“我们坚决摒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摒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但是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的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便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