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证明，实现国共合作的过程，也是国共双方统一内部思想，克服不利于合作的消极因素的过程。如我党建党初期，就克服了一些党员以为“孙中山与其他封建军阀是一丘之貉”的错误思想，党的三大前后又批评了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和马林、陈独秀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的错误思想。在国民党内，孙中山、廖仲恺等也制止了党内右派分子破坏国民党改组，阻挠国共合作的行为。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提出《弹劾共产案》，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阴谋，反对孙中山的容纳共产党的政策。孙中山当即批驳“切不可疑神疑鬼”。在国民党一大上，方瑞麟等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又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共产党员李大钊当场发言回击，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和大多数代表都支持李的意见，使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正式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共产党内克服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关门主义策略路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国民党内也克服了各种消极因素对国共合作的阻挠。1937年初，国民党筹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致电该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响应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倡议，批评了汪精卫坚持“剿共”的方针，使这次全会成为国民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开始。
现在，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也有必要消除各自党内不利于合作的消极因素。在我们党内，要解决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缺乏信心、消极等待的思想，对斗争认识不足，以为轻而易举的思想；在台湾方面，这种消极因素，表现在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敌对立场，“台独”势力的逆向活动，民众对合作统一的心理障碍，以及在本土化政策下产生的第二代政治精英受台湾意识、西方思想、恐共心理的影响所形成的复杂心理。如果国民党内的积极因素不压倒消极因素，两党合作的实现和坚持是不可能的。现在台湾当局推行的所谓“弹性外交”，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是不会有前途的，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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