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华丁文集

传统文化是特定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它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地形成的。我们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延续下来的国家。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影响深远。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蔚为奇观，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无限瑰丽的文化遗产，孕育着一代又一代有作为的中华儿女，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它不仅造就了屈原、李白、杜甫、柳宗元、苏轼等名垂千古的大文豪，而且造就了岳飞、文天祥、于谦、郑成功、洪秀全、孙中山等杰出的人物，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每当民族存亡的危险关头，都会出现一批为救亡图存、慷慨献身的志士仁人，正是这种对自己历史传统的至深情感，使他们能不惜牺牲一切为之奋斗。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维系中华民族生存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生着积极的影响。

譬如，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就提供了积极的精神养料。孔子的“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大丈夫也”，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诸葛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企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认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精辟之论，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讲话和书信中经常引用，并把它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严格要求，有的传统格言已被提到一个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来认识。刘少奇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认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除了这种最伟大的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之外，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更崇高的道德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34页）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紧密相连的。(www.xing528.com)

自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和以家族孝悌相联系的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因而它既有顽强的生命力，韧性、适应性很强，同时又有巨大的保守性，因循的惯力很大。譬如，家长制这种统治方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党内屡次出现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民主生活不正常，就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关。这些积弊为何如此顽固，都可以在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寻找出其积淀的历史渊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为个人迷信和家长制冠上了神圣的光圈；“刑不上大夫”，则成为几千年来特权者手中的武器。检审这些历史的沉渣，对于抹掉它们给现实投射的暗影，会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发展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削弱了，集体领导没有了，正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民族文化传统中种种消极因素像色彩斑斓的毒菌一样冒了出来，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说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对党的影响是何等严重。据报载，浙江省苍南县一个农民控告县政府侵权，开庭前，为县长（法定代表人）是否出庭应诉，县政府的领导班子曾两次开会研究。表决结果是不同意县长作为被告出庭。其原因除了法制观念不强之外，重要的还是陈腐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官贵民贱”、“官尊民卑”的遗毒还残留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环境，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统治下形成的社会心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从大文化的观念看，它们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些思想观念是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信息观念不一致的，对改革开放起了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