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剔除糟粕吸取精华

正像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两重性。它的精华和糟粕、优点和缺点、正面和负面，并非分别放置可以简易取舍，而是杂糅在一起难解难分的。从语义学上看，文化是中性词，它本身并不表示先进和落后；而文明是褒义词，它与野蛮相对立。因此，要分辨传统文化中的优劣，关键在于鉴别。离开鉴别，就有错把枷锁当作花环欣然接受的危险；有了鉴别，就会使传统文化的老树开出现代化的新葩。要鉴别，就要有科学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自然也是我们驾驭传统文化的锐利武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成为党的建设的民族营养。用马克思主义来鉴别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也就把传统文化提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

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著中，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这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集中表现。论著指出：“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选集》第700—701页）这就是说：第一，对灿烂的古代文化，必须加以清理；第二，清理的原则，是将古代文化区分为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华两个部分，然后剔除前者吸收后者，绝对不能兼收并蓄；第三，吸收古代文化精华的目的，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

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封建性糟粕和吸收民主性精华的思想，在理论上同列宁关于“一个民族有两种文化”（认为每一民族中都具有两种文化，既有陈腐的文化，也有进步的文化）的理论一脉相承，在实践上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任何一次大的革命或变革，无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只是由于对待传统文化的阶级立场和观点方法不同，其结果也不同而已。太平天国是从反叛传统开始的，它从西方基督文化中借来了颇带平等意味的“皇上帝”观念，并且直接跟孔孟之道对立起来，表现出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势。太平天国同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一样，农民阶级的狭隘意识，使他们不善于从传统以致敌对阶级中吸取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往往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肆意破坏。然而当太平天国借助“皇上帝”抨击中国传统的时候，他们是用中国农民所特有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来加以改造的。这样，当太平天国不自觉地涉及文化重建课题的时候，就在实质上按照传统文化的模式来行动。太平天国最后终于走上封建专制主义的结局证明，他们从反对传统出发，而又走回传统的文化重建努力是悲剧性的。洋务运动主张“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企图以技术武器来重振国威。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巩固封建体制，所以洋务运动是圈在封建框子里进行的。这种走向现代化的表层文章很快在甲午战争中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毁于一旦。戊戌变法注意到了广义上的文化启蒙，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设学堂，编译著作，掀起了一个很有声势的宣传运动，为变法维新大造舆论，但在具体模式的选择上却固执地维护帝制而脱离民众。这种小触动封建根基的维新改良，也为掌握统治实权的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所不容，结果也是昙花一现。孙中山将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相结合，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也敌不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力量。蒋介石国民党的新军阀统治，它在文化重建的含义上实际上是将传统文化中诸如专制和集权、宗法和伦理以及道德本位等保守方面与欧美文化的自由平等之形式相结合，结果是逆民心悖时代，只好败退到孤岛上去。历史告诉我们，农民阶级、买办阶级都不能正确处理自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们特定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决定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正确的取与舍。

中国共产党人的高明之处，就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传统文化进行剔除和吸取、批判和继承。譬如，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例。

知行统一观。在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史上，有着知行结合的悠久源流。第一个重视知行相结合的人是孔子。他在《论语》中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言论。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作为先秦唯物主义集大成者的荀子，不仅从正面阐述了知行结合的观点，而且还批判了知行分离论。他把“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即知行结合的人叫作“国宝”，把“口言善，身行恶”，即知行脱离的人叫作“国妖”；主张“治国者敬其宝”、“除其妖”（《荀子·大略》）。东汉时期的王充，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知行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提出了“博通能用”的观点，“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论衡·超奇》）。宋朝以后，对知行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讨论，讨论涉及知行的先后、难易、分合、轻重等广泛的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朱熹的“知先行后”、“行重知轻”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王夫之的“行先知后”、“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说。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为知行关系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料。特别是王夫之的知行结合论，肯定知来源于行，又复归于行。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发展的最大成果。综上所述，就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在写《实践论》标题的时候，特别加上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绝非是偶然的，而正是为了说明其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当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能动的反映论在党风建设的反映。这是由我党的指导思想所决定的。它的理论来源，首先是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但不可否认，它与中国历史上的知行观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古代，实事求是原是一句成语，最早出现在《汉书·河间献王传》里，原意是指河间献王刘德在做学问时注意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真实的结论来。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实事求是”一词的内容作了改造，赋予其新意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样，就把“实事求是”提高到共产党人所必须具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民”的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对它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就发展成为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孔子提出了“爱人”、“重民”的口号，把作为自己思想核心的“仁”定义为“爱人”（《论语·颜渊》），认为国家应重视四样东西，而其首者是“重民”（《论语·尧日》）。荀子在记述鲁哀公与孔子的一段话中，记有这样一段：“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这样明确肯定人民的作用，在当时是很新颖的，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那里，“民本”思想达到了旧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说：“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中山全书》第4卷第4页）由此，他得出结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选集》第82页）由此可见，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于人民及其历史作用有不少合理的见解，成为毛泽东提出“和最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思想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毛泽东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古代“民本”思想，对其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所持有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www.xing528.com)

自我批评思想。毛泽东在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倡导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熟知的有益的格言。他引用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本出于《诗经大序》，原文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是古人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倡导自我批评的人，他主张“君子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认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在道德修养中，他主张“君子必自反”（《孟子·离娄下》）。他举子路闻过则喜、夏禹闻善言则拜谢、虞舜虚心学习别人长处为例，激励人们“过则改之”。孟子认为，人犯错误是难免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都是对孔子“厚于责己”思想的发展。中国古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从孔子开始自觉提出后，经过孟子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进行道德修养的重要原则。不少思想家在践履其基本原则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如北宋文学家苏轼留下了这样的名言：“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行，其所欲用，虽其亲爱可也。”（《策略第三》）前述毛泽东引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本于此。我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对这个优良传统进行扬弃和提炼，使之更加发扬光大的。

由上可见，党的三大作风既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我党实际经验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根据党的建设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结晶。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兼容并包精神、群体意识、尊师重教等等，对党的建设，对马列主义学说民族化，也都有积极意义。凡此，都是党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用之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成功。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自身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上也是有教训的。我们长期以来否定传统过多，忽视传统文化的教育。五四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强调打碎旧世界，与传统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十年发展到极端，“横扫一切”从“左”的方面否定了传统。近十多年来，又有人不要古代传统，也不要近现代革命传统，它又从右的方面否定了传统。此外，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只重视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政治思想教育，而忽略了用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培养人们的优秀品德，结果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因缺乏文化传统的根基而不能持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是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一个内在原因。

其实，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并不以某个阶级或个人的态度而改变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不到80年，一切都已恢复，并使儒家上升为“独尊”的地位。汉武帝同时“罢黜”的百家，事实上也被后代继承下来了。从公元438年到846年的4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三次大的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俗称“三武”灭佛），佛教不仅没有被消灭，却从唐以后走向了发展的道路。总之，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创造的文化财富，其优秀部分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而属于全人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作为现代或未来文明社会人际关系的规范，是可以共同享用的。佛教产生于南亚次大陆，却能在中国扎根，并发展成为“禅宗”。现代西方世界有人认为“禅”解决了他们的人生问题。《易》学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到现代却对西方的管理科学产生了影响。中国的京剧更是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1987年，美国的乔治亚州作出决定，每年的2月22日为“中国京剧日”。同样道理，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却可以在中国扎根、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可以有两方面贡献的。一方面，是我们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另一方面，便是把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输入到马克思主义这个人类文明的总宝库中。这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必需的。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鉴别，批判地继承，是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